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子思思想的几点比较

由于郭店楚简的出土，使得孔子与孟子思想之间的发展脉络逐渐清晰起来，而郭店竹简中的《五行》篇可以被认为是子思或其弟子的作品，因此，通过对《论语》和《五行》篇的比较可以看出子思对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发展与变革。一，从“近取譬”到条理化。孔子不追求建立一个模式化的理论体系来阐发其思想，而是相当的灵活，比如《论语》对于“仁”的解释就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他经常采用“近取譬”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观点。而到子思所处的战国时代，个人著述成为风尚，理论水平也有所提高，因此，孔子提出的许多伦理观点日渐条理化，《五行》…     

《论语》"思无邪"与孔子的诗教思想

《论语》各篇材料看似任意罗列,仿佛没有任何秩序,其实不然。孔子评论《诗经》日“思无邪”,该章被编排在《为政》篇的第二章,十分耐人寻味。实际上,“思无邪”被排在这样的位置,也影响到了人们对《论语》的认识。其实,《为政》篇以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为主旨,孔子《诗》教思想的本质是“政教”,从新出土的上博竹书《诗论》便可以看出孔子《诗》教思想的“德教”内涵,从而可以更准确地理解“思无邪”的含义,也可加深我们对《论语》内在结构的认识。     

《论语》社会学读解四题

《论语》是一部社会学理论底蕴丰厚的著作。作为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孔子曾对社会、文化与人生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过广泛而深刻的思考，这些思考的成果以零散命题和片段语录的形式结集于《论语》中。中文所论列的“性习之辨”、“文质之论”、“忠恕之道”、“士与君子”集中表达了孔子对人的二重性、人的社会化、社会互动交往及社会角色建设等社会学课题的独到见解，是《论语》社会学理论的荦荦大端。它们展现了《论语》社会学理论架构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学思想的独特风貌。     

《论语》“君子有三畏”章新释

从故训材料看，从《论语》一书的语言内证看，特别是从孔子的思想性格看，《论语·季氏》篇“君子有三畏”章的诸“畏”字只能训为“敬”，训为“敬重”，而不能训为㈠惧”。即便训为“既敬且惧”或“由敬生畏”，也必然会歪曲孔子的思想。     

《论语》书名新解——兼与敖晶先生商榷

《论语》之“论”作“伦理”解、圆通解、“选择”解、“讨论编次”解、“编纂”解都是不对的,而应当作“议”解。许慎《说文解字》释“论”为“议”。《论语》、《孔子家语》、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和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论”也应释为“议”。《论语》之“论”的动作实施者肯定是孔子,而不是此书之编者。与《论语》相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中也出现了许许多多作“议”解的“论”字,“语”具有“言说”和“辩论”之义。《论语》书名之义就是:孔子的言论及其与弟子的辩论。     

“虑以下人”与基督的谦卑——从理雅各对“虑以下人”的译解谈起

处于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之交叉点上的理雅各译解蕴藏“儒耶对话”的丰富资源和重要意义.理雅各以“humble”翻译《论语·颜渊篇》第二十五章“虑以下人”中的“下”时,便是有意识地将孔子此语对应于基督宗教思想中的“谦卑”,从而在《论语》和《圣经》两种经典之间开辟出了崭新的思想关联点.在此关联中,我们不但能够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虑以下人”与“达”之间内在的必然关联,而且能够进一步反思基督永恒的“谦卑”和“虚己”特质.     

楚竹书《民之父母》思想源流探论

竹书《民之父母》的中心主题,是关于统治者如何以“超越”的境界和方式治民平天下,成为“理想”之“民之父母”的论述,是儒家学说中以“《诗》教”的形式,宣扬儒家“崇高”道德伦理的代表作。分析可见,《民之父母》所反映的主体思想,与《论语》所体现的孔子学说有较大的差异,而与子思、孟子学说有更多的联系和相近之处。《民之父母》的成篇,当在与《孟子》和竹书《五行》等差相同时的战国中期,其间思想内容上的联系亦可说明。     

近年来英语世界有关孔子与《论语》的研究(下)

二孔子之道:忠恕、仁、德性伦理对于孔子之道,万白安(BryanW.Van Norden)在《亚洲哲学》2002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孔子之道》的文章,[10]对于学术界关于“孔子之道”的解释做出了概括性的回顾和评论,并阐明了他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学界主要有两个解释路线:一组解释将《论语》4:15(第4篇15章)中曾子以“忠”(loyalty)、“恕”(reciprocity)代替孔子教义中的“一贯”(one thread)作为理解的关键;[11]最近有些解释者则强调《论语》13:3(第13篇3章)中孔子论“正名”(correctingnames)的观点。[12]在万白安看来,这两种进路因建立在非代表性…     

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

子张之儒,韩非列为儒家八派之首。然而,孔子批评“师也过”(《论语·先进》),孟子说他只得“圣人之一体”(《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斥他为“贱儒(《荀子·非十二子》)。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子张之儒在继承孔子的基本思想宗旨的同时,又对孔子的某些思想作了能动地发展,从而偏离了原始儒学所遵循的精神。本文即根据这一认识,就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继承与偏离的问题作些粗浅论述。     

孔子的尚义思想和义务论伦理学说

《七略》论儒家思想特征云:“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崇仁尚义是儒家的一般思想特征,也是孔子的思想特征。但是《论语》一书,义字出现次数不多,据统计《论语》中义字仅24见,其中6个还并非出自孔子之口;同时《论语》中也未见孔子师弟讨论义的记载。上述两点,使人难免产生孔子不甚重视义之感。但事实并非如此。儒家创始人孔子是很重视义的,尚义思想在孔子的伦理学说的建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康有为《论语》观析论

晚清今文经学家极为重视《论语》,致力于贯通公羊学与《论语》,以申发《论语》蕴含的微言大义。康有为继承了这一传统,在《论语注》中以孔子改制及三世说阐释《论语》,康有为以刘歆与曾子为两大对话系统,极力清除二者对《论语》施加的影响,以还原孔子思想的原貌。康有为将《论语》视作受到刘歆伪经影响的曾子之学,乃抑《论语》之经为曾子一家之学。     

孔子的社会理想

孔子的大同思想,其主要特点是"天下为公"。大同思想确为孔子的思想。孔子的大同思想是对历史上优秀思想的继承和总结。大同思想与小康思想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所谓《礼运》篇中的大同思想属于墨子的观点是根本不成立的。     

试论罗汝芳对《论语》的易学解读

作为泰州学派的传人,罗汝芳在《论语》诠释过程中,在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层面展开了对《论语》经文的重新释读,他以《易》之"生生"释"仁",以《易》之"生生之理"释"学而时习之",以《易》之"复""生"释"克己复礼",将被誉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和以孔子言行为载体的《论语》贯通起来,这在无论是在"论语学史"上还是在思想史上都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环绕今本《论语》的诸问题——兼与朱维铮先生商榷

《孟子》《史记》等古籍中征引的孔子言论,与今本《论语》一致。说《论语》在结集过程中“愈改编愈失真”根据不足。《论语》的重要编者张禹,本受《鲁论》,兼治《齐论》,未曾“背师谀君”,妄改《齐论》。《论语》中“五十以学易”等句中的异文,来自文字假借或传写笔误,并非出自政治、学派斗争需要的篡改。因此,今本《论语》仍然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最为直接、可靠的依据。     

论管子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影响

孔子的伟大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一书中,在《论语》中,孔子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了管仲的为人,孔子的许多思想观点也与管仲的相同。管仲早于孔子180年,是齐鲁大地影响极大的人物,他作的《管子》一书深入人心,笔者大胆地认为孔子的思想吸取了管子的思想成分,现在提出来与大家讨论,接受大家的批评。     

性命说——由孔子到思孟

子思是孔子之孙,又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可是子思言性命与孔子不同,倒与他身后的孟子接近。可以说子思的性命说违背了孔子,启发了孟子。孔子言性相近而已,孟子则大讲性善,变化不为小,其间子思起了大作用。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意谓孔子常讲如《诗》、《书》、《礼》、《乐》等属于硬件的东西;至于深层的,属于软件的东西,如性与天道的精义,孔子不讲。子贡所言可能属实,《论语》二十篇记孔子语至多,而记孔子言性者只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两句。《论语》记孔子言…     

孔子晚年心志蠡测--并为《莫春篇》作一新解

孔子晚年的心志如何,的确多费猜疑。作者发现其中最主要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当今留下的史料作恰当的选取与解读而已。本文以《论语》为基准,通过《易传》与《春秋》来了解孔子晚年的思想。对《论语》里自古以来号称难解的《莫春篇》作出新的了解,显豁孔子晚年密契天道的意境,指出这正是孔子志存拨乱,推阐易道,作《春秋》运诸三世之苦心。后世实在不宜再忽视或过度怀疑《孟子·滕文公下》、《史记·孔子世家》及新近出土帛书《易传·要篇》等史料具有呈显孔子晚年思想实况的价值性.     

试论孔子对传统礼乐文化的贡献

孔子对传统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最主要的则是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礼乐文化。因此,对孔子的礼乐观作文化学上的探讨,实在是研究孔子思想乃至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课题。研究孔子的礼乐观及其对利乐文化的贡献,离不开《论语》中有关礼乐的言论。《论语》论礼乐,或单言礼,或单言乐,或礼乐连词,或礼乐对举。现简要搞举如下：（一）单言礼共57条。例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见《论语·为政》,下引《论语》只注篇名。）（二）单言乐14条。例如：“乐则韶武。”（《卫灵公》）不过单言乐并不都有“乐”…     

再论原始《论语》及其在西汉以前的流传

今人研究孔子一般仅以一部《论语》为依据,殊不知今本《论语》对孔子思想的记载有很大的局限性,而这必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孔子研究的进展.因而,如若不以正确态度对待今本《论语》以外的史料,孔子研究就很难取得大的突破.笔者认为,先秦时期存在多种《论语》,至少它们中的一部分西汉时期仍在流传,而现存西汉以前文献中保留着大量原始《论语》佚文,它们都是研究孔子相当可靠的史料.一、先秦时期多种《论语》的存在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论语》命名于汉代.《论衡·正说篇》云:“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     

如何导引"儒门道脉同归佛海"?——蕅益智旭对《论语》的解释

该文分析十七世纪蕅益智旭(1599-1677)对《论语》的思想世界的解释。该文首先指出,智旭以无限生命、死生一致的观点作为核心,重构孔门的生死观,再以心学之立场重新解释孔子思想中的“学”、“道”与“天命”三个重要概念。智旭将“学”解释为“心”之觉醒,将“道”理解为“空生大觉”之道,将“知天命”解释为对“不生不灭之理”与“虚妄生灭之原”的通透。凡此种种新诠,在东亚《论语》诠释史上,均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展现王阳明以后以“心”学解释经典的“自由的”学风,另一方面则显示明末三教合一之思想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