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精神与汉魏之际孟子地位之沉浮

孟子在汉代一直等同诸子 ,但却经过了两次复兴和升格 ,第一次是盐铁会议上孟子思想的崛起 ,但其时孟子只是被“利用” ,并不能说明其地位的提高 ;第二次以东汉末年注孟风潮为标志 ,尤其以赵岐《孟子章句》为极致。赵氏对孟子的推崇不仅与东汉中后期以来儒学名士对孟子人格的情感认同有关 ,还有其家族门风的因素。而赵氏之后孟学的不兴 ,又与汉魏之际士人中盛行的“通脱”之风相关联 ,特别是当时的社会思潮与孟子思想中突出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大丈夫”精神无法相融。因此 ,汉魏之际孟子地位的沉浮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     

论孔子思想的包容性与中国儒学的发展

<正> 春秋战国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既然是争鸣,所以一般多看到彼此间思想上的分歧,其实相互间也有不少相通之处。如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我认为他的思想就有较大的包容性。后来中国儒学的发展,在长期封建社会中虽貌似取得独尊地位,但思想内涵却在不断吸取容纳各家之长。传统儒学影响到今天,能否适应开放的形势和现代化社会的需要,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认为研究孔子思想的包容性及后来各个时期儒学的发展过程,对当前应如何对待儒学传统,是有重要历史借鉴意义的。     

汤因比论孔子与儒学

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是中国对汤因比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深入下去。汤因比对中国有着浓厚的感情,他曾向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表示过,他希望出生在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时的中国新疆。他虽然不懂中文,但他尽力搜集、研读那些已经翻译成西方文字的有关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著作和文章。在1925至1929年期间,他还写过多篇论述中国局势的专论。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一书中,他不仅论述了中国古代的文明的历史,而且他还运用中国的古代的哲学,如孔子和儒家学说、老子和道家学…     

论隋文帝与隋代的儒学

<正> 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学,从魏晋南北朝的衰颓中发展宏大起来,隋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恢复和发展阶段。所以,史学界长期以来否定隋文帝对儒学发展的作用,实非中肯之论。其实,处在隋代这一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的隋文帝,与儒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执政期间对繁荣儒学做了不少的贡献。可以说,儒学在隋唐时期一改消沉局面,再度振兴于     

论儒学对于传统科技发展的两重性

人们常常把儒学作为阻碍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诞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理由之一是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对科技采取排斥的态度.其实,这个理由是需要重新讨论的.因为如果儒学对于传统科技的发展是毫无正面作用的,那么很难从逻辑上解释下列问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骄傲的科技成就,竟然和这一文化的主流思想即儒学是完全对立的.综观中国传统科技,至少有这样一些特征:就学科而言,最为发达而完备是医学、农学、天文学和数学这四门学科;就体系而言,偏重于解决实际问题,以此来建立学科体系;就著作而言,大多采取经学注解式的编撰体例.儒学对传统科技这些特征的形成是有很大影响的.本文试图从这些影响来分析儒学对于传统科技发展的两重性.     

儒学的更新与朱熹在儒学发展中的贡献

儒学的更新与朱熹在儒学发展中的贡献钟肇鹏从孔子到朱子,儒学的发展变化可大致分为五个阶段。从孔子开始,儒学即表现了善于抉择、博采众长的开放性特征,虽然儒家历来祖述五经,宗师仲尼,但每一阶段的儒学都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而且对儒经的侧重点也有不同。朱熹集理...     

论儒学与中国宗教信仰的关系

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和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精神方向,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也使中国宗教信仰打上了儒家文化的深刻烙印,从而表现出其独有的特点。文章对儒家文化与中国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探讨和分析,同时进一步揭示了文化与宗教之间相互渗透和无法分割的关系。     

论福泽谕吉儒学与西学的视域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启蒙运动的缔造者,是日本资本主义文化的先驱者,也是一位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理论家,他的名字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他一生著述颇多,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其对"儒学"思想的排斥,以及对西方近代思想的汲取。福泽谕吉还提出"脱亚论",日本学者丸山真男一针见血地指出福泽谕吉的"脱亚",实际上就是"脱儒"。福泽谕吉提倡以欧美为目标改造日本社会;排斥"儒学",提倡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其思想的实质,就是想汲取西方近代文明之精华,谋求日本之独立,发展日本之文明,使日本尽快强大。福泽谕吉继而站在了"国权主义"立场上,拥护"天皇制度",积极地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大造舆论,极力倡导"脱亚入欧"论,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了历史的罪人。     

论中庸的发展及其在儒学中的地位

<正> 中庸思想萌发于三代,中庸之名首出于孔子,春秋而下其学理几经发展,迄于秦汉已蔚然大观。在中国认识史上,中庸常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其更迭既展现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升华的一个侧面,又体现了华族理性精神的发展,也往往是儒学的精华所在。虽然近现代对其毁多于誉,但当代社会实践却表明中庸思想的价值     

应用儒学的兴起——儒学创新发展的趋势与愿景

正儒学的参与者、观察者、实践者和信仰者对于如何理解和解释儒学创新发展之问题可以从完全不同的立场出发,提供相差甚远的不同视角,从而生发出迥异的愿景。本文主要以观察者的眼光尽可能客观地来审视儒学现状与发展趋势、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后续发展的空间。当下的儒学发展已经形成一些有别于历史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既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大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也受到儒学研究者、倡导者本人知识与方法的影响。儒学创新发展的一个积极方面是"应用儒学"的     

明末儒学的发展

据王阳明的门人王龙溪说,关于阳明晚年提倡的致良知说,当时已有归寂说、修证说、已发说、现成说、体用说和终始说这六种学说。对于以上各学说,龙溪都简明地论述了其特质(《王龙溪全集卷一·语录·抚州拟岘台会语》)。但是概括起来,可以把王门分为如下三派,即;现成派、归寂派和修证派。现成派是左派,归寂派是右派,修证派是正     

儒学的批判性与批判儒学

<正>儒学历来都具有批判性,这种批判性既表现在对世俗社会风气、政治上的不合理之处展开批判,亦表现在对儒家以外其他各家思想的批判方面,当然还表现在对儒学内部不同     

儒学心性论的历史进程

儒学心性论在历史上有一个相循相续的发展过程,孟子强调心性的合一性,荀子突 出心性的相分性。程朱认为心性通而不同,有荀学的痕迹;陆王坚持心即性,以孟学为旨归。在现 代新儒学中,冯友兰走的是程朱的路,其学是程朱之学的延伸,熊十力、牟宗三走的是陆王的路,其 学是陆王之学的发展。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儒学根源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具有深厚的儒学根源,特别是清代儒学的变迁,直接规定和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方向。从内容看,五四新文化又是在儒学的基础上融合了一些非儒学派的产物,它继承了汉学的治学方法和宋学的怀疑精神,又接受了经今文学的历史观和经古文学对孔子的理解,从而实现了儒学的改造。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的接受,仅限于将它当作实现传统更新的工具。     

论蒙文通的儒学观

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以儒学为"中国文化之根柢",认为儒学从根本上说是唯物的,孔、孟之说与唯物论实不相悖,并积极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工作。在儒、道、释三教关系上,认为各有宗旨而主会通。就儒、道而言,认为儒学与北方道家同源于仁义,儒家之克己复礼与南方道家心斋坐忘之学异曲同工,二程之学实出于陈抟。就儒、禅而言,两者虽截然不同——儒学为性学,重工夫,主有善有恶;禅宗为心宗,只见心体,主无善无恶,但皆主理事不二,儒可通禅并可摄禅。蒙先生的儒学观于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仍有重要意义。     

论王祎的儒学思想

王伟（1321—1373年）,字子充,浙江义乌人。他尝师事黄语,得其精诣,与同门友宋嫌俱以文章名世。他的思想在元末明初儒林独具特色,但除容肇祖先生在《明代思想史》上曾略作评介外,一般思想史、哲学史、乃至儒学史、理学史多不予以论列。有鉴于此,笔者特撰此文,以期恢复王伟在中国儒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何谓“儒”？王伟释之日：有用之谓儒。世之论者顾皆谓儒无用,何也？日;非论者之过也。被所谓无用,诚无用者也。而吾所谓有用者,则非彼之所谓无用矣。夫周公、孔子,儒者也。周公之道尝用于天下矣,孔子虽不得其位,而其道即周公之…     

论康熙的儒学观

<正>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如同清初康熙帝那样视“崇儒重道”为基本文化国策,并于国务活动之余,数十年如一日潜心讲求的帝王,实不多见。儒学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演进,显然不是个人意志所能转移。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空前强化,帝王的好尚,往往又会给儒学的发展以重要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清初的康熙帝就是     

论韩国儒学的特性

韩国儒学是东亚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韩国儒学与中国儒学和日本儒学相比较,具有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具体说就是重"气"、重"情"、重"实"。具有这种特性的韩国儒学,在韩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