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存与的《尚书》研究 对《尚书既见》的新解读与新看法

庄存与的《尚书》研究专以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为主,认为考据训诂之学并非研究经学的核心部分,这与其长期身为上书房师傅有密切关系,龚自珍于《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中称庄存与此时以学术开帝为己任;而伪古文《尚书》存废之争使当时的经学研究朝向以汉学为主,汉学多崇荀子,庄存与以孔孟为正道,对当时学术的趋向充满忧虑,故以学术自任,欲以其学开天下学术之先风,使士人治经回归至以探寻孔孟之义理为主,而非专注于汉学之考据,为此庄存与撰写《尚书既见》一书,以《书序》为依归,不分今古文之异同,直探孔子序《书》、孟子论世之本意,并阐述《尚书》中所蕴含的《春秋》微言大义,开启常州学派以《春秋》之义贯五经的先风。     

中国经典诠释学视野下的朱熹经学研究——读《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蔡方鹿先生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一书,2004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洋洋洒洒,有49万字之巨,是作者花费数载对朱熹经学思想及其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又一部力作。本书作者立足于朱熹著作的“文本”,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在充分吸取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成果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朱熹经学为点,以宋学为面,以整个中国儒家经学发展史为线,通过点、面、线三者相结合,将朱熹经学置于中国经学发展史和宋学思潮的大背景视域来加以审视,着重厘清和诠释朱熹的“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礼》学、《春秋》学、《…     

《尚书》诠释与朝鲜王朝的治国之道

《尚书》是中国第一部治政之书，历代为之作注疏者层出不穷。除我国之外，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诸国学者亦对其有着深入研究。尤其是历史上的朝鲜王朝，解《书》注《书》蔚然成气，盛行五百年而不衰。在朝鲜王朝的《尚书》学著作中，学者们或尊崇程朱理学，提出顺天惩恶、君臣和谐的治国要求；或信奉清代实学，依据古道和礼法来治理国家；或践行利用厚生，大力发展农工商业以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总之，通过诠释《尚书》，学者们阐发心中的治国之道，是朝鲜王朝经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值得学界关注。     

朱熹经学之特征

朱熹的经学思想是他整个学术思想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围绕着对诸经本义的探求和以义理解释儒家经典,留下了大量的经学论著。朱熹作为经学中宋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对汉学的扬弃和对宋学流弊的修正,把中国经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朱熹的经学思想由其“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孔学、春秋学、孝经学等各个部分组成,概括来讲,大致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一、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朱熹治经,素称严谨,既以宋学为主,又往往能超越汉宋之樊篱,在批评只重传往,不重经义的汉学流弊的同时,又针砭只…     

近代经学的形式和内容

近代经学以复古的形式表达创新的内容。形式和内容的矛盾与统一,尤其突出了它的时代特征。仅就形式而言,近代经学继乾嘉时期复东汉之古以后,先是复西汉今文之古,继而复先秦诸子之古,最终又转向金石之学而复殷商之古。此时的经学大师又多承乾嘉请老之遗韵,也以考据、小学为治经之途。因此,近代经学在形式上表现为各种学派并存、交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大致说包括有：今文经学的崛起,乾嘉考据之学的发展。诸子之学的复活与优劣异同的比较;理学趋于汉家兼容而从旁路摸入以及考古学的勃兴。一、今文经学的崛起近代经学从形式到内容最显…     

朱熹高足黄士毅考论

朱熹门人黄士毅生于1167年,卒于1224年,1196年从学朱熹.其学术主旨以贴近日用之功夫论为主,重在内心体验和切己践行.朱熹去世不久,即率先从事乃师著述编纂,《晦庵书说》填补了朱熹《尚书》专题论述的空白,类注《仪礼》亦为先师未完心愿,创作理学组诗《训蒙绝句》,对后世影响巨大.朱子三大代表作文集、语录、《四书集注》中...     

朱、张思想异同及理学演变——《癸巳论语说》之辩与《四库提要》之误

张栻《论语解》是在与朱熹的切磋中反复修改而成,由此形成了癸巳初本与淳熙改本之别,四库馆臣无见于此而得出的朱张意气之争、朱子之辩未足为据等观点不合事实。朱、张《论语》之辩反映出二者为学之别:南轩尚固守谢、杨之矩步,囿于以理学解经;朱子则突破洛学,会通汉学,着手建立融理学与经学、汉学与宋学为一体的经学新典范。朱、张之辩启示我们,应以历时动态的眼光来理解学者的思想演变,对理学思想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持有相应的认识,如朱张学术理念的差异即直接影响了理学思潮之消长演变,且于今日儒学之述作仍具参照意义。     

诗意与诗义的各得其所——从李光地《诗所》看宋明理学的终结

宋明理学是脱胎于传统经学的儒学新思想与新形态,这种新思想与新形态在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丰富性与多样性,并最终趋于成熟与稳定,清初理学重臣李光地是其重要代表。本文以李光地的晚年《诗经》学代表作《诗所》为对象,通过对他释传《诗经》语境还原的重要方法以及各得其所的目标考察,进而分析他由辞求意、观其所兴的诗意体会,与曲尽事理、小大兼举的诗义阐明,充分呈现李光地如何由经学转出理学,以及使理学与经学分离,以综合的方式消弥存于经学中的理学多样性,从而既使脱胎于经学的理学成熟,也促其终结。     

论朱子的《尚书》学诠释思想

朱子对于《尚书》并未有专书论之,但他对这部经典却有着精深的理解,对《尚书》思想的诠释是深刻的。朱子在治《尚书》的过程中,不仅重考证,而且重义理。训诂考证方面,在朱子的《尚书》学中主要是对伪《古文尚书》及《孔传》、《书序》的考证辨伪;在义理阐发方面,朱子提出治《尚书》要"求圣人之心",并强调重在以义理解之,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难通。可以说,重义理阐发而又不废章句训诂是朱子对《尚书》经典诠释的原则。     

程朱理学与王安石《易解》

程颐、朱熹等理学家对王安石《易解》曾给予过较大的关注 ,尤其是程、朱二人对《易解》赞誉多于批评 ,在他们自己的易学著作中较多地吸收了王安石《易解》的一些解说。黄震甚至以《易解》补朱熹《周易本义》之缺。杨时、朱震、郭雍等人对《易解》也多有评论。理学从《易解》中吸取了不少养分。由此既可以加深理解理学汇聚百学之功 ,亦可见《易解》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

顾炎武素称清代经学之祖,他在明朝衰亡、理学颓废之时,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倡导以经学实证理学,反对以臆说空衍义理。其经学会通今古,兼采汉宋,不蹈一家门户,超迈森严壁垒,以“通学”名于一世。顾氏治经主张遵从经文,不废传注,稽古右文,平易说经,以还原儒家经典原貌,重构古代圣人本义。其治经之旨,则强调通经致用,经术当以经世,反对皓首穷经,泥古不知论今。顾氏之经学,上矫宋明理学末流,下启清代朴学先路,对有清一代三百年的经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先秦尚书学的再认识

<正>《尚书》于儒家经典中最为古老,也最难懂。从语言文字而言,韩愈、朱熹等人已明白承认它的一些篇章"佶屈聱牙""已不可解"。而从思想内容而言,其所记多为上古帝王的为治"心法",因而为后世学者追溯"道统""治统"的主要凭借。唐代刘知几对《尚书》评价甚高,认为《尚书》是"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史通》卷四《断限》)近现代学者对于《尚书》的研究,大体有两个方向,一是关于思想史的研究,因为学者不能完全看懂     

重诠与开新——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看朱熹对《大学》文本的解读

《大学》原是《礼记》中一篇通论礼意或与礼有关的学术思想的篇章。朱熹经过“移文补传”的工作,对原本《大学》进行文本改造和重诠解读,不仅使《大学》离经独立,自成一书,且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把它改造成了“为学次第之书,即物穷理之学”,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朱熹对《大学》文本的改造和解读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学理根据,但同时更是他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也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创新过程。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看,朱熹这种文本改造的意义和影响在于:为传统儒学的发展开出了新的命题,实现了经学和礼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也为理学体系的最终建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契机。     

重论经今古文学的问题

晚清经学有今古文学之争,而今古文家都将此学术现象追溯至两汉,以为两汉经学亦然。但返观两汉,则其时虽有王官学与民间学之辩,却无廖平《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所罗列的那种壁垒森严的对立。文章从廖平表中选出四例,即今文与古文、《王制》与《周礼》、孔学与史学、义理与考据等,证明以今文和古文不能概括经学之争,而王官学并未必以经学为孔学,民间学也不以史学看待经学;且二派都既重义理,也重考据,二者不偏颇;又《王制》之大法未行于汉代,新莽乃以《周礼》改制。凡此证明经今古文学之争是晚清所特有的经学形态,与两汉事实不大相符,如再以今古文学的对立思维来研究经学,显然不甚妥当。     

朱熹理学视域中的“乾坤”

朱熹在继承前贤学说的基础上,在其理学视域中对乾坤二卦的意蕴提出了深辟的见解。他指出,乾坤乃是健顺之理,此健顺之理既是天道运行的基本品格,也是人物所本具之性,健顺之道通贯天人。从天人宇宙生化消息的理气关系着眼,朱熹认为"元亨利贞"是理气运化的具体展现,是"一个道理之大纲目",元亨利贞呈现之理即是宇宙生生不息的生理。在他看来,"元亨利贞"的义理关系与《太极图》完全一致,既是在表达一种宇宙本体论,也是在表达一种性情论。以朱熹之见,乾坤健顺之道落实于人生界具有功夫论的意义,是成就人生德业的基本修养途径,既强调刚健进取,又注重虚顺守敬,内外两进。朱熹对健顺之性和健顺功夫的体认最终都被写进《四书章句集注》之中,成为其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论理学家的经学著作成功的根本原因——以二程、朱熹的相关著作为范例

自元代起,国家科举考试所列入的经典注本,除了几部古注释之外,清一色是程朱理学一派的经学著作。本文首先剖析二程理学的体系架构和主要命题,继以程颐的《周易程氏传》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例来探求理学家解经的特点,指出宋儒经典诠释的成功之道:一是在于他们有一套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使他们对传统经典中"性与天道"问题的解释能做到得心应手;二是他们也并未抛弃传统的训诂学方法。这两点对我们今人创造性地诠释经典有重要启示。     

朱子学研究史上的新突破──评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增订本

早在１９８５年之初，承蒙张师岱年先生不弃，指定我为陈来先生博士学位论文的同行评议人之一，因此我有幸先睹为快，阅读了陈来先生《朱熹哲学研究》的论文打印稿。时隔三、四年，陈来先生又以京、沪两地出版的《朱熹哲学研究》和《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二书见赠。其治学方法之严谨，考据之精审及其所提出的确实有据的新见解，令人耳目一新，我深为钦佩。亦诚如国际朱子学界的老前辈陈荣捷先生所评论的“如是水平之高的博士论文，中国外国不多见也”（页４２３）。该博士论文是作者的成名作，使他成为近二十年来朱子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     

关于朱熹法律思想的几点探讨

一、朱熹法律思想的理论根据朱熹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其伦理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律思想等等都被纳入其理学体系之中，而这一体系的建构基础则是其理气论和人性论。朱高所谓“理”是宇宙本体，它与气结合而派生万物，在派生万物之后又存于万物之中，成为万物生存发展的内在根据。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作为“生物之本”的“理”和作为“生物之具”的“气”结合到一起…     

论新安理学的形成、演变及其阶段性特征

在唐末五代中原儒家文化南移、南宋时期朱熹理学成为官学这样的背景下 ,随着朱熹本人在故乡新安讲学活动的开展以及新安人对朱熹理学崇奉心理的形成 ,古徽州新安地区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理学流派———新安理学。新安理学始于南宋 ,终于清初 ,历经 7个世纪。新安理学的发展演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各阶段特色有别 ,而总体上又宗旨一贯。南宋新安理学的基本特征是学宗朱子 ,兼融佛道 ;元代新安理学的学术风格是惟朱是从 ,排斥异说 ;明代新安理学的特色则是一方面惟真是从 ,和会朱陆 ,另一方面又不改宗朱立场。至清代 ,随着理论界整个学风的转变 ,新安理学终于为皖派经学所取代。     

王廷相道寓于“六经”的思想

王廷相提出道寓于“六经”的思想,以“六经”为载道之文,强调求道于“六经”,而不讲“四书”;并尊孔非孟,批评宋儒之学。以维护孔子及“六经”的权威来降低孟子、朱熹及“四书”的权威和重要性,修正朱学的流弊,这在经学史和理学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王延相经学与理学思想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