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条主义的一些意见

作者在本文开头說,列宁早已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同机会主义和左傾敎条主义这两条陣綫的斗爭中前进的,从而企图反駁我們《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一文中的一句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来就是在战胜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爭中不断前进的”,然后,他給敎条主义下定义說,它不仅是“頑固地保卫旧的过时的观点”,而且还“肆无忌憚地……宣布和規定种种任意的新論点”。接着,他在全文中引申其教条主义定义的第二个含义。在通过一大堆认識論方面的論证之后,他說:“仍有这样一种彻头彻尾的敎条主义,它以主观为依据而不加严肃分析地提出这样一个新的論点,說什么今天的世界上基本矛盾不再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矛盾,而是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間的矛盾……这就是修正主义敎条主义的典型例子”。接着,他說斯大林的敎条主义最突出之点,乃是任意的革新,因而他分离了辯证法規律与历史的关系,否认否定之否定,无視斗爭中对立的統一等。这种任意的革新亦即修正,在斯大林那里,从哲学上一直发展到政治上,“例如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設时期阶級斗爭不可避免的尖銳化这个論点”。紧接着,作者就歪曲与誣蔑說:“現在如果相信中国共产党領导人,那末連共产主义建設时期也是这样了”。最后,他作結論說:“教条主义不仅表現为厌惡或者无力修正应当修正的东西,……而且还表現为……任意修正毫无实际根据可修正的东西”。     

卡尔·雅斯贝尔斯及其哲学

本文是雅斯貝尔斯的門徒赫尔什为紀念雅斯貝尔斯80誕辰而写的。譯者刪除了他吹噓雅斯貝尔斯“伟大”、“天才”的部分,而只譯出他談到雅斯貝尔斯哲学的三个基本概念——“生存”、“眞理”和“自由”——的部分。作者說,对个人来說,生存就意味着:“利用种种机会来获得知識和了解,来使他自己被了解;利用种种时机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利用种种机会去爱和作斗爭;利用种种可能去工作、去从事創造性的活动;利用种种时机去崇拜;利用每一机会去获得对于可能的生存能提任何希望的自由”。关于眞理,作者說,“眞理是存在的界綫”,“一切有关客体的知識都导向于并力求达到这一眞理的界綫”,只有当我們的对眞理的向往麻痹了的时候,“我們才可能会将这种知識誤认作眞理”。关于自由,作者說,“自由必須不被任何一种制度窒息或减損”,这就是雅斯貝尔斯反对“极权制度”的根由。但是,他維护“形而上学的自由”,因为“人类社会中的沒有权威的自由是会导致自由的自我毁灭的”。     

毛澤东哲学思想的战斗性

“毛澤东同志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这一文献对当前人民革命斗爭具有現实意义和理論意义。它充滿了生命力和战斗性。它使人們清楚看到正确地运用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实际斗爭的的极端重要性。哲学是人人必須学習的,也可以学習的。从研究哲学的角度来說,把它看作是模范的哲学論文,也是完全应当的。它沒有那种长久不見天日的書生霉气,也不是那种咬文嚼字的繁瑣哲学。它是几十年人民革命实践的总結。严格的邏輯性,沒有迷信的革命的辯証方法,洞察历史發展規律,对人民群众的信心,对反动派的蔑視与警惕都活跃在紙上。这样的哲学一旦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必然变成无比的力量。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哲学的任务     

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全国一盘棋,簡单说来,就是全局观点。这是我們进行阶級斗爭和生产斗爭必须遵守的一条重要的原則。早在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题”一文曾指出:“說‘一着不慎,滿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爭也是如此。”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指出:“我們作計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記这一点。”这就是說,全国一盘棋的方針,并不是新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就以全局观点即一盘棋思想教育全党全軍。在中国革命战爭史上,到处都闪耀着这种偉大战略思想的光辉。     

关于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与朱光潜同志商榷

朱光潜先生在《哲学研究》今年第二期发表了《美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爭》一文,总括地說明了自己对于美的本质問題的理解所依据的哲学基础。我們不打算在这里和朱先生直接地討論关于美的性质問題,而着重于朱先生在論证美是主客观統一时,对于那些哲学基本原則的认識和运用問題。因而我們不是从某种既定的对于美的性质的看法来討論問題,只是为了弄清楚探索美的性质问题时究竟应該怎样认識和运用那些哲学基本原則。     

对分析美学的回顾与展望

说不需要对分析美学作任何介绍并不是我们对分析美学确切是(或曾是)什么,甚至那些被准确无误地称为分析美学家的人(以及在他们的哪些著作中)都是谁,知道的很清楚。我们所谓的分析美学究竟以什么方式谈论美学上的分析运动,或者至少可以谈论美学中的分析方法或风格?分析美学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在什么方式上,区别于它的先驱者或敌对者?分析美学是否满足了要求彻底变革和哲学进步的希望,就是这些希望曾鼓舞许多早期分析的尝试推翻传统美学的设计和理论?在这些年里,分析美学自己的纲领是如何做的和修改的;它能指出哲学能引以为荣的任何进展吗?     

要“敢于”革命,还要“善于”革命

毛澤东同志“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这一文献的發表,特別是在这个时候發表,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在現实意义上十分重要,在理論意义上也同样十分重要。去年的莫斯科会議宣言指出,“我們时代的主要內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战爭还是和平共处,已經成为世界政冶的根本問題”。目前东風压倒西風的客观形势是在大跃进,东風愈吹愈猛烈,西風愈吹愈衰微,对爭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爭是十分有利的,但在人們的主观上,思想認識上,敢不敢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爭,敢不敢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取得胜利这一問題,敢不敢革命的問題,还不能說是已經完全解决了。毛澤东同志这一文献的發表,对这一問題的解决将起着巨大的作用。     

鉄老虎还是紙老虎?

經过抗美援朝战爭,以及在以后的一系列和平与战爭的斗爭中美国的失敗,已經有越来越多的人看穿了美国不过是一只紙老虎,而鼓起了同美帝国主义斗爭的信心。可是,至今在中国以至世界范围内,都还有不少人弄不通这个問题。他們問道:你們說美国是紙老虎,为什么美国还能够到处搞紧张局势,霸占别国領土,横行霸道呢?美国的钢产量不是世界第一嗎?它有很多的飞机大炮,还有氢弹、原子弹、不明明是一只铁老虎     

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爭与轉化問題

最近在一些报刊杂誌上展开了对立統一規律的討論,对于矛盾的斗爭性与同一性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在运用这一規律說明和解决問題时也就各不相同。周景芳同志在最近一期《哲学研究》的論文中提出从这个問題可以联系許多問題来討論,他举出例如从哲学史土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辯証法与形而上学有无同一性的问題。同期关鋒同志的《庄子哲学批判》一文,也提到庄子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是从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轉化而来的,这个問題也是和同一性相联系的。1956年和1957年哲学史界也會经提出过唯物主义     

略談参加劳动和阿洪思想改造的关系

经过偉大的整风运动和反右、反坏人坏事斗爭以后,我們各地伊斯兰教界人士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觉悟,都有程度不同的提高,这表現在:对党的偉大和正确领导和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有了較明确的认识,澄清了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关于民族与宗教以及其他許多涉及大是大非问題上的糊塗观念;对于自己在政治立場上和已往的許多錯誤言行,也在向党交心时自动提出,并在集体的帮助下,作了初步的分析和批判,抛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总之,經过这些运动,大家都明确了前进的方向,紛紛表示今后要继续加强政治学习,参加生产劳动,进行自我思想改造,爭取早日走上自食其力的光明大道。可以說,     

笛卡尔美学思想新论

笛卡尔作为西方近代哲学的始祖之一,他的思想既是西方近代“两个重要而背驰的哲学流派的源泉”(罗素,第92页),也是两大重要而分歧的美学思潮的源泉。无论从西方哲学史还是美学史看,笛卡尔的地位和贡献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从西方美学史发展看,笛卡尔的主要影响和贡献是他所创立的理性主义哲学为近代理性主义美学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他的具体的美学论述就是建立在这一新的哲学基础上的。胡塞尔说,笛卡尔的哲学沉思“开创了一个哲学的新时代”(胡塞尔,第108页)。笛卡尔所开创的“认识论的转向”,他对于人类理性、自我主体以及先天观念的…     

理式与灵感——浅析柏拉图美学思想二要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当西方文明的源头无一例外地指向欧洲版图东南部的星罗岛屿,作为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和诗人,柏拉图无疑是西方美学发展历程上开宗立派的人物。他的美学思想既是在对前人观点的继承上进行了一个超越,同时他的集大成之作又对西方后世美学思想的延伸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上,他将自己的整个文艺思想的理论基础确立为哲学本源问题探讨上所提倡的"理念";在关于文艺的社会功用问题上,他从理想国的政治理想出发,提倡审美教育应该以捍卫理想国的正义为出发点;在文艺创作上,他认为灵感是文艺创作的原动力。从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体系中不难提炼出"理式"与"灵感"这两个关键词。这两个核心概念不仅代表着柏拉图的美学体系,而且也成为西方历代美学家热衷讨论并不断丰富发展的范畴。     

康德哲学中的美学问题

在温克尔曼和门格斯、霍姆和霍加斯、以及莱辛和歌德这些作家中,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哲学家。甚至象麦尔(Meier)这样自封的哲学家以及那些确有哲学天赋的赫德(Herder)或哈曼等人,也不能说是名符其实的哲学家。在维柯之后,康德作为欧洲第二位真正的思辨天才,终于来到我们面前了。关于康德着手解决维柯提出的哲学问题的情况,已有他人论述了;当然不是在直接的历史意义上,而是在一种观念的意义上提出的。他在多大程度上超过了自己的前辈,在达到这种程度的过程中遭到了多大挫折,都不是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我们必须把自己的目标局限于对美学问题的讨论。我们知道,在德国思想发展过程中,康德占有     

几年来关于美学問題的討論

概况解放以前,关于美学問題(不包括文艺理論)的研究是很不发达的。有关这方面的专著和翻譯寥寥可数,而且影响不大。当时在青年中影响較大的只有朱光潜的《談美》(1932年出版)和《文艺心理学》(1936年出版),可是这两部书正如朱光潜先生自己所說的,与中国过去封建的文艺思想,与欧美許多反动的哲学、美学思想有着千絲万縷的联系。抗日战爭結束后,蔡仪同志写了一本《新美学》(1947年出版),对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提出批評。解放初期,《文艺报》曾发表过朱光潜、蔡仪往返論辯的个別文章,1953年曾发表呂熒批評蔡仪《新美学》的文章,但都未展开論爭,也未引起注意。1956年6月《文艺报》发表朱光潜《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对他过去的美学思想作了自我批判。同时,《文艺报》、《人民日报》、《哲学研究》等报刊陆續发表了曹景元、賀麟、李澤厚     

论对立面统一和斗争规律的表现形式和作用特点

本文是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辯证法規律作用的特点》一书的第一章。作者是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主任。作者认为:唯物主义辯证法的对立面統一和斗爭規律在資本主义条件下以对抗性的对立面統一和斗爭規律的形式表現出来,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則以非对抗性的对立面統一和斗爭規律的形式表現出来。这个規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有以下特点:一、它失去自发的和盲目发生作用的性质;二、可以保证非对抗性矛盾双方的大致平衡的发展,不会使它們达到尖銳化和冲突的地步;三、有些不可調和的对立面,如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人意識中的旧殘余,不是相互依賴的;如果說它們相互依賴,那是錯誤的;四、不能无条件地說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現象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轉化,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存在着差別,而不是对立”;五、不需要用阶級斗爭和社会革命的手段来解决非对抗性矛盾。最后,罗任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可以防止矛盾的尖銳化,甚至防止矛盾的产生。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的关系問題是关于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

一、关鍵在哪裏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的关系問題,是目前哲学界正在討論的关于对立统一規律几个問題的中心。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同,对其他問題的回答也不一样。許多分歧意見,归根到底是由于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的关系問題的看法不同。薛靖同志認为同一性和斗爭性的关系是对立統一的关系,但却由此作出了“斗爭性也是相对的”等等錯誤論断。有的同志批評薛靖同志的錯誤意见,但又走到另一极端,根本否認同一性和斗爭性的关系是对立統一关系。那末,問題的关键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素质与能力

在心理学領域中,辯証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机械唯物主义始終进行着不調和的斗爭,这是阶級斗爭在意識形态中的反映。在能力問題上,也有着两种对立的学說。資产阶級的心理学家們无恥地宣揚着遺传(素貭)决定論与环境决定論,前者把先天的素貭神秘     

论反本质主义美学的理论可能

反本质主义美学并不是一个美学流派,而是一个边界模糊、理论旨归多样的美学思潮,它更多地指涉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思维态度。它在理论的最根本处对传统美学的最核心问题,即"美是什么""艺术是什么",发问并进行彻底清算。它是在哲学和艺术发生了根本变化的后现代语境中进行着的一种美学思维和观念上的革命。反本质主义美学以后现代境域中的审美现实和艺术实践的变化作为问题的起点,以变化了的后现代哲学思维模式为理论的方法论武器,对传统美学基于其上的元问题采取的是放弃的态度和立场。这是反本质主义美学的理论可能的基础,也是反本质主义美学的理论使命。     

成于乐的圆成之境——论牟宗三的美学世界及其与康德美学的不同

牟宗三虽然不以美学家名世,但是却有丰富的美学思想。牟宗三的前期美学思想,为其后来的美学思想奠立了基调,这是解开与把握其美学思想的关键。他的美学世界是以本体论的逻辑构造为基础而建立的宇宙论的逻辑构造。他以中国儒家式的天心为建立美的判断的最后的超越原则,以取代康德以“自然之目的性”概念为建立美的判断的最后的超越原则,从而重建康德的美学;相对于康德的美学乃至于西方主流的美学来说,的确是提出了一条新的美学思路即道德的形上学的审美之路,拓宽了美学的领域,开阔了研究美学的视野,对人是不乏启发的。牟宗三与康德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哲学传统之中,其所成就的哲学或美学以不同的面貌、风格与类型现世,原属自然。问题在于,如何在中西哲学、美学,乃至文化之间找到一块双方都承认的共同所有的空白地带,作为通约的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上来展开中西哲学相互对话与相互融通的工作,既有世界性人类性,又不失其民族性与个性,才是我们所企盼的前景。     

全民国家

这篇文章,发表在英国共产党理論杂志《今日馬克思主义》今年三月号上,美国共产党理論杂志《政治月刊》今年四月号全文轉載。作者杰克·柯汉(Jack Cohen)在这篇文章中重复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关于“全民国家”的一些濫調,竭力为修正主义的謬論辯护,幷且歪曲我們党在这个問題上的論点,指名攻击我們党。作者认为:阶級斗爭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經“不起作用”,当馬克思和列宁談到資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时,他們所說的共产主义“指的是以其第一、低級阶段开始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作者武断地說:“中国同志强調国家的‘阶級性’,意思是要特別强調它的强制性”,并且断言我們党“沒有看到”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而且在这个社会进入共产主义建設时期的期間会发生“辯证的转化”。作者还把我們党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級和阶級斗爭的正确論断,曲解为“阶級斗爭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而尖銳化”的說法;幷且牵强附会地說,这个思想“是从斯大林那里拿来的”,但是“早在三十年代末期斯大林本人也抛弃了”。接着,作者否认苏联产生新資产阶級分子的可能性和事实,理由是,在苏联,“‘产生’資本主义分子的社会基础的小所有制,事实上已經消失了。”作者还硬說我們党“把全民国家的概念当作主张‘超阶級国家’来攻击”,“把两个不同的观念学究式地混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