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佛教的心性观

心性观念是中国佛教哲学的重要内容。在佛教中,"性"释为"体",指本来具有的不发生变化的本性、实体,即"佛性"。佛性自性本净,然为妄念所染,不能自明,这就需要通过"体"而示道见性。佛教修养佛性,也是从心做起,向内寻找。心不动,自能观照到佛性。佛性本清净,清净即空寂,"空"成为佛教修养的最高追求。但是"空"所具有的某些属性却使"空"境充满了艺术化的审美气质,因此,处于这一阶段的人生也就具有了审美意蕴。     

佛言祖语

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若不通观照般若,必不能契会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即正因佛性也;观照般若,即了因佛性也;文字般若,即缘因佛性也。今天下学佛者,必欲排去文字,一超直入如来地,志则高矣,吾恐画饼不能充饥也。且文字佛语也,观照佛心也;由佛语而达佛心,此从凡而至圣者也。     

从当常现常、当有现有到本有始有——地论学派佛性思想的诠释脉络

本文以敦煌遗书地论学派文献为中心,剖析与梳理了地论师用隐显、体用、因果等模式,将佛性论从修道论视野诠释成时间序列的存在论意义。《金刚仙论》是依隐显观念阐释佛性的"当常""现常",地论师将"当常""现常"转化为时间序列上的"当有""现有"。同时,地论师将《金刚仙论》里法身与报身的"本有"和"始有"以诠释佛性,从而出现佛性的"本有"和"始有"。但是,《金刚仙论》的佛性"当常"为本有、"现常"为始有;而经过地论师的阐释,至隋唐时期,逐渐演变成"当常"为始有、"现常"为本有。     

浅议晋宋时期从般若“空”到涅槃“有”佛学思潮的转变

晋宋时期我国佛教思潮发生着流变,其中从般若"空"到涅槃"有"的佛学转变,对后世佛教产生重大影响。后秦鸠摩罗什对中观四论的翻译,把中国内地般若思想的研究引向高潮,但一直未能停止内地高僧对实有"佛性"的思考。涅槃经一经译出,很快引起许多高僧对"佛性"关注研究,并形成南北朝的主流思潮之一。这种佛性思潮的转变与佛教自身的发展需要和南北朝时期我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背景等因素有密切关系。     

梵呗“空”之美学意境——佛教中国化视域下的禅宗音乐美学释义

"空"的观念是佛学的基本内容。佛教将音乐作为佛事对众生进行"音教",禅宗音乐包含着深厚的佛性,音乐乃"教体",蕴含着教理和教义,本身体现了佛性,在音乐中体现了禅意。禅宗审美是通过"悟"把握"空",从梵呗的审美视角而言,则是通过声音的直接观照去感受"空"的妙谛,一悟之后万法皆空,一草一木皆能显示虚空之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中,佛教之"空"转向了审美的存在。"空灵"意境的出现赋予了"空"诗性美学特质,中国艺术中的音乐、绘画、唐诗宋词等都体现了主体的"空灵"意境,这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词汇,并酝酿出中唐以后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意境",成为中国美学独特的存在。     

《唐代青龙寺—空海之足迹》序言

《法华经》言:“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大事因缘者,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是也。佛之知见,即一切智智,梵言萨婆若,一译萨芸若,于因位名般若,于缠位名如来藏,于凡位名佛性。《华严经》言:“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切有情,皆可成佛;生死、涅槃,无少分别;尘     

一亲一疏

夹山善会禅师和定山神英禅师边走边谈论法义。定山禅师说:人在生死流转中,若能时时体会世间一切皆虚妄,连佛性也不执著,就能超越生死。     

论《坛经》禅学思想对般若与佛性的会通

佛性与般若是贯穿整部《坛经》的两个重要概念,惠能对它们作了相互贯通的阐释.佛性本合中道般若,佛性不二,心性不二,自心不二;般若之非有非无也在于显现佛性,般若与佛性体用一如相辅相成而为《坛经》顿悟解脱论的理论基础.本文拟从《坛经》的般若说、佛性论及般若与佛性关系三方面进行条分缕析.     

佛言祖语

‘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者,中道即法界,法界即止观。止观不二,境智冥一,所缘所念虽属于境,且语能缘以明寂照。自山家教门所明中道唯有二义：一离断常属前二教,二者佛性属后二教。于佛性中,教分权实,故有即离。今从即义,故云色香无非中道。此色香等世人咸谓以为无情,然亦共许色香中道。无情佛性惑耳惊心,今且以十义评之,使于理不惑,余则例知。一者约身。言佛性者应具三身,不可独云有应身性。若具三身,法身许遍,何隔无情？二者从体。三身相即,无暂离时,既许法身遍一切处,报应未尝离于法身。况法身处二身常在,故知三身遍于诸…     

日本佛教《法华秀句》卷中研究

日本佛教大师最澄撰写的《法华秀句》卷中完好保存了印土与初唐佛性论争的重要文献。其中印度部分以《瑜伽论》与《佛性论》为中心,辅之道伦《瑜伽义记》与慧赞《佛性论疏》作为注释,开显出性得佛性与修得佛性的两种不同路径。唐代部分先述道生与智胜佛性论争,此后记载了因玄奘新译而掀起的灵润、神泰、义荣三人的激烈讨论。     

禅宗的佛性论及其意义

中国禅宗对于整个佛教的贡献不仅仅是成佛的顿悟方法,而且是为这个方法寻找到了佛性论的根据,这就是在继承印度佛教佛性本寂的基础上,又强调了佛性本觉的思想,突出了佛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将佛教的本体论和人生观统一起来,客观地诠释了佛性自觉、反省体悟和顿悟成佛这三者中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性.     

The Sentient Reflexivity of Buddha Nature:Metaphorizing Tathagatagarbha

佛性或如来藏(梵文tathagatagarbha)是佛教哲学体系和教义里一个具争议的核心内容.自古以来,“谁或什么具有佛性”、“佛性是怎样显现的”,以及“佛性在佛教解脱论里起到怎样的作用”等问题在佛教实践中及佛学研讨里是一系列持续的论题.本文作者基于自己对佛教文献的解读希望表达三个有关佛性的论点.首先,佛性与其所谓的反面“众生”(sentience)是不分离的.第二,佛性不是一样具型的东西,或是某个过去的或隐藏的精神状态,而是一个当下的、持续的生命神识状态.第三,佛性在经文里是一类使用隐喻和譬喻的启发式(heuristic)辩术方式,其目的是激起佛教徒或任何对佛家哲学思想有兴致的人对自身的生命状态进行内在视觉上的观想作用.     

无为依唯识学在印度的发展

一、无为依唯识学在印度的发展简述无为依唯识学[1]是在瑜伽行派根本唯识学发展时期由弥勒、世亲的著述(如《究竟一乘宝性论》、《辩中边论》、《大乘庄严经论》、《佛性论》等)提出的,与《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唯识三十颂》等提出的有为依唯识学构成瑜伽行派唯识学的两支。“无为依唯识”作为一个概念描述范型,可以看成是用“无为依”对“唯识”的一个限定。“无为依”意为,无为法心性真如是一切法(万有)之根本所依,这主要从本体论意义上而言。“唯识”则指一切法的唯心(识)性,以及一切法以心为因而缘起,主要从识境论以及缘起论(…     

浅谈佛性与禅——个人学佛的一点体会

对于佛性与禅的问题设若没有正确的认识,往往容易望文生义,误入歧途。在《浅淡佛性与禅》一文中,李群伟居士谈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体会,希望能对读者正确地认识佛性与禅有所借鉴。     

佛言祖语

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乃至一阐提等亦有佛性。一阐提者无有善法。佛性亦善,未来有故。一阐提等悉有佛性,何以故?一阐提等定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譬如人家有乳酪,有人问言:有酥耶?答言:有!酪实非酥,以巧方便,定当得故,故言有酥。众生亦尔,悉当有心,有心定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论学佛必须福慧双修的重要意义

(一) 《涅槃经》说:“二种庄严,一者智慧,二者福德。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庄严者,则知佛性。”这说明福慧二种庄严是菩萨必须修习的两种行门,菩萨修习这两种行门,则能圆成佛道,亲证佛性,所以福慧二种庄严是菩萨修行成佛的总持法门。菩萨,梵语菩提萨埵,义译觉有情。菩提是觉义,萨埵是有情义,合言之,就是具大智慧,上求无上觉(佛)道,发大悲心,利乐一切有     

知讷的禅学思想研究

知讷是韩国高丽时期禅宗的代表、曹溪宗的创始人。他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前期的佛教思想,取长补短,构筑了自己的禅学思想体系。在佛性论上,知讷提出“真心佛性”说,认为人人本具“真心”。在修行论上,知讷以禅教一元观为基础,大力提倡顿悟渐修。在境界论上,知讷认为众生当下明悟本具真心,便会达到一种空的、无差别的真心境界。知讷以自己独特的禅学思想成为与元晓、义天等同居于韩国佛教殿堂之巅的高僧大觉,在韩国禅宗史、韩国佛教史乃至东亚佛教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火里栽莲

在讲内丹的道教经书中,“火里栽莲”是一个惯用术语,它作何解释,这要联系儒家的性情学说、中国哲学史上的儒道互补和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思想。 性,在儒家有人性、天性、本性等涵义。隋唐佛教用以指佛性,“性名自有,不带因缘。若带因缘,不名     

无情有无佛性——论佛性论在南禅思想中的地位变化

本文试图藉南禅内部有关无情有无佛性的争执,探察佛性论在南禅禅法思想中的地位变化.顺洪州宗和石头宗以下,南禅为了彻底地遣执荡相,达到孤迥特立、透脱自在的境地,用般若慧剑对准了与佛相关的一系列概念,这类概念已属多余.南禅对于佛性的真正见解是:无需佛性,不论有无.因此,我们不能对无情有性加以执着,它更多地是禅师勘验学僧的一个话头,是“空拳诳小儿”式的戏说.     

易道与佛性相提并论火——论《周易禅解》的思想创新

本文通过解读晚明高僧蒲益智旭《周易禅解》文本发现，智旭在解《易》过程中把易道与佛性相提并论，充分阐释了“易道即是乾道”、“佛性即名乾元”、“易道皆有佛性”的思想，为其禅易相通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思想既开创了易佛思想沟通的新思路，也是对中国佛性论的继承和创新。 谢金良，哲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