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的文本理解与交往

"文本"(Text)的理解是当代哲学解释学的重要主题.当今世界全球性交往日益密切,在"跨文化研究"这门和哲学密切相关的新兴交叉学科中,包括"跨文化交往"与"文化间性"(Intercultuliarity)的研究中,跨文化的"文本"理解已是国外文化哲学、语言哲学乃至篇章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颇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交往行为理论的现代性反思与建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生存解释学之维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建基于对马克思实践哲学和西方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反思与批判之上。他将"理解"作为交往行为理论的奠基性概念,展现了交往理性的生存论向度。而对于实践哲学、语言哲学和解释学的反思与借鉴,能够阐明交往行为理论的生存解释学之维。     

论施特劳斯的解释学视域

施特劳斯的思想依托在对经典作品的解释之上,也提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学原则和方法,相对于流行的哲学解释学而言,可称为经典解释学。这种解释学的前提或出发点就在于哲学与政治、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的永恒冲突,由此而提出了矛盾方法、文学形式和深度观察等解释学的新视域。在这种新视域中,才有可能“确如过去思想家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从而真正地学会聆听。     

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一次对话

1981年4月,在巴黎歌德学院举行了“本文与解释”的专题讨论会。出席者中既有德国当代解释学宗师伽达默尔,又有法国后结构主义解构学派巨擘德里达。由于当代在世的哲学大家(尤其是分析哲学以外的哲学家)进行真正学术意义上的面对面“交锋”似乎还是一个不成文的禁忌;由于解释学和解构哲学已成为西方在分析哲学之后影响日渐扩大的两门“显学”;由于这两支同源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而又俨然成为对立的潮流在许多立场上既迥然有别,又相互纠缠,人们对这两位哲学家的第一次学术“对话”怀有特殊的期望和兴趣。伽达默尔在会上作的长篇演讲中,将法国当代哲学思潮称作对自己的“真正挑战”,他提出了与德里达针锋相对的海德格尔解读,并声称德里达将解释学置诸形而上学范畴之下其实是一个错误,哲学解释学并不依赖于任何“出场(现时)的哲学”。德里达在后来的讨论中,则对伽达默尔视为理解之先决条件的立场(即每一对话的参与者都怀有乐于理解对方发言的“善良意志”)并提出质疑,坚持自己对解释学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批评,并阐述了解构哲学的独特主张。德里达的质询与伽达默尔的答复围绕解释与本文问题上双方的一系列对立如理解——非理解、内在——外在、连续——中断、真理——非真理等而展开。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对话的内容,同时也在于这一形式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对话、理解与解释的复杂个案,它同样给了我们许多与理解和主体间交流有关的提示,譬如最根本的,一种分别出自解构和解释学立场的真正相互交流是否可能。所以,诚如有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这次对话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已说出的那些方面,还在于那些未曾说出的和未曾发生的方面。大标题为译者所加。     

游戏与对话──解释学哲学的原型

游戏与对话─解释学哲学的原型季桂保日常生活中的游戏一般指的是消遣行为或娱乐活动,游戏是游戏者的主观行为或意向活动。而解释学所指的“游戏”则具有不同的含义。伽达默尔明确地把“游戏”确定为“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在真正的游戏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游戏活动者的意志和愿望,而是游戏本身的目的和要求。如此,解释学关于游戏的思考就从游戏的主观反思转变为对游戏本身的存在方式的思考。游戏现象学所揭示的是艺术真理,它所展示的游戏已超出了艺术经验的范围,因而普遍适用于解释学哲学所涉及的全部真理领域,游戏乃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职能,以致于缺乏这种因素的文化是不可想像的。游戏作为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成为包括历史经验和哲学经验在内的解释学理解的原型。游戏同时又是一种交往活动。解释学所探讨的理解根本而言就是一种作为交往活动的游戏,这种理解活动和交往活动本质上也就是人类的“对话”活动。同游戏一样,在真实的对话流动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对话者自我控制的个体意志,而是对话所指向的“共同论题”,这种“共同论题”最终促成了对话双方的相互交流。对话的“共戏”“共在”和“对谈”的结构要求对话者相互依赖、相互尊重,以开放的态度倾听对方所言。由此,从伽达     

解释学概述

解释学是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欧美各国逐渐流行的一种哲学。它主要是从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中衍生出来的,而在某种程度上又融合了当代西方两大哲学潮流即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的特点。解释学正在渗透到文学,历史、社会学、宗教等理论研究中去,不断扩展其彰响。解释学Hermeneutics 一词,源自古希腊神话中一位天性机敏、善解宙斯旨意的信使之神赫尔姆斯(Hermes)。古典解释学原指一门注疏,诠释圣经等典籍的学问。早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中,法拉西乌斯(M·Flacius)等人重新诠释圣经,为确立新教提供理论依据,建     

“理解”研究在苏联哲学中的兴起

近10—15年来,哲学解释学(释义学)在西方风靡一时,在西方哲学和社会各流派中,它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这种情况引起苏联哲学界的密切关注。近年来哲学解释学已经成为苏联哲学界研究和批判的重点对象之一,而解释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理解’则已成为苏联哲学界进行正面探讨的理论课题。苏联哲学界对解释学、哲学解释学和“理解”问题的关注起始于70年代初。到了70年代中期,一些主要哲学刊物发表这方面的文章逐渐多起来,有关的专著也陆续出版。80年代以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出发对“理解”的哲学理论问题进行正面、专题研究的著作已经出版了7—8本之多。     

对复归与走近马克思的考辨--一种现代解释学意义上的新破解

本文针对当今“复归”、“走近”马克思的观点,运用当代解释学进行了新破解。本文依据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原则,运用当代解释学的积极合理成果,立足于现代思维范式的新视域,对建国以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三个不同阶段、不同结果进行了新破解,肯定了三个不同阶段及结果的合理性及存在的价值,明确指出破解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理解,必须摒弃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以及追求那种所谓“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的绝对思维方式。运用独特的新视角,指出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及结果,只要实现了实践、理解主体、理解对象三者的具体、历史统一,就都具有真理性,就都是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的显现;与此同时,还通过这一问题的探索揭示出了该过程的内在逻辑。     

解释学要求普遍适用

一、解释学探讨一种我们获得的能够“掌握”某种自然语言的“能力”,即理解语言上可交往的意义,以及在交往被曲解的各种情况下使得这种意义可被他人理解的艺术。对意义的理解就是理解言语的语义内容,并且只要书写形式或者甚至非语言符号系统的意义-内容在原则上能够用词汇来表达,对意义的理解也指书写形式和非语言符号系统的意义-内容。因为每一个语言使用者具备的释义能力可以形成不同的风格、可以发展成为某种艺术技能,所以我们谈到理解和使自己被理解的艺术,就不无道理了。在对实际问题一定要作出结论的情境下,此种艺术和使他人信服、说服他人的艺术是对应的。修辞学也是建立在一种能力上,     

一种新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建构: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论纲

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把传统注重文本理解的解释学改造为注重现实实践与理性批判的解释学,即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它本质上是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学。在哈贝马斯看来,伽达默尔强调前见、权威、传统、教化的合理性,导致其缺乏彻底的意识形态反省与批判精神。批判解释学也是深度解释学,即心理反思分析的解释学,它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为榜样,注重挖掘潜藏在各种扭曲交往、虚假交往、神经病症等的意识形态压抑与控制。最后批判解释学也是一种政治解释学或社会解释学,它珍视平等交往、自由解放等价值理念。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产生了双重历史效应,它实现了解释学的实践哲学转向和社会批判理论的解释学转向。     

解释学与中国哲学

随着解释学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又译诠释学 )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的日益深入 ,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本诠释的方法 ,它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除了译介和阐发伽达默尔、利科尔等解释学大师的理论之外 ,海内外学者也试图在普泛化理解的背景下 ,把解释学和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 ,并尝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论体系和诠释学方法。下面我们以傅伟勋、成中英、黄俊杰、汤一介等 4位先生的工作为例 ,来看一下这股趋势的一般状况和可能的发展前景。一、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在华人学者当中 ,傅伟勋教授 (1 933- 1 996 )是…     

什么是“解释学循环”

“解释学循环”的概念有相当长的历史,这个历史与作为一般认识理论的解释学本身的形成和发展紧密相关。需要解释神话中的形象,只是晚一些时候,才是需要解释古老的经文和历史性文件,刺激了对解释的特有的原则与方法的各种探索。后来这些原则和方法,其中包括“解释学循环”的原则,事实上为一切研究解释学分析的人所利用。但是作为哲学解释学的主要的方法论概念的“解释学循环”,     

文本诠释中的限度与超越——兼论马克思文本诠释的方法论问题

在文本的诠释中,什么属于“合法的诠释”和“有效的诠释”?什么又属于“过度的诠释”?文本的诠释需要设立一定的限度吗?这样的限度能否允许突破和超越呢?讨论这些问题,无论是对诠释学的发展还是对我们的理解实践而言,都是带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它不仅涉及对当代西方诠释学思潮的评价,而且更关乎对诠释学研究未来走向的抉择。本文试图结合对当代诠释学发展的反思,阐述对上述问题的见解,同时也对马克思文本诠释的方法论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意见。一、文本诠释中的“文本语义关联性原则”读者对文本的诠释首先面对的是文本,而诠释学意义上的狭义…     

在"理性史"与"理念诗"之间--哲学史上经典之解释与人物之个性的关系问题

本论文所欲讨论者,将主要集中于哲学史上个人之性情、个性对该哲学本文所表达之观念的影响,以及我们对此所应持的诠释态度。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而言,经典本文之理解与人物个性之品评当得其有机之结合,方能再现“理性史之纹路”与“理念诗之魅力”,如是,我们也便有相当的理由质疑那种一开始就用某种预设了的、严格的因果对应的方式来图解思想家之思想的努力,同时,我们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因“过度诠释”所导致的诠释者对本文及其所赖于产生的周围世界的轻忽和放逐。     

解释学

一、从1966到1976年,是解释学尤其是“哲学解释学”内部急剧发展的十年,是它同当代各种思想流派对话、进行活跃的“解释的论战”的十年。我们可以用P.利科尔在《论解释》一书(1965)中的一句话,即“语言的问题和原文(或译为本文——译者)解释的问题已经变为当代思想的十字路口”,来说明这整个十年的情况。除了传统的解释学、神学的解释学和H.-G.加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以外,其他思想运动也一一涌现了出来——例如结构主义、符号学、拉康的以语言为中心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福柯以及对尼采的研究。后面这些研究的发展使国际上认为法国在语言理论和原文解释理论方面是大步前进的研究中心。当然,有     

从个体伦理到“集体与个体”二维伦理——论当代集体主义道德建构路径

集体主义道德需要在当代语境中予以诠释。这一诠释的立意在于强调集体主义道德话语需要凸显其对成员个体的尊严、自由、权利和利益的关怀与保障, 并在提供这种关怀与保障的基础上对集体主义之“整体利益”的道德合法性提供论证。不仅如此, 集体主义话语还必须对当代伦理学前沿话语作出回应。这一切正是集体主义道德的传统所未予言说的东西, 也是其在当代社会中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一、传统集体主义话语解读传统集体主义道德意识形态是中国社会主义传统制度语境中的显性话语。不可否认, 随着市场经济所衍生的道德关系、道德原则、道德标准、…     

从中国经学传统出发诠释《圣经》:吴雷川解读《圣经》的立场和方法

中国和西方都有着各自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与理解的传统,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代表,其正统的学问就是经学,而构成西方主流文化的基督宗教,其正统的学术是《圣经》诠释.当基督教传入中国,它面临的是一个“多元宗教经典”的世界,一方面要处理和其它宗教典籍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发展出合乎本土处境的圣经解释,这决定了汉语语境的《圣经》诠释要对其他的经文诠释传统做出回应.本文选取吴雷川(1870-1944),民国时期较具影响力、但还没有被充分研究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家,通过对其作品的深入解读,发现其创造性之处在于自发地引入儒家的诠释传统解释《圣经》,概括而言,他运用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法以及“人格会通”、“设身处地”等经学方法,在儒经和基督教经“广引经文,串联互通”,试图解决两大经典相遇所产生的释义学冲突.本文将详细分析儒家经典解释的思想旨趣、致思路向和诠释意图等,是如何影响其对《圣经》文本的理解,并形成一种中国本土化的诠释策略——粗糙的“跨文化”、甚至是“跨文本”的圣经解释学.     

历史意识问题(下)

在这一部分,伽达默尔讨论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实践智慧概念对解释学的特殊贡献。伽达默尔以此为基础,逐步展开哲学解释学的核心内容,如解释学的应用、解释学循环、成见以及如何对待传统等。他强调,解释学的理解应忠实于其开始和结束于此的事情本身,理解即处理处于他者地位的传统。     

译不可译之文——研究中国文化的方法

詹姆斯·刘 [向愚 ](ＪａｍｅｓＬｉｕ)曾言 :“正如一切文学艺术都是在试图表达不可表达之事物一样 ,一切文学艺术理论都是在试图解释不可解释之事物。”① 或许 ,我们可以在这句名言之后再加上一句 :“所有对文学艺术的翻译都是在试图译不可译之事物。”然而 ,未必所有人都会同意这种说法。从古至今 ,人类毕竟始终都在从事着文学的翻译。但是 ,从理论的角度看 ,我们所从事的文学翻译的根本立足点或许并不坚实 ,至少在后现代时期 ,理解的可能性正面临彻底的挑战 :归根结底 ,理解不过是误解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基于此 ,翻译实际上也就是误译…     

文化比较视域中的新儒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之理解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儒学思想价值的理解问题,不仅是其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和现代生活的需要问题,更是一个经典文本意义上的阅读、理解、诠释与传承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解释学问题。不同的解释视角、方法与情境往往使文本呈现不同的意义,得到新的诠释。多元化、差异化新视野与新方法上的儒学研究所展现的是一种儒学文化精神与走向的新气象和新方向,也由此形成了关于儒学意义的新理解与新把握,而这正是现代新儒学研究重要的理论诉求和思维方式。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文化比较的方法去看待、从最新的理论新思维中去理解和诠释儒学的多重价值和时代意义,应该成为儒学研究中的更高理论追求,也构成当代新儒学建设与发展的新方法论与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