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风险:一种新的解释范式与研究进程 —— — 读《价值排序与伦理风险》

在价值多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当代,面对经济社会生活中不断出现的道德冲突,加强价值排序与伦理风险问题研究就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浙江大学张彦博士所著《价值排序与伦理风险》(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的出版正切合了这一现实需要.该著以伦理风险为研究价值排序和道德选择的基本进路,突破原有对该主题缺乏有效研究路径的状况,构建了"伦理风险"研究的基本体系,从多重维度讨论了道德主体在进行价值排序和伦理决策时可能面临的道德境遇,并对如何走出生活中的道德困境提出了相应对策.     

内在主义视域下的道德增强及其争议

“内在主义”(internalism)是技术伦理学新兴起的一种研究进路,它不同于传统“外在主义”(exter?nalism)进路的地方在于,它主要关注技术的积极伦理后果,主张把伦理要素“嵌入”对象之中,利用技术手段解决伦理问题。“道德增强”的基本理念符合“内在主义”进路的特征,它通过对人的“基因”和“神经”进行技术干预,调节人的道德情感,增强人的道德动机,改善人的道德品质,塑造人的道德行为。尽管“道德增强”的初衷是助人向善,却引发了诸多伦理争议,需要从学理上权衡其利弊。     

论N·哈特曼"道德基础"理论的渊源

N.哈特曼伦理学的主要问题是设法为伦理学重新奠基。通过把道德基础问题拔高为伦理学最重要的问题并实际地转换为价值问题,抱持并深化柏拉图主义基本观点,兼采经验主义伦理学的实质内容,广泛综合和深刻批判传统伦理资源,将伦理奠基于价值之上,N.哈特曼试图为伦理学奠定一个伦理与价值、形式与内容、绝对性与有效性兼具的基础。     

彼彻姆和查瑞斯的生命伦理原则主义进路评析

彼彻姆和查瑞斯的原则主义是现代生命伦理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伦理分析进路,它在得到广泛支持和认可的同时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有关彼彻姆和查瑞斯原则主义的争论凸显出道德境遇在生命伦理分析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暴露出彼彻姆和查瑞斯原则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一些弱点.尽管如此,彼彻姆和查瑞斯原则主义基于自身的一些合理性与必要性仍有可能在未来的生命伦理学领域以不断改进了的形式发挥重要作用.     

朱熹的形上学:解释性的还是基础主义的?

将现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的"美德"观念代入宋明理学内部,在广阔而深远的研究前景中,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能否因为"美德"的附属性来否认宋明理学所讲的形而上学是基础主义即实体主义的?换言之,儒学美德论与形而上学是否是绝对不相容的?这不仅仅涉及以美德伦理学研究儒家伦理的适用性和限度问题,以"儒学是什么"这一元问题视之,还内在地关涉儒学的理论特性。结合儒学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应当说,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学中的形上学是基础主义的而非解释性的。承认这一点,并不减损美德伦理学与儒家伦理的深度理论关联。     

移情的启蒙: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述评

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是英语国家近三十年成长起来的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道德思潮,汇聚了当代西方反理论主义、社群主义等多种批判性思潮为一体,力图从道德情感主义的进路回应规范伦理重建和启蒙筹划问题,拒斥传统道德哲学的规则主义倾向。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主要以女性关怀伦理学和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为内容代表,它们在理论上注重经验描述的方法,在价值观上主张"关怀/关心"地行动优先于抽象的道德规则,对"他者"的责任意识优先于对"个体"的权利意识,这些内容主张反映了当代西方在道德理念上的进步。"移情"是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它被当代道德情感论者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反映了当代道德情感论者注重追求道德行为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平等参与和共同受益,以及由此对道德行为者产生的实际心理感受的伦理精神。"移情"的提倡也对当代西方政治、经济等活动产生了广泛影响,孕育出一种"移情的文明"之启蒙精神。     

西方道德情感哲学的发展进程 ——从近代到现当代的逻辑勾连

以休谟为代表的近代英国道德情感主义理论沿着"心理描述"和"语义分析"两种进路/方法"分化"发展,分别形成基于情感(德性)的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现代情感(表达)主义元伦理学是近代道德情感主义理论"异化"发展形态,它运用语义分析的方法揭示出道德语言的实践本性,其实是对规范伦理学之实践本性的反面论证。以斯洛特为代表的当代关怀主义(德性)伦理学自觉体现了方法论上的"扬弃"精神,使"心理描述"和"语义分析"两种方法获得了新的统一。斯洛特通过吸收和改造中国"阴/阳"哲学概念,为解决元伦理学长期以来的"应该/态度/价值"与"是/信念/事实"之间的二元对立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为当代中西方道德哲学的协同创新研究开拓了新局面。     

美国行政伦理研究视点的变迁——以《公共行政评论》为例

<公共行政评论>作为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会刊,反映出了行政伦理研究视点在20世纪的变迁.40-60年代,行政伦理研究从改变公共行政学的价值中立预设开始,以行政责任为关注点,从行政伦理的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研究,发展到关注行政组织、行政制度的伦理内容研究.70年代,以"社会公平与公共行政"为研究焦点形成新公共行政学派.80年代,关注对"行政伦理"立法的反思,建构"公民主义"的研究进路.90年代,研究方法与研究立场逐渐多元化,研究视阈拓展.21世纪初,批判进路的行政伦理研究继续深化发展,学者也关注行政伦理学发展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一些具体问题.     

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及其“形态学”视角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话语的学术脉络上受到西方普遍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压迫,亟须从形态学视角上进行转化。普遍主义理解范式遵循"普遍理论—中国应用"之进路,陷入应用难题。"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式遵循"中国传统—当代建构"之进路,陷入建构难题。普遍主义理解范式与建构论文化信念之阐释之间的话语断裂,割裂了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形态过程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形态学"视角敞开了"跨学科条件、跨文化条件、跨时代条件"的形态学视界,它强调从形态过程的关联性视阈把握人类道德生活和伦理关系的整体、类型和结构化趋势。我们只有创造性地融入"形态学"视角,特别是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视角,才能整体把握生命伦理学的道德形态过程,真正开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第三条道路"。     

面向生活世界的伦理人类学

一、在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论争的背后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的论争是当代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学术现象。规范伦理学以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为代表,德性伦理学以麦金太尔为代表,形成了观点相互对立的两大伦理学阵营。规范伦理学以哲学思辨的方法研究伦理问题,其研究领域主要是伦理的价值或道德的应然,期望     

The "Natural" and the "Formal"

The paper presents an argument against a metaphysical conception of logic according to which logic spells out a specific kind of mathematical structure that is somehow inherently related to our factual reasoning. In contrast,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always an empirical question as to whether a given mathematical structure really does captures a principle of reasoning. (More generally,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not meaningful to repla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a thing by an investigation of its a priori analyzable structure without paying due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really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thing in question.) It is proposed to elucidate the situation by distinguishing two essentially different realms with which our reason must deal: the realm of the natural, constituted by the things of our empirical world, and the realm of the formal, constituted by the structures that we use as prisms to view, to make sense of, and to reconstruct the worl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is vantage point may throw light on many foundational problems of logic.     

方术迷信的"灵验"揭秘

方术作为中华神秘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既不同于宗教又与宗教有联系的企图借助于“鬼神”等神秘力量来消灾免祸、延年益寿、添财加福的可操作性的东西,如八卦术、算命术、风水术、占梦术、测字术、巫术等。 方术尽管是唯心的不可相信的东西,在历代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和批判,然而为何屡不绝迹,有时甚至风靡一时、影响很大,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市场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人认为方术“灵验”。 方术“灵验”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哪些因素     

从“行政主导”到“有限政府”——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表明,"有限政府"作为"宪政"的核心概念,是善治良政的重要条件和原则。然而,行政主导下的全能政治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政治的主要特点。本文在梳理"有限政府"理论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了中国宪政发展的历程,总结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指出了目前距离宪政目标的差距,从"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的关系出发,论证了"有限政府"作为中国政府改革目标的合理性,并从限制政府自由裁量权、确立针对政府政治的有效监督、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一改革的基本路径。     

道家、道教与道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向称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自汉魏以来,史家多以"道家"一名混称老、庄之道家与张陵之道教.而"道学"一名既可指称"黄老之学",又为"宋明理学"之代名词.近世以来,学术界引入西学的概念,严格区分"哲学"(Philosophy)的道家与宗教(Reli-gion)的道教.而另外又有以"道学"之名涵盖"道家之学"者.而自19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界又以英文之Taoism或法文之taoisme统称中国的"道家"与"道教".于是,"道家"、"道教"与"道学"名称的内涵界定与使用范围遂成为学术界多年以来致力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从宗教文化与历史学的角度,通过考察道家思想衍变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即先秦老子之学与庄子之学,秦汉黄老之学,魏晋玄学,隋唐道教重玄学与宋元道教内丹心性学,来探索"道家"、"道教"与"道学"的内在联系与区别.笔者主张,"道家"一词可作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狭义的"道家"概念,就是确指自先秦老、庄之学,秦汉黄老之学至魏晋玄学的道家学术流派;另一种是广义的"道家"概念,就是既包括原来先秦自魏晋的"道家"学术流派,也包括东汉以后创立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这样,既对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的"道家"与宗教的"道教"作出了明确的区分,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了我们尊重自身文化传统的学术立场.至于"道学"的名称,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的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都易于与原有的文化现象"理学"发生混淆,为学术长远计虑,使用似宜慎之.     

处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争论框架之中的"合理性"和"多种合理性"

价值判断的对象并不仅仅包括各种行为方式,[1]也包括各种语词。“合理性的”这个术语是这样一个语词:具有了合理性的就是善的。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间,作为对所谓的“西方的合理性”的某种反动,人们之所以开始谈论“多种合理性”———这是一种特别被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主张,很可能原因就在于此。在这里,我并不打算详细论述导致这样一种主张出现的各种历史发展。我只想使自己限于———在与这次学术讨论的主题有关的各种概念所具有的学术框架之内———详细考察这些概念:这种框架就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争论。作为与“古代”、“传统”、“…     

“外部的思想”与“横向的逻辑”

形而上学是一种以“再现”方式不断重复的同一性活动,它把瞬间的判断加以凝固,做出“必然性”的结论,并同时排斥精神的其他可能性。“外部的思想”是对形而上学精神传统的暴力,它认为“再现”最终会导致一种陌生事物之间关系的差异活动,这种关系遵循一种“横向的逻辑”。“横向的逻辑”放弃关于事物“起源”的假设,也就是不假定时间与空间中的“某一点”和“其他点”比照具有特权地位。事物不是按照某个中心点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是无数个彼此毫无关系“点”的陌生合作关系促成的,而这样的合作关系具有任意性。在“横向的逻辑”中,用很多“出发点”或者“精神的拐点”代替独一无二的“起源”。     

中文语境下的“心理”和“心理学”

“心”或“心理”等词语在汉语中有相当长的历史,对这些词语的理解反映了中国人关于“心理”的认识。中文的“心”往往不是指一种身体器官而是指人的思想、意念、情感、性情等,故“心理学”这三个汉字有极大的包容性。任何学科都摆脱不了社会文化的作用,中国心理学亦曾受到意识形态、科学主义和大众常识等方面的影响。近年中国学者对心理学自身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对“心理”和“心理学”的理解或许有助于心理学的整合,并与其他国家的心理学一道发展出真正的人类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