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普世主义及其矛盾

本文主要从教会论而非救赎论的层面来讨论基督教普世主义,目的是探讨普世主义教会观产生的源头、发展线索以及在实践中的矛盾表现。本文认为从教会教义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圣经教训内容本身两方面来看,普世主义教会观直接秉承罗马普世主义思想文化资源;论述了古代和中世纪教会普世主义的矛盾发展及其引发教会分裂的历史过程,认为难以解决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制定教会教义与确立教会权威这两个问题上;探讨了普世主义在20世纪取得突飞猛进的原因,并简略讨论了普世主义在中国新教教会中的情况。     

晚清新教传教士的中国佛教观

十九世纪下半叶,来华新教传教士群体发生很大变化,他们对待中国宗教文化的态度上也趋于多元。艾约瑟、艾德、毕尔、丁韪良、李提摩太、苏慧廉等几位具有自由思想的晚清新教传教士,试图一次次跳出传统佛教观的范式以及对中国佛教进行套语式的描述,开诚布公地去充分认知中国佛教这个“他者”。佛教词典的编撰、佛教经典的英译出版,标志着他们对中国佛教研究已经达到一个新阶段。不管他们最初的动机怎样,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佛教文化的西传以及西方汉学的发展,增进了中西宗教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以今日的眼光去评价他们的著述,不难发现其中的缺失,但无论如何,他们是西方学界了解中国佛教的先驱学者。     

从天主教之节日、人生礼仪透视其本土化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是传教士宣教中国人接受教义的过程,而且是中国人按自己的思维模式理解其教义、用自己的行为方式改变其礼仪的过程;不仅是传教士改变了部分中国人的信仰,影响到他们的思想、行为,中国的文化、思想等因素也影响、改变了传教士的思想、行为方式。特别是一些传教士采取了适应中国文化、环境的传教策略,主动或被动地接受     

上帝是爱的圣经观

圣经观的问题,看似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白。实际上,教会的圣经观关系到教会如何看待和解释圣经,如何用圣经的真理指导教会的灵命实践。所以,圣经观代表了基督徒和教会的上帝观、世界观、人生价值观和真理观。基督教会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如何诠释圣经的历史。丁主教提出的上帝是爱的圣经观,使中国教会不再重走西方教会思想史上每每陷于复杂的教义争论的老路,而是引导中国教会重视圣经的中心信息就是上帝爱世人,上帝的创造和救赎最终目的是使人类社会更加和谐美好,因为上帝是世上一切真善美的源头。所以,丁光训主教提出上帝是爱的圣经观及神学框架,教导我们在一种动态的爱中去体验上帝与人的关系,去体验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而不再去争论教义的细节,不再人为地给教会设置一道无形的围墙;教导我们敞开胸怀接纳世上一切美好的真理,使教会作出更加美好的见证。丁主教的圣经观,为中国教会在今天的处境中解释圣经,并用圣经诠释引导教会的实践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近代欧洲圣经评鉴学兴起的思想背景初探

本文借着对相关史料的分析指出,近代圣经评鉴学兴起的过程,就是在圣经观和释经路线上各种因素纠葛、斗争的过程。17-18世纪科学、政治和哲学的发展和进步,其根本原因在于工业革命引发的经济基础的变动。这种变动必然会引发包括宗教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变革,最突出的就是对正统教义和圣经宗教的新的看法与评鉴。从史料上看,虽然新兴思想家对圣经的各种评鉴甚至是攻击,似乎是零散的、突发的、个人式的、有些是在内容上互相重叠的,但这些基本事实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和共同的哲学基础——即近现代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启蒙思想等等;更与当时代的政治、经济、科学发展和社会精神氛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新思潮在圣经观上与掌握神学话语权力的教会当局的缠斗,实际上是不同的世界观和上帝观的斗争,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斗争,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益诉求的斗争,不同的社会伦理取向的斗争。     

论加尔文的神学伦理学遗产(Ⅱ)

3.加尔文神学思想对新教教会的历史性影响如果说是马丁.路德在新教神学传统的创制上为后世新教神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确定了基本神学方向,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发现,今天世界基督教新教的基本神学命题和教义立场,如对《圣经》的基本原则,对古公教会传统的立场,和罗马天主教进     

回应“和合本圣经的特色与修订浅见”一文

<正>在晚清国势风雨飘摇之际,多位来华传教士及华人同工们,都曾以圣经翻译成中文为上天所托付之使命和首要任务。因此,自马礼逊来华后的一个世纪,新教传教士在中文译经上都曾作了众多尝试,包括把圣经翻译成文言、浅文言和官话,以及在中国东南地区通行的方言译本。不过,正由于在译经上百花齐放,反而有碍不同地区的华人教会合一,并有碍福音     

《委办译本》：首部新教中文“联合圣经”

<正>作为第一部新教中文“联合圣经”，《委办译本》（Delegates’ Version）在圣经汉译史上享有特殊地位。该译本酝酿于《南京条约》签订后，即“五口通商”之后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权利被合法化、赴华宣教人数快速增加的时代背景之下。1843年8月至9月，来自英美两国多个差会的新教传教士齐聚香港，为筹备一部能被广泛接受的圣经汉译本而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译者委员会被选举出来，基本的工作规范也得以确立，     

《口铎日抄》与晚明天主教传教士的圣经故事叙事

晚明天主教传教士著书立说时将众多圣经故事译介入华,传教士所述圣经故事既是对《圣经》的片段式摘引与意译,也是西方教会文学东传的内容之一。《口铎日抄》记录了晚明艾儒略等传教士在福建的布道活动,其圣经故事讲述颇具"现场"意义,出于宗教传播的目的,传教士的讲述也不乏"断章取义"之处。从《口铎日抄》所述圣经故事的内容及其叙述策略可以窥见晚明传教士布道中如何宣讲圣经故事以及圣经故事传播中传教士与中国教徒的互动情况。     

中国基督教为加强教会性而努力

历史的回顾 近代史中,基督教于19世纪从西方传到中国。西方的基督教自从宗教改革以后,虽然总称为基督教(新教),却已经形成不同的宗派,对圣经的理解、对教会的神学解释都有差异,反映在教会的组织形式上亦有不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所建立的教会,与他们所代表的不同宗派相联系,而且按照各自的宗派体系来建立。因此中国教会过去也是各自为政,甚至互相攻击。教外的人很不理解,有时会问:"你们是否相信不同的上帝?"     

内地的新教赞美诗史略

以中国基督徒作词、作曲或用中国民间曲调加以改编具有民族风格的赞美诗问世,是基督教赞美诗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国伦敦福音会传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成为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随后新教的各国教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带来各自编译的赞美诗,以供本教派在中国内地的教会使用。至清末民初,新教及其他教派编辑刊行的赞美诗集已不下百余种。     

"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

有学者指出:基督新教在中国的走向,实因国际国内的局势、国内外的政治以及文化的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即便基督新教在近代历史上的传播是一种文化的传播,若置于社会史的视野加以考察,也不能够排斥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可能性,甚至还不能排斥个别的传教士利用历史的时机不恰当地谋取教会甚至个人的利益。     

欧洲第五次新教社会学讨论会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在斯德哥尔摩的西格图纳举行了欧洲第五次新教社会学讨论会。尽人皆知,西欧和美洲的两大基督教在最近十年里加强了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其原因如下: 1.虔诚在日益减退。今天资产阶级的宗教社会学家经常谈论(也从理论上)笃守教规只是现代社会的一种边缘现象。针对目前基督教的状况,他们使用象教会生活非基督教化、避难、过犹太民窟生活这样一些概念。也有人把基督教团体说成是残余团体或残缺团体,这种团体处在现代社会的外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处在局外人的地位。 2.在西欧和美洲,与这种宗教信仰思想地盘的巨大丧失相对立的是迄今人们还不明白的整个公众生活的教权化。由于这种原因,宗教不稳     

论马丁·路德的神学伦理学遗产

马丁·路德是一位对基督教新教教会成形和成长有着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作用和意义的伟大历史人物。作为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创制性地奠定了新教神学的教义基础,并为后世建立完全有别于罗马公教的新的教会形态厘清了基本问题。从改教者的最初思考中去认识和理解他的伦理思想之神学理念,有助于我们在今天的中国教会里作美好的见证和作有益于教会成长的学术思考。     

什么是“20世纪初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

正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非、拉美国家的基督教会开始争取摆脱西方传教差会的控制,建立适应本民族本地区文化的教会,采取与本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各种主张和实践,体现其民族意识和地方特色。在这些国家的基督教新教教会中,产生了以民族传统观念和形式来表现基督教教义与礼仪的种种改革。同时,在这些     

基督教的教义性、伦理性与社会和谐

基督教既是教义性的信仰,也是伦理性的宗教。教义是其内涵,伦理是其外延,二者的有机结合才构成真正的基督教。基督教的教义性表现是,以信经宣告信仰,以圣经确立并检验教义,以教会活动践行教义。基督教的伦理性在于相信一位伦理的上帝,这位上帝必然要求基督徒重伦理、讲道德,尤其注重爱、圣洁和公义。教义性和伦理性相结合,一定能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基督教福音派在巴西制度化政治中的参与及其影响

近年来,基督教新教福音派信众人数的大幅增长在传统天主教国家巴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福音派教会除了在宗教与文化领域带来改变外,还以新的方式积极参与巴西的制度化政治,在政治选举中推选教会官方候选人。福音派教会希望通过参与政治来巩固其制度化基础,在与天主教教会及本教派内众多教会的竞争中不断壮大;同时,福音派中政治参与最积极的五旬节运动教会也拥有有效的组织结构进行政治动员。由于福音派教会的广大信众基础及其参政意愿,他们越来越成为巴西党派政治竞争中重点拉拢的对象。他们在近年来加入并促成了右翼保守主义浪潮的兴盛,同时有可能导致政治庇护主义的滋生。     

福音派妇女释经的进路:以《创世记》第34章底拿的故事为例

基督徒在研读圣经的时候,通常试图从中寻找伦理上的教导,而且传统上认为经文在伦理上对信徒的塑造和影响是有益的,并且基督徒对圣经经文的态度首先应该是相信和信任的。然而,妇女神学家们对圣经的态度并非如此。他们首先是怀疑,他们认为圣经的经文首先是父权制的和男性中心的,因此是潜在地伤害女性的,读者不应该无批判性地开放自己让圣经的故事影响自己,而应该揭示其中一些故事是压迫性和有害的,从而让妇女以一种解放性的心态去读经。笔者从福音派的信仰立场,结合妇女释经的方法和进路,试图在传统与妇女神学之间展开一个对话,希望一个创新性的福音派妇女释经的进路能够产生。     

清末民初天主教白话圣经译写及其滞后原因

较之近代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卓有成效的白话译经,天主教在这方面要相对滞后,直至1968年才出版《思高圣经合订本》。此前天主教内也出现过对白话译经的提倡及实践,但较之新教《官话和合本圣经》,只是个别修会的努力和部分圣经的翻译。本文基于民初天主教部分期刊史料,对天主教内白话译经滞后原因作初步探讨,也兼及与新教《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比较。     

浅析基督教中国化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教育事工的探索——从南通第一城基督教堂的牧养事工说起

根据史料记载,基督教传入中国是"三起三落","三落"的主要原因就是基督教没有中国化。例如,景教在唐朝出现过"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可惜的只流行了210年。如今在西安碑林中,只见到唯一的一件实物——景教碑。传教士传教的途径每每都是以走上层路线为主,他们先向皇室、官员、市民讲述耶稣的故事,然后才走进农村,或者说,主要先对城市中有文化、有地位、有苦难的人讲道,没有将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与中国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开展宣教工作。当今,中国基督教徒主要分布在农村,复兴的农村教会,在不断推进中国城市城镇化的今天,开始出现萎缩,甚至不免有点危机四伏,相当一部分的农村信徒走进了陌生又繁华的城市,教会如何提高他们的文化、调整他们的心态、陶冶人的情操、发扬移风易俗、促进社会和谐、提高社会诚信、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都是通过教会的教育事工开展,即基督教教育与信仰的重中和延伸,本人从南通教会的实际情况来考量,结合中国基督教"三自"原则、习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2016年4月22—23日)及其它系列讲话和香港基督教三一神学院院长、浸信会牧师林德平博士的《基督教教育课程》的有关内容,浅析基督教中国化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教育事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