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商业化之争:误区和对策

当前,关于人体器官可否商业化之争中存在两个误区：器官商业化的概念误区和反对非法器官交易的措施误区。要想在禁止器官商业化的前提下切实有效地增加器官来源,应在法学上和伦理学上明确人体器官的性质;明确界定器官商业化的概念和范围;制定相关法律和配套措施,倡导自愿无偿捐献,允许有偿捐献,严厉打击器官移植犯罪。     

人体器官商业化的危害及其矫正

人体器官商业化已经演化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和法律问题,这也许是继核技术在军事领域应用后所产生巨大的副作用之后人类正面临的最大困惑之一,人体器官的商业化给人类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是人们当初开展这项技术时始料不及的,面对巨额利润的诱惑,仅靠伦理道德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此类问题,只有借助于污染,借助于全球的通力合作,才有可能遏止人体器官商业化的势头。     

人体器官买卖成因和对策的法学思考

器官供需严重不平衡导致了人体器官买卖的产生,器官买卖对供体和受体均存在潜在风险,对社会危险性也不容忽视.分析了器官买卖链条中供体、受体和中介各自的角色和地位,并提出了立法推动尸体器官捐献、加强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的法律责任、打击买卖中介和加强网络监管等建议.     

管理的误区和心理学对策

本文从管理心理学角度,论述了在奖惩、决策、领导等方面出现的失误及防止失误的对策,希望心理学要尽快成为每个人必读的教科书。     

伍德对胡萨米:马克思和正义问题之争

伍德与胡萨米关于马克思是否批判资本主义为不正义之争是一场富有启发性的论争。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场论争做了简要的述评：(1)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基于某种正义观?(2)马克思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不正义的?(3)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共产主义是否是一个正义社会?     

严锡禹:圣名之争(二)

16世纪来华耶稣会士不仅用“天主”一词翻译Deus,还经常使用“天”、“上帝”和“天神”等词.利玛窦担任在华耶稣会士负责人期间,这些称号都是允许的,奉教的中国土大夫更习惯用“天”和“上帝”的称号.尽管如此,利玛窦还是指出,“天主”是最适宜的称号,如果只称“天”,会让人误以为举着所见之“苍苍之天”.当然,聪明人可透过可见之天推知“天地之主”,因此,若能心怀“天主”,称“天”亦未尝不可.     

全球正义:平等主义的范围之争

一些政治哲学家支持国内平等主义,但反对全球平等主义。他们强调国家的特殊性以及全球领域与国内领域的不相似,主张将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限制在国内。然而,这两种理由都不能否定全球平等主义。两个领域存在很多相似性,支持国内平等主义的理由也是支持全球平等主义的理由。国家的一些特征不是平等主义的必要条件,因而,全球平等主义不依赖全球领域是否与国内领域存在相似的特征。全球平等主义体现了作为道德、政治和社会理想的平等。     

严锡禹:圣名之争(一)

摩西在西奈山接受神差遣时,曾问神的名字.他说:“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参出3:13)这大概是最早出现的关于神的称谓的问题.犹太人称神为“亚威” (Yahweh)或“主”,新约时代受希腊文化影响称Theos.公元四五世纪之交,耶柔米将圣经翻译为拉丁文,神的称谓被译为Deus.在西方教会历史上,神的称谓尽管受希腊、拉丁文化的影响,发生过变化,但并未引起争论.16世纪,基督教(广义)在耶稣会士的努力下传人中国,传教士要把西方人已熟知的神介绍给中国人,必须为这位神找到一个合适的中文称谓.     

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以公民资格为焦点

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涉及很多方面,但以公民资格为焦点来看,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异表现为:自由主义以个体价值立论,重视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而社群主义则以群体价值立论,重视社会公共善的达成.这两种公民资格观所标榜的公民精神都在不同方面契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就我国当前现状而言,应从日常生活中的公民礼仪做起,培养和塑造以宽容尊重、平等交往为主要人格特征的新时代公民,由此,政治民主生活中负责任的好公民才可能产生.     

施特劳斯论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

施特劳斯是二十世纪的著名政治哲学家,也是在诸多方面皆有建树的犹太裔学者.他关于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的论述观点独特而且影响重大.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这个命题对于理解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带着这个问题,文章相继探讨了施特劳斯关于这个争论的一般解释,批评了德国学者迈尔应用这个命题分析施特劳斯和施米特思想对话的方案,突出了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分别对于理解这个命题的重要性,最后从言行二元论和追求完美正义的角度重新阐释了耶路撒冷和雅典之争的根本意义.     

集体意向性: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

集体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的概念是近十多年才得到发展的。根据传统意向性理论,意向性是个体心灵(或大脑)才具备的。那么,集体没有大脑,如何可能具备意向性状态呢?我们知道,个人意向虽然影响并最终决定了个人行为,但人们并不总是单独行动的,人类行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集体行为。当前学者大多认为仅靠个人意向是无法解释集体行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对集体行为具有根本性影响的集体意向性问题。本文第一部分阐述引入集体意向性概念的理由,第二部分讨论集体意向性的累积性解释及其不足,第三、四部分从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视…     

康德与福柯:启蒙与现代性之争

自1784年康德在<柏林月刊>提出并回答什么是启蒙的问题之后,200年来,西方哲学就一直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面对启蒙问题,甚至福柯断言:"现代哲学,这正是试图对两个世纪以前如此冒失地提出的那个问题(启蒙问题,笔者注)做出回答的哲学"[1].然而,福柯更深刻地感受到的是对启蒙的疑惑:"所谓‘启蒙'的事件究竟是什么?它至少在某方面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想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所做的是什么"[2],进而引发了福柯对探寻"现代性是否构成启蒙的继续和发展或是否应当从中看到对于18世纪的基本原则的断裂或背离"[3]的诉求,公开了当代挥之不去的启蒙与现代性之间的哲学争论.     

阅读中的注意分配:序列与平行之争

阅读中的注意分配问题是区分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两类眼动控制模型的核心因素,基于序列分布假设的眼动控模型与基于平行注意分布的眼动控制模型在对眼动行为的预测中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譬如一次注视下能否深度加工知觉广度内的一个以上词汇的信息.文章围绕两类模型对该问题的不同预测,深入探讨了两类模型的核心差异以及相关实验证据,并概括其它相关领域中在知觉广度内关于序列与平行注意分布的研究,以及对建构中文眼动控制模型的重要意义.     

人类中心主义之争:一个虚假的问题

20世纪中叶以来 ,在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压迫下 ,理论界 (尤其是西方学术界 )围绕人类中心主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观点 ,二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 ,目前尚未有明确的论断。笔者以为 ,对于这一讨论的关键点是 ,首先要弄清所讨论的问题的真假。只要是真实的问题 (即不是思辨式的游戏 ) ,就有研究的必要 ;而任何一个真实问题的存在都具有两个条件 :一是要有理论依据 ,二是要有事实根据。因此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论争从历史与逻辑、现实与未来等角度进行考察 ,以判…     

佛教道教商业化治理的广东实践和思考

一、佛教道教商业化治理的广东实践 (一)广东省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取得的成效 自国家宗教局等12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千意见》以来,广东省把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作为宗教工作的一个重点,深入推进治理工作,取得了成效. 1.治理商业资本介入问题.这类问题表现在把宗教当作促进旅游、发展经济的手段,...     

神圣的继承:玉宝山庙产之争

本文呈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玉宝山经历庙产、公产和遗产的数次争议,指出争议实际上是人们援引的继承逻辑之间的差异导致,不同继承逻辑之所以会被人们同时调用则归因于这一时期社会关系的特殊性。然而,庙产除了具有世俗的产权意义外,同时也是神圣信仰的承载。神圣信仰的传承不完全仰赖于世俗的财物,但世俗的财物却会因为聚集了神圣性而转变为庙产,这正是玉宝山历经争议而依然存续的关键。     

公共利益的必要性与充分性之争:个案分析

文章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结合理论思考,提出:符合公共利益只是公共决策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在z市裕达广场动拆迁决策的争议中,支持方和反对方都充分认同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但在坚持公共利益这一原则性重叠共识的前提下,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政策的支持方认为公共利益是决策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充分条件;但反对方认为,即便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不仅必须考虑政策受益与代价分配之间的公平,还必须考量政策的效率问题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否则,决策就不可能真正符合公共利益.     

《意见》发布答记者问:关于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

<正>问:什么是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答:一段时间以来,涉及佛教道教的一些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比如寺庙被承包经营、假僧假道欺诈信众游客、景区包围寺观收取高价门票等现象,这些问题最初被媒体曝光、受到舆论谴责,被笼统地冠以"乱象"。2012年,国家宗教局联合相关部门出台的《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中,也是用佛教道教乱象予以表述,并主要     

老子“籍贯和诞生地”之争史考

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关老子籍贯与诞生地问题,存在许多争议。究竟如何看待这些争议?本文通过具体的文献考证和地理方位核实,试图说明老子籍贯和诞生地之原貌所在。     

精神虐待:现代家教的误区

如今的年轻父母对子女不再有长辈那种“棍棒之下出孝子”的陈旧观念,靠体罚孩子而达到家教目的的做法,已被大多数父母放弃。但是,一些年轻父母因望子成龙心切,或有意或无意,采取讽刺、挖苦、揭短等手段,使孩子在精神上造成了程度不同的伤害,我们姑且称之为“精神虐待”。 虐待的具体表现 一是对孩子实施精神控制。一些家长为使孩子学到更多的知识,在学校考到高分,除了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