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智慧——《易经》

本文为著名学者朱谦之先生的遗作。文章从《易经》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作者及年代、流派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资料丰富，颇具学术价值，且对后学如何做研究工作，不无启迪。     

《易经》“天”“帝”超越意义的诠释

上古“鬼”“神”的分别是：“鬼”指人鬼,其他为“神”。《易经》有“鬼”字无“神”字,并非没有神的观念,而是没有“神”的概念。《易经》的“天”“帝”即神。“天”是至上神,即超凡存在者;“帝”与“天”同义,同位同格。“天”“帝”不仅是至上神,而且是唯一神。蓍筮不是超凡的,而是超验的,即人的一种超越经验世界而通达超凡者的努力。《易经》的超越观念存在矛盾：一方面肯定帝王的超验性、神圣性,另一方面又解构帝王的超验性,否定帝王的神圣性。     

子夏与《归藏》关系初探——兼及帛书《易经》卦序的来源

孔子弟子子夏了解、掌握《归藏》,在晚年居魏讲学时向弟子传授过《归藏》。战国晚期之初,入魏襄王冢的易学书籍中有《归藏》,应来自于子夏所传习者。帛书《易经》的卦序,表明它应属于《归藏》系统,而其来源也有可能与子夏有关。这些说明,从春秋末至西汉初,在儒家易学的传承中,一直有《归藏》的内容,子夏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清代本土天主教徒《易经》的索隐法诠释——基于吕立本《易经本旨》的个案研究

关于索隐法（Figurism）的研究相当丰富,但就研究对象而言,学界基本只关注耶稣会传教士群体,本土天主教徒方面则付之阙如,尚待进一步发掘。清乾隆年间山西临晋人吕立本撰有《易经本旨》,为本土天主教徒《易经》的索隐法诠释的重要案例。对《易经本旨》进行分析能为索隐法研究提供一个新的中国本土的视角,起到深化该主题的作用。同时,透过该个案,也将有助于理解清廷禁教后普通教徒的精神世界,考察不同文化背景、知识水平的两类人在经典诠释理路上的异同,对天主教史、《易经》研究等领域有所裨益。     

《易经》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刍论——以王弼《明象》与“存有三态论”为中心

本文旨在经由中西哲学的对比,阐明《易经》所隐含的现象学思维,并由此衍申讨论与其相关的"道论诠释学"。首先,揭示《易经》思想为一象征之逻辑,不同于一般的理性逻辑。其次,以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为示例,阐明其现象学思路,指出"道、意、象、言"与"道论诠释学"密切关联。再者,经由"存有三态论"的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之结构的深层论述,对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做一总体探源,跨越实然、应然,回归本然,指出"存在、价值、实践、知识"和合为一。最后,总结"归返自身,由在而显"为《易经》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之极成。     

论《易经渊旨》与归有光思想的一致——兼论《易经渊旨》的真伪

旧题归有光撰<易经渊旨>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中最核心的易学思想、政治思想颇为一致.<易经渊旨>认为易图非作<易>之本、对<说卦>的解释不必拘泥于卦位、邵雍易学晦涩难懂,这些观点正是归有光易图论的主要理论环节;<易经渊旨>的仁政观重视上下有亲、反对以势临民,与<震川先生集>之最重要的政治观念相呼应.<易经渊旨>是<周易>文本与归有光思想的精密结合.<石镜山房周易说统>等材料也为<易经渊旨>乃归氏真作提供了佐证.     

《易经》与稷下学——兼论《易传》为稷下黄老之作

司马迁认为《易传》为孔子所整理,这一观点已被学术界否定,然而,仍有不少人坚持认为《易传》是儒家作品。通过对《易传》与稷下学之间关系的探讨,特别是通过对《易传》基本内容所显示的特点及稷下学对《易传》之影响的探索,认为不仅《系辞传》是稷下之作,而且整个《易传》就是稷下黄老学派之作。 一、《易传》的功利性特点体现了齐文化的特点,其功利性与齐文化紧密相联,这表明《易传》应是齐学之作。     

庞思奋“复合《易经》”模型辨析及其对中国易学研究的启示

近年以来,西方学者对于《易经》的研究渐渐由被动接受转变为对东方、乃至对中国本土研究界产生主动积极的反向影响。香港浸会大学的庞思奋（Stephen R.Palmquist）教授将康德哲学的内在逻辑体系应用于中国《易经》六十四卦的研究,将《易经》六十四卦重新构建成为一个四层模型系统,并称之为“复合《易经》”卦序模型。以庞思奋为例的西方学者对于《易经》的研究,既有助于我国易学研究的进展,还可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     

《易经》与“心理分析”——重访爱诺思

作者以爱诺思的易经研究及富有特色的《周易》译本．作为一个例子,来反映《易经》对心理分析的彤响。     

"韦编三绝":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孔子与《易经》关系新论

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但是,孔子既没有像民问那样把《易经》看作是一部占卜之书,同时也没有像对待《诗》、《书》、《礼》、《乐》那样对它进行一定整理,以期从中发(?)出进行社会教育的资源并找到根治社会疾病的良方。孔子之读《易》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合乎《天命》从而提升个己的生命品质。可以说,孔子的“读《易》”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宗教生活,体现了他对《易经》的宗教诉求;相反,孔子之删定整理《诗》、《书》、《礼》、《乐》则是他面对社会公众的学者生活,体现了他对《诗》、《书》、《礼》、《乐》的学术诉求,换言之即,孔子与《易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宗教关系,而孔子与《诗》,《书》、《礼》、《乐》之问的关系却是一种学术关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卫理贤(R.Wilhelm)德译《易经》“吉凶”概念之探讨

“趋吉避凶”是人类共同的天性。《易经》曾一度作为占卜预知吉凶福祸之书,是中华文化对人生问题探讨重要之一环。其中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尤为世界各文化所推崇。德哲卫理贤氏一方面介绍《易经》思想给西方学者,另一方面以其传教士身份,比较中西文化对吉凶概念之异同。译文与注释中多有创见和发挥。其德文译本亦成为西方翻译文字之范本。笔者分由“趋吉避凶”、“吉凶意义”、“吉凶来源”、“幸福论与德性论”四方面,针对译文和注释,对吉凶概念作全面的探讨。     

道教“天人合一”观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道教从基本的自然宇宙观出发,建立了独特的"天人合一"体系,把人与自然看作有机的统一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相通、相融,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可以作为现代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一种借鉴。     

论《易经》的英译与世界传播

翻译是人类交流与传播史上最古老最复杂的文化现象,从17世纪以来,世界上各种语言和风格的不同<易经>翻译版本就层出不穷.<易经>英语翻译对世界影响重大,但长期以来存在多方面的有待解决的问题.本论旨在通过探讨<易经>英译的相关问题以寻找在新世纪全球化语境下<易经>翻译的改进与<易经>世界传播的新思路.     

儒家的“天人合一”与人和自然的和谐

<正>在人与自然的矛盾愈趋加剧的情势下,越来越多的人试图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求解决之道,有人把儒家的"天人合一"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并以之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灵丹妙药,作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本文认为,儒家的"天人合一"主要不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因而从儒     

《易经》与中国的类比逻辑

早在八十年代初,即中国逻辑史研究会成立伊始,就开展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的讨论,并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十几年过去,中国逻辑史研究工作者以西方传统逻辑为底色,对中国逻辑史进行了专题、段代、全史的描绘,无论淡妆还是浓抹,中国逻辑史的面貌,总算得到了比较清晰的展示。就象人类学家们孜孜以求人类究竟起源于几个种类的答案一样,文化史专家们也因为东西方文化之间有明显的差异而苦苦探索着这两种文化的形成机制。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作为中国逻辑史研究工作者,也应该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对中华民族的逻辑思维包括推理形式进行深入的考察,分析它的形成机制和独特的形式结构。有了这样的基础,才有可能通过与西方逻辑的比较研究,揭示两者之间的同异,将中国逻辑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从“自然主体观察”论《周易》经传的书写

传统以来,中国社会向以儒家人文精神为主体,如此虽提升了人文精神,然亦导致后学末流过度重视人的主体性,而忽略经典中对"自然"的书写,及其中蕴含的超越性。再加上西方理性思潮的影响、科技文明的进步,更助长人的主导与支配性格,如此不仅破坏了自然的秩序,无形中也斫丧了人的超越性。《周易》哲学在揭示自然与人类相互间的关系,故前人往往侧重天人的观照。本文尝试以"自然"为主体观察,试图阐发《周易》经传中对"自然"的书写及其与人文、宗教三者的关系与安排。     

圣人不积 不争之德——《道德经》与和谐文化

老子《道德经》充满了和谐文化理念,其中对哲学、政治、应世都有精辟的见解,老子对现实生活中利己、功利、欢乐、物欲、无为、有为、不争等都有丰厚     

《聊斋志异》“走出去”面临的困境与建议

蒲松龄的代表作《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介绍与传播至今已进行了160多年。但是,蒲松龄“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身份在世界上并未得到公认,《聊斋志异》也并未真正达到与《红楼梦》齐名的境界。究其原因,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且唯一的手段难逃其责。本文以文化传播的目的为出发点,对《聊斋志异》原著的文本特征尤其是各种英译本的文本特征做一梳理,指出作品“走出去”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成功法则》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孔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孔子的儒家文化已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但被运用于政治,而且被运用于经济领域,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美国500多位百万富翁的经商管理信条,这在《成功法则》中体现出来。     

道通天地 世界和谐——弘道对于构建和谐世界的意义

引言首届国际道德经论坛,特别以"和谐世界,以道相通"作为主题,这一主题的确立,一方面,体现了道祖太上老君伟大智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