汉代经学之争

两汉学术标帜经学。经有数经,各经异解;学分个古,二派异说。今文经学,内存数家;古文经学,亦有歧义。而汉代经学独尊,设立学官,诱以利禄,经学纷争,自然而生。汉代经学之争,依纷争的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汉武帝到汉元帝时,主要是今文经学内部之争;其二是从汉哀帝到东汉末年,主要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的内部之争既刺激了今文经学的发展,又给古文经学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则促进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融合。因此,从汉代经学纷争中,可以探寻到汉代经学演进的某种轨迹。…     

齐文化与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

齐文化在汇入中国传统文化“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之中后,以新的形式和形态继续向前发展。齐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整合之后的流变之一是与秦汉时期的经学合流,形成了齐派经学。本文就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的历史背景、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的概况以及齐文化对今古文之争的影响等方面试作论述。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再认识——从经学史的分派谈起

中国经学史上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但以前学术界将二者之间的分歧夸大了,如前辈学者周予同先生所列诸多内容虽然看似泾渭分明,但多似是而非之论,今天有重新认识和纠正的必要。就今、古文经的传承谱系而言,基本上都只可考到汉初。两汉今、古文经学之分,始于经传文字内容或版本、文本的不同,后来演变为两种不同学风或研究进路上的差异。今文经学往往采取"政治义理学"的诠释或研究进路,追求的是"通经致用";古文经学通常采取"历史考证学"的进路,追求的是"实事求是"。     

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

东汉末年 ,经今古文的融合已是经学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 ,在融合经今古文时 ,掺杂谶纬并且解经烦琐。王肃经学作为魏晋经学的代表 ,直接师承于荆州学派。荆州学派和王肃继续沿着“郑学”融合经今古文的道路前进 ,但却坚决反谶纬 ,解经尚简约。正是站在这一角度 ,可以说荆州学派和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     

为学重《仪礼》与为术重《周礼》——扬雄与王莽古文经学

扬雄与王莽的思想史纠葛集中在<剧秦美新>一文.围绕它,后人产生了扬雄是"仕莽"还是"刺莽"的争议,至今"贬扬派"和"褒扬派"对扬雄"定罪"与"平反"的笔墨战依然没有定论.如果把研究视域拓展到西汉末年今古文转向的大背景中,探究扬雄与王莽古文经学的差异,就会发现扬雄的"好古乐道"、"反对伪诈"、"注重<仪礼>"与王莽的"托...     

简论郑学与王学的异同

<正> 汉魏之际,儒学又发生分化,其中的一派好讲义理,并且与老庄道家思想合流,形成新兴的玄学思潮。另一派则致力于经学内部的改造,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这两大经学派别合为一家,这就是“郑学”的出现。郑学,是东汉末年郑玄所创立的经学学派,郑玄(约108—201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世称“后郑”,以便同郑兴、郑众父子相区别。早年曾入太学学今文《易》和《公羊春秋》,又向东郡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左传》、《周官》等古文经,最后又西入关中,向马融学古文经。东汉桓帝至灵帝年间,发生了党锢事件,郑     

谶纬与古文经学关系之再检讨——以刘歆为中心

从思想内容来看,谶纬与今文经学关系更为密切,而其与古文经学的关系则给人以相互敌对的印象。其实,谶纬与古文经学的关系非常复杂。在东汉之前,古文经师对于谶纬基本上持赞同态度,在思想上还影响了谶纬,如刘歆的很多思想在谶纬中都有体现。王莽一方面利用"符命"和谶纬为自己篡夺政权积极制造舆论,另一方面在政治改制上则主要依靠古文经学。到了东汉,谶纬取得了"国宪"的地位,虽然遭到一些古文经师的批评,但由于其不可置疑的地位,古文经师也积极从图谶中寻找资源以争取上层的认可。     

近代经学的形式和内容

近代经学以复古的形式表达创新的内容。形式和内容的矛盾与统一,尤其突出了它的时代特征。仅就形式而言,近代经学继乾嘉时期复东汉之古以后,先是复西汉今文之古,继而复先秦诸子之古,最终又转向金石之学而复殷商之古。此时的经学大师又多承乾嘉请老之遗韵,也以考据、小学为治经之途。因此,近代经学在形式上表现为各种学派并存、交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大致说包括有：今文经学的崛起,乾嘉考据之学的发展。诸子之学的复活与优劣异同的比较;理学趋于汉家兼容而从旁路摸入以及考古学的勃兴。一、今文经学的崛起近代经学从形式到内容最显…     

稷下争鸣与经学一统

稷下学宫中的百家争鸣是齐文化尊贤重士传统的产物,而经学则是汉武帝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两汉时期的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其中今文经学被汉王朝立为官学,设博士,置弟子员,优秀者可以依次入仕做官,经学借着政治的力量得到广泛传播,直接将经文与现实政治相结合,讲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从而形成了学风活泼、议论合时的风格。经学在的形成过程中,无论是从经学大师的“参政”、“议政”,还是从经学的内容与学术特点来看,都与稷下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蜀汉经学之嬗变——与两汉蜀地本土经学传统相比较

与两汉蜀地本土经学传统相比,蜀汉经学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嬗变。从理论形态上看,由今文经为主转向以古文经为基础的兼容今古文;从学术传承上看,师承之外兼重家学;从著述讲授上看,在继承本土经学长于《韩诗》、《礼》学的基础上,较少以谶纬灾异解经。嬗变之后的蜀汉经学虽与魏吴尤其是曹魏相比仍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对此后的蜀地经学史却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蜀汉经学家及经学著作考论

全面考察蜀汉经学家及其著作是研究蜀汉经学走向的重要依据。通过考察,蜀汉经学的特点可综括为三:从理论形态上看,以古文经为基础的兼容今古文是蜀汉经学发展大势;从学术传承上看,师承之外兼重家学;从著述讲授上看,由重阴阳灾异转为较少以谶纬灾异解经。蜀汉经学是在渐变中求发展,但与魏吴尤其是曹魏相比仍有一定的滞后性及局限性。     

郑玄注《仪礼》形讹古文新证九则

《仪礼》有今古文之分,郑玄注《仪礼》时兼采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郑注中这些古文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古文经的一些重要线索,所以前修时贤对此均较为重视。本文主要是利用当今所见出土文献材料,着重对郑玄注《仪礼》九则形讹古文作一新证,重点对这类古文讹混的时代层次做了考察,文末还顺带对郑玄注《仪礼》时所据古文本的真实面貌作一补述。     

清末关中今文经学家刘古愚

清末关中今文经学家刘古愚刘宝才兴起于西汉的儒家今文经者,早在东汉时就与古文经学混合,魏晋以下无所发展,成为绝学近两千年。至清代,始有庄存与开创的常州学派,着力阐发《春秋公羊传》之微言大义,促成今文经学复兴。清末维新变法运动领袖康有为,则是清代今文经学...     

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

顾炎武素称清代经学之祖,他在明朝衰亡、理学颓废之时,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倡导以经学实证理学,反对以臆说空衍义理。其经学会通今古,兼采汉宋,不蹈一家门户,超迈森严壁垒,以“通学”名于一世。顾氏治经主张遵从经文,不废传注,稽古右文,平易说经,以还原儒家经典原貌,重构古代圣人本义。其治经之旨,则强调通经致用,经术当以经世,反对皓首穷经,泥古不知论今。顾氏之经学,上矫宋明理学末流,下启清代朴学先路,对有清一代三百年的经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关于清代今文经学的几个问题

经学,即以儒家所崇奉的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严格地说,它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开始起步的。到西汉末,还出现了经今、古文之学。此后,每一个统一的、统治时间又较长的朝代,无例外地都崇儒尊经,而且给以法典化。由满洲爱新觉罗氏建立的清朝。在经学史上虽属殿后,却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汉学(古文经学)、宋学、尤其是汉学的进展,趋于鼎盛;而且,被冷落了一千五百年的今文经学,又恢复了生命力。     

今、帛、竹书《周易》与今、古文问题

帛书及楚竹书、阜阳汉简<周易>的面世,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周易>经文的研究视野.东汉熹平间,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以熹平石经作为今文标准本,熹平石经遂成为后人研究、界定汉代经今、古文的重要依据.然今以帛<易>考之,汉初人们以隶字抄书,并无严格的今、古文区分,故熹平石经作为分辨汉人今、古文的权威,只是为平息当时的今、古文之争.汉唐人以自己所见之有限的古文本而定其"古文某作×",今以竹书校之,方知其所见之古文本及其古文字,与战国竹书古文本多有不同.而由今本与竹书本多有相同相通者考之,知今本确为古文本无疑.随着帛<易>的出土,有本师传授的今文<易>在亡佚千余年后又重现于世,对弄清<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一些疑难卦爻辞原旨,厘清汉人今、古文经学的发展与演变,无疑有重大的借鉴与帮助.     

《民功篇》无今文经学观念论

房德邻认为《民功篇》有今文经学,但其提出的三个新论点都不能成立。《民功篇》关于改革社会制度的思想,确与龚自珍的"自改革"相近,但由此推不出就是今文经学的结论;《民功篇》确有对上古怀疑的只言片语,但总体肯定上古帝王功绩,而与《孔子改制考》的"上古茫昧不可考"观念根本不同;《民功篇》确有将中国自秦代以后的政治黑暗归结为"经义不明"之义,但并没有否定古文经学之义。     

汉新羲和官设置考——兼论王莽官制改革中的今、古文经

汉平帝初置羲和官,新莽时期羲和由太史官变为九卿之一。从羲和官职的变迁可以发现王莽试图把羲和纳入周礼六官体系,但其中也有对现实的妥协。王莽改制参用今、古文经,其原因一方面与王莽个人所受今、古文经学教育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今文经在汉新时的学术地位有关,王莽试图争取今文经学家的支持。     

论王国维经学研究的现代学术品格——以《魏石经考》为例

王国维撰《魏石经考》等文,使经学研究具有了现代学术的品性与格局。他在书信和论文中的推论与结语,表明其研究已非传统的训释文字、订补文献之阙,而是以汉魏石经为切入点来探寻中古学术史与思想史的断裂之处,因具有知识考古学的性质而呈现出新面貌。他通过考证汉石经以一家为本、兼刻诸家异字,推论东汉求同存异之学风,揭橥东汉民间古学与官学论衡的历史图景,论证《魏石经》古文源自孔壁,揭示出汉魏之际经多转写、字指学兴起以及学术"竞技规则"的转变。王国维早年研习译介叔本华论著,其西学渊源表现出消化西方哲学的东方效应,然其于具体论证又不自觉地回到传统的延续性思考,反映了他对传统文化的信仰与固守。     

王安石的经学观与经学解释学

本文探讨王安石对经书、经学的总体看法及其经学解释方法。王安石认为,经书是古代圣王之政的记载,经学则是古代圣王教化百姓、修身治国的有效工具。孔、孟儒学是古代圣王时代经学的继述者,而汉唐儒学却拘泥于章句传注,未能得到经书中的圣王之道,他希望通过自已的新经学来经世治民,使古代圣王时代的理想政治再现于北宋王朝。在处理经书解释中的心与理、古与今、理与事、言与意关系基础上,王安石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经学解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