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城市公共道德生活

清代城市公共道德生活因清朝政府对士人结社的严厉控制和城中满城的专设而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城市公共道德生活,因比清代乡村道德生活更明显地反映了商品经济的特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乡村道德生活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同时在其内容上更为丰富和复杂.城市公共安全的维护和市场秩序的维持是其城市公共道德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它们都与城市中的每个人的利益相关,是官方和民间都应该承担的共同责任.     

礼乐教化与宗教学教育

立足于中国礼乐教化的人文主义大传统,理性地反思宗教观念、体验、行为和体制,加强和完善宗教学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晚清以来,中国就陷入了"中西古今"格局之下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社会组织模式、百姓礼俗生活和民族文化心理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在今天,全球一体化加剧,中国文化生态呈多元化和复杂化发展态势,更易使人陷     

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人际信任 ——基于三省四村庄的实证研究

我国乡村社会人际信任关系呈现以“亲朋—熟—生”为表征的差序性关系格局,这一格局产生于“血缘差序”和“情感差序”的共同作用.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人际信任在保持传统差序性格局的同时,也出现了与乡村社会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交往方式相对应的若干变化,并且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变的差异性特征.     

中国乡村经济伦理之历史考辨与价值理解

近代以来,伴随着我国乡村社会经济关系与利益关系的变化,具有乡土特色的中国传统乡村经济伦理也发生了相应的历史性变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韦伯的"精神(伦理)气质论",为我们提供了把握中国乡村经济发展与伦理道德之互动关系的基本逻辑思路.根植于乡村经济生活的乡土伦理,在经历不断传承和变迁后仍彰显着其现代价值.对中国乡村经济伦理的历史考辨与价值理解将有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时代主题.     

晚清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民间道教的发展——以长阳《宝录》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新发现的史料《宝录》为中心,探讨晚清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民间道教的发展。在晚清的长阳,民间火居道士刘湛然成立了"道德堂"民间道教组织,出版道书、订立规则并建立法脉。这个民间教团以"正一"标榜,是道教在晚清时期民间化和世俗化的典型产物。其教团道士多火居,在世俗生活之外以乡村社会斋醮法事为主要宗教活动。这为了解晚清民间道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个案。     

梁漱溟的公德观与"乡村自治"构想的伦理困境

梁漱溟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初步尝试,他清醒地意识到,"公德"观念的缺乏不仅对民众的精神状态造成了消极影响,而且阻碍着现代意义上的团体生活的发生.因此,他主张通过"乡村自治"的方式造就团体生活的必备品德,使农民在获得现代性物质利益的同时,养成关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基本素质,依靠公德的柔性力量推动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对传统道德力量的过度自信及趋利避害的考量,使他在维系团体生活的价值取向上终究未能摆脱向传统儒家伦理的回归.     

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家庭伦理生活

在贯穿中国近代史始终的晚期民国时期,传统的家庭伦理,依然是中国乡村社会里千千万万农民家庭最基础的道德生活规范,对广大农民的家庭生活,依然发挥着重大而积极的良性作用.而这正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家庭道德生活向近代化转型的重要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论公共道德研究的理论维度

公共道德简单说来就是指公共生活中的道德.由于中西文化在公私问题上都曾存在的政治维度和社会维度的混合问题,因而对公共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道德的理解和研究也就变得异常困难.制度伦理研究制度的正义问题,是我们研究公共道德的第一个基本理论维度;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公民道德则包括日常生活中公民对制度规则应承担的道德责任以及对他者(陌生人)应有的态度、行为两个基本的层面,是我们研究公共道德的第二个基本理论维度.道德理论研究的这两个维度,也是我们推进伴随社会转型的新时期道德文化建设的两条基本路径.我们有必要把道德建设的重心转移到公共道德的培育上来.     

近代医学整形技术引发的身体观念变迁

近代医学整形技术通过报刊传媒推介至晚清中国,实现残缺身体的修复与再造,备受时人关注。晚清女性欲借助医学科技调整体态容貌,进而把身体改造得更有价值,由此引发了传统伦理道德领域的不安。晚清文人认为医学科技的发展应有道德伦理价值导向,"毁体修容"是对中国传统的身体观念和妇容观的背叛。随着民国电影业的发展,医学整形技术在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得到进一步的推广。一种全新的美容观念引发了社会对中国传统身体观念的挑战。     

齐白石与近现代中国画批判

在今天,中国传统书画的概念已经与文言文和繁体字一样,被20世纪一分为二.有的则用"1949年"作为分界线,将20世纪的中国艺术划分为"传统书画"和"新中国美术",作模糊处理.但无论如何,晚清民国时期的书画毫无疑问大多数仍属于传统艺术范畴.     

试论现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现实基础

相对于传统社会道德生活的陈陈相因,现代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展现出了全新的样态,而这主要是因为现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现实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为现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铺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循着它们的演变就可以捕捉到现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脉动。     

理论和处境:汉语基督教伦理研究的基本思路探究

本文探究汉语基督教伦理研究的基本思路问题,特别关注具体处境中基督教价值的公共意义问题,论文包括:第一部分,考察1980年以来汉语基督教伦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总体上看,其中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对基本伦理概念(比如人性、爱的观念)及其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关观念进行比照的研究,二是实践和具体社会处境的角度,包括从基督教角度对于中国基督徒的道德生活以及全球和本土范围的社会公共问题的研究;第二部分依据相关的基督教伦理研究成果,参照中国思想资源和当代社会的道德议题,反思汉语基督教研究的处境性问题并寻求重新阐释某些基督教教义的可能性.研究采用基督教伦理研究中的实在的和处境化的进路,将之放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并考虑到其具体和当下的条件来展开对基督教伦理思想的论述.     

A foundation beam for studying morality from a personological point of view: Ar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moral behaviors and thoughts consistent?

Morality is a topic of burgeoning scientific interest, and the relevance of personological factors to moral behavior has interdisciplinary implication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public policy, and philosophy. However,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has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personological factors in moral life, perhaps because of lingering skepticism about the robustness of moral trait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morality is consistent across many occasions of everyday life, implying that personological fact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oral behavior. A novel method of assessing moral behaviors was developed and employed in two experience sampling studies (4075 total observations). Results showed that moral behavior is consistent in many different ways, suggesting that personological factors substantially impact moral life.     

儒家伦理思想与当代中国道德体系建设

儒家伦理思想作为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主干,一直深深地、普遍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对中华民族的道德追求、行为方式和人格塑造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儒家“仁爱”的道德原则及其道德规范体系,以及关于职业道德、家庭道德和社会公德的思想和要求,都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宝贵资源。我们应当坚持批判继承其原则和方法,摒弃其消极因素,吸取、弘扬其积极因素,这对于当今中国道德体系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     

蔡元培道德教育思想初探

蔡元培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在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他关于道德教育培养国民健全人格,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重视公德、私德教育以及道德教育途径与方法等等,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关于公共目的实现的伦理思考

公共目的是对公共生活的总体把握 ,是用于引导公共生活的。实现公共目的是公共管理的根本任务 ,是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责任。道德上合理的公共目的的实现要求使用正当的公共管理手段 ,它要求公共管理者用道德来约束其对公共管理手段的选择。这种道德约束有两种情形 :其一是在多样化的手段中选择正当性的公共管理手段 ,其二是使公共管理手段的使用正当化。     

自律性组织在乡村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调研——以湖南益阳为例

乡村自律性组织是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推进农民道德建设的一种与时俱进的组织依托,具有自主性、功能的单一性、务实性等特征,其类型和形式多种多样。它反映了农民道德建设的一种自觉,充分发挥了道德的自律作用,强化了农村道德的评价机制和赏罚机制,提高了道德教育效果。     

Is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Inhumane? What Mencius and Empirical Psychology Have to Say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tragic news story of a Chinese toddler, Xiao Yueyue 小悅悅, in light of Mencius’ ethical philosophy and modern studies of moral psychology, which help in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of passive bystanders that has long vexed the Chinese public. Mencius never said that every person would act to help when a child is in danger; he did not even say that people would feel sympathetic for every child in a real life dangerous situation. He simply asserted the existence of a fragile sprout of sympathy that demands constant cultivation and a proper environment to be grown into actual altruistic behavior. This essay also compares and contrasts Mencius’ theory to the works of Martin Hoffman and Daniel C. Batson and shows some of the ways modern empirical psychology supports Mencius’ understanding of sympathy and altruism.     

公德建设要超越伦理本位传统

公德是公共行为的道德规范.公德建设能够推动法治建设.在中国,由于长期伦理本位传统的影响,公德建设滞后,影响了中国道德建设,也遏制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推动中国公德建设必须超越伦理本位传统,将公德建设纳入法治轨道.     

大学生亲社会倾向、亲社会推理以及它们的相关模式

采用《亲社会倾向测量》和《亲社会推理客观测量》研究了17至20岁大学生的六类亲社会倾向和亲社会推理的状况。发现大学生将利他的亲社会倾向列为六类倾向中的首位,接下来依次是紧急的、情绪性的、依从的、匿名的和公开的亲社会倾向;在亲社会推理五种类型中大学生选择比率最高的是内化价值定向的推理,接下来依次是刻板定向、需要定向和享乐主义定向的推理,所占比率最低的是赞扬定向的推理;六类亲社会倾向与亲社会推理之间具有特定的棚关模式．利他的和匿名的亲社会倾向与内化价值定向和刻板定向的推理正相关、与享乐主义定向及赞扬定向的推理负相关,公开的亲社会倾向与赞扬定向的推理正相关、与需要定向的推理负相关。跨文化比较证实,中美大学生的上述三个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