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的辩证法

顾尔維奇一直根据他的辯证的超經驗主义观点宣傳資产阶級的社会学。在最近出版的《辯证法与社会学》一书中,他再次鼓吹他的辯证法才是研究社会現象的真正分析方法。这本书共分两部分,在第一部分里,他从哲学史角度指責柏拉图、普罗提諾、康德、費希特、黑格尔、蒲魯东、馬克思以及最近的薩特尔等人,說他們都是形而上学地利用和糟蹋辯证法;在第二部分里,他分析辯证法的几种辯证方法以及如何把辯证法应用于人文科学、特別是社会学的問題。顾尔維奇說,辯证法首先应当破除一切已得的概念,而与經驗結合起来。它不是一种方法或一种現实运动。唯有作为人类現实运动的辯证法与研究这种运动的方法之間的一些关系,才是辯证的,而且必須加以辯证化。他又說,这些关系可以归納为五种,或者說归納为五种辯证化的方法:互相依賴、互相联系、互相轉化、两面性和两极分化。其实,他列举的这些辯证方法并沒有客观地涉及現实运动和反映社会变化,只是主观地想借以宣傳他的把客观現实矛盾归結为概念的互相依賴这一基本观点。一句話,他是想借以調和阶級矛盾,而达到为資本主义社会辯护和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 現在我們摘譯的是本书第一部分的第八章。在这章里,他对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横加歪曲与誣蔑。他首先大量引证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并說馬克思注意到了社会現实中的七种辯证运动,即各种革命綜合的辯证法、社会現实各层关系的辯证法、社会阶級及其斗爭的辯证法、異化的辯证法、經济矛盾的辯证法、社会現实和經济現实之間的辯证法、以及历史运动的辯证法。接着,他說,馬克思的辯证法有三个收获:一、提出辯证現实主义而反对教条主义;二、认識到社会中、历史上和人身上的現实运动的辯证法;三、发現了現实辯证运动中的各种可能的动向。最后,顾尔維奇得出結論說,由于馬克思沒有充分区別各种辯证法,并且又过分强調历史辯证法,因而馬克思的辯证法犯了三个“錯誤”:一、沒有研究現实运动的辯证法和用以研究它們的辯证方法之間的关系;二、把辯证法看成是上升的辯证法;三、把辯证法当作卫道的辯证法。因此,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依然表現出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教条主义以及最終目的論的特性。     

一种辩证哲学的范围和限度

本文是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G.R.G.謬尔所著《黑格尔邏輯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一书的第二十一章。作者在根本上是站在与黑格尔相同的唯心主义立場来看待辯证法的,他认为“辯证法在本质上就是絕对精神在人的經驗中的自我表現”,认为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辯证地表述这种精神活动”。但他又批評黑格尔和克罗齐,說他們蔑視經驗的东西,提出所謂“經驗的二重性”,认为这是“任何辯证哲学唯一可能的基础”。他认为哲学不能完全超越經驗,这种經驗的二重性就是加于辯证哲学的限度。作者在本文中又攻击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证法,称之为“坦率的經驗辯证法观念”,“是彊死的东西”,說馬克思把黑格尔顛倒过来,因而“否定了黑格尔关于辯证法本质的观点”。他歪曲馬克思主义的决定論,說馬克思“使用三段式公式給于运动以一种頗为虛假的严格必然性的外貌”。本文原有一些脚注,譯时均从略。     

今日的辩证法

M.馬尔科維奇的《今日的辯证法》一文,是南斯拉夫杂志《我們的主题》一九六三年第九期(辯证法問題专号)的第一篇文章。作者强調指出,辯证法作为普遍的哲学方法,不仅是获得知識的方法,而且是研究和解决人道主义問题、确定人們活动的目的和手段的方法。作者认为当代大多数論述辯证法的著作的“根本缺点”在于:对辯征法范疇缺乏确切的說明,把辯证法原則解釋成絕对的教条,辯证法的論证和运用有很大局限性。而那些反对所謂教条主义的“馬克思主义者”,也极不关心辯证法问題。作者认为,辯证法就是普遍的哲学的方法論、方法、理論、实踐和事物本身的辯证法。作者认为辯证的原則和非辯证的原则在实踐經驗上都有一定根据,辯证法原則不能完全駁倒非辯证的原則。作者在談到自然辯证法时,肯定自然辯证法的存在。但认为自然辯证法和人的辯证法是不可分的。作者在强調人是自然的人,自然是人的自然,主体和客体密切联系时,否定了物质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的原則,攻击了恩格斯坚持的辯证唯物主义反映論。作者认为,革命就是促进人的解放,辯证法就是促进自然人化,实現人的自然(本性)的革命的方法。作者把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說成是一般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作者认为,进步的最高标准是人的全面解放,在現有历史条件下实現最大限度的人性自由;辯证法就是实現进步的理論和方法。总之,作者力图用資产阶級的人性論、人道主义来曲解辯证法,修正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基督教徒对辩证法的态度

本文摘譯自西德新托馬斯主义者卡里什(Rudolf Karisch)的著作《基督教徒与辯证唯物主义》一书。这本书是从新托馬斯主义立場攻击辯证唯物主义的一本反共哲学著作,在西方頗有影响,仅在1953—1961年間就再版四次之多。全书共分八章,即:一、辯证唯物主义的实踐政治意义;二、哲学唯物主义的論点;三、基督教徒对唯物主义論点的态度;四、辯证法的体系;五、基督教徒对辯证法的态度;六、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論点;七、基督教徒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八、总結。这里譯出的是第五章。在这一章里,作者从攻击斯大林所提出的辯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着手,攻击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证法,并宣揚新托馬斯主义的所謂“現实主义的辯证法”。这一章分四节,即:一、世界事物的联系性;二、世界事物的变化;三、論由量到质的突变;四、論矛盾的斗爭。作者在这四节中提出的基本論点分別为: 一、他誹謗說,辯证唯物主义尽管强調各种事物的联系性,但也走向片面化的道路,把人、世界同上帝分开,看不到家庭、教会、人民和国家共同体中的个人,剝夺了个人的尊严。反之,基督教徒則是在上帝和宇宙的联系中进行思維的。誰否认或忽視同上帝的联系,誰就不能正确认識內在世界的联系,而为自由主义的或集体主义的片面性留下余地。二、他承认自然界中的变化是事实,但认为自然界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其中包含有不变的結构成分(普遍原則、法則、不变常数),它們是由上帝这个不变的原始因所附加的。基督教徒决不能承认唯物辯证法关于物质的自我运动来自它自身的观点。三、他坚决反对辯证唯物主义关于量变轉为质变的原理,而认为质变不单純是量变的結果,而是质的漸变的結果。他說,基督教徒也承认飞跃,但不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唯一的物质发展原則,也不是看成由量的积累到质的轉变,而是把它看成上帝在存在层內的創造行为,看成任何一个存在层內按照上帝的設計发生的发展阶段。四、他反对辯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原理,认为論断和判断才能相互矛盾,而事物是不能相互矛盾的。事物可以相互对立,但不能相互矛盾,它們本身也不包含矛盾。他污蔑說:辯证唯物主义者所采用的矛盾一詞,既含含糊糊,又自相矛盾;共产党人提出矛盾理論,只不过是企图为他們的革命和暴力手段找借口。他以說教的口吻說,一个社会制度內的紧張关系,只能在保存現有制度及其統治者的情况下,通过演变、通过意識的形成来加以解决,战爭和阶級斗爭都是可以避免的。最后,他宣称,无論是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证法,无論是黑格尔含义的唯心辯证法,只要它合有存在一元論的內容,基督教徒都必須加以断然的否定。基督教徒只能承认所謂現实主义的辯证法。     

关于馬克思“資本論”的一本很有价值的書

K.馬克思的“資本諭”是一部对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發生、發展和灭亡規律提供了深刻的經挤分析的天才著作。“資本論”同时又是一部馬克思最偉大的哲学著作。在“資本論”中,除了具体地分析資本主义經济規律的發展,並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的“邏車科学”——認識世界和社会發展的理論。B.И.列宁在表述“資本諭”的哲学意义时写道:“虽鴕馬克思没有遺留下‘邏輯’(大写字母的),但他遺留下‘資本諭’的邏輯,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邏輯來解决当前的問題,在‘資本論’中,邏輯、辯証法和唯     

符号逻辑、控制论、符号学

本文就民主德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克劳斯的最近著作,分析了他的哲学和他对控制論、符号学的见解。作者指出克劳斯在論述控制論和符号学时实际上用来作为基础的思想,同他本来应該依据的馬克思主义哲学有很大距离。第一节就他在一九五一年举行的两次哲学会議上的报告,分析了他的哲学见解。作者指出他一貫对辯証邏輯不感兴趣,而对于数理邏輯却极为关心。他强調利用数理邏輯把思維符号化的意义,所以作者认为他的哲学见解的基本特点是仍然未能克服邏輯实証主义的立場。第二节就他的《形式邏輯入門》一书,批判了他认为形式邏輯及其最高度发展的数理邏輯是辯証邏輯的“前提”、“基础”、“根本”和不承认辯証邏輯的见解,指出他的基本思想与近来在馬克思主义陣营內部日漸抬头的数学主义机械論傾向有密切关系。第三节就他的关于控制論的論文,指出他的见解有夸大控制論的确实有效性的限度的傾向,如在适用于經济学时力图把經济关系表现为控制論系統。文章中又指出他想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建立“人和机器共生的社会学”是受了資产阶級社会学的影响。第四节就他的关于符号学的論文,指出他想在辯証唯物主义之上来建立“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企图与塔尔斯基的见解是一样的。同时他的学科分类的方法也是主覌的、态意的。本文在翻譯中有刪节。     

黑格尔对历史的骑墙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近几年来,資本主义各国的新黑格尔主义日益活跃起来,与其他反动哲学流派一道,猖狂地反对馬克思主义。1962年在西德成立了“国际促进黑格尔硏究联合会”。在1956年設立的“黑格尔协会”(在奧地利)中,也有一部分新黑格尔主义者参加。本刊去年譯載的克罗納的《今日的黑格尔》,反映了現今的新黑格尔主义槪况。一般說来,现今的新黑格尔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新黑格尔主义所有区別,因此这里称它为当代的新黑格尔主义。本刊现在又选擇了下列五篇有关新黑格尔主义的論文:(一)費薩的《黑格尔对历史的騎墙态度》,叙述了黑格尔从青年时期“面向未来”到老年时期“面向过去”的轉变过程,胡說馬克思主义沒有解决黑格尔的历史发展方向問題,认为存在主义也沒有解决这个問題;費薩最后披着黑色的袈裟出現,提出一个“综合”黑格尔、馬克思与克尔凱郭尔的神秘的“意象”——“現代十字架上的理性的蔷薇花”。(二)繆勒的《辯证法与敎育》,一方面从神秘主义的立場出发断言全部物质世界归于“神”,另一方面从存在主义的立場出发主張“人的存在”是全部物质世界的中心,說“人的生存的一切可能性都是在活动的、互为补充的敎育整体中受到培育的”。(三)繆勒的《黑格尔的“正反合”奇談》,不顾客观事实,說黑格尔用“正反合”三段式构造自己的体系这个提法,是馬克思从一个資产阶級哲学家手里“摭拾”来幷加以傳播的一个“最有害的奇談”。(四)西伯格的《精神的发展和自由》,从壟断資产阶级的立場出发,反对劳动人民爭取自由的斗爭,擯棄資产阶級的自由主义,主張个人在資本主义社会中服务于反动的国家。(五)阿万(氵曰工)賴的《黑格尔思想中的战爭問題》,否认黑格尔的反动的战爭理論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思想来源,說黑格尔虽然“贊揚战爭槪念”,但幷“不願意把任何具体战爭现象神圣化”。     

普列汉諾夫对唯物主义辯証法問題的研究

杰出的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格奥尔基·瓦連廷諾維奇·普列汉諾夫是捍衛辯証唯物主义的英勇的战士。在他的理論著作中鮮明地表現了馬克思把哲学和社会科学建筑在嶄新的辯証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天才,并且着重指出,“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現乃是人类思想史上真正的革命、最偉大的革命”。但是普列汉諾夫不仅限于出色地傳播和保衛馬克思的辯証法。他把唯物主义辯証法运用到     

萨特尔的自由哲学

这是一篇从有神論的立場評介薩特尔自由哲学的文章。作者首先簡略地介紹和評論了薩特尔的政治态度、哲学思想和創作活动,特別指出他重复了尼采的“上帝死了”,对宗敎进行过“不少过于憤恨的嘲笑和歪曲的批評”。然后,作者就以薩特尔的若干戏剧作品与哲学著作为依据,說明他主张人是“由他自己造成的东西”,是“注定自由的”,从而认为“决沒有設計人性的上帝”,走向无神論和否认上帝的“虛无主义”。同时,作者指出薩特尔的一个矛盾,即薩特尔也談人受到不能摆脫的“束縛和制約”,以此怀疑“人是否有权享受这种高度的自由”。最后,作者站在經院哲学的立場上批判了薩特尔的主覌唯心主义絕对自由論,說“人是有限的存在物”,“人在做出决断时不受自己設定的规律的制約,而受一种往往預先給定的良心的判决的制約”,“人的行为和創造”不仅来自“自己的意志”,而且也同样来自“上帝的恩賜”,人即使处于自由状态中,也是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作者批評薩特尔“把人提高为他自己的創造者,否认了作为造物主的上帝”。     

符号学与唯物主义反映論

符号学,这門介于語言与数学之間并跟邏輯学和认識論密切有关的具体科学,过去一直是資产阶級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专門研究领域。随着控制論和信息論的发生、发展和它們在工程技术中的实际应用,符号学作为一門具体科学起了巨大的作用。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用符号学来“补充”馬克思主义哲学,用符号学的具体科学內容来代替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用資产阶級学者过去在符号学中散布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偷換唯物主义和辯証法。克劳斯和賽格特的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篇文章在“建立一种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幌子下,把作为具体科学的符号学抬高为馬克思主义哲学,販卖資产阶級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全文共分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抄袭莫里斯的观点,討論思維反映的对象、語言符号、思維反映和使用符号的人这四个因素所組合成的各种二項关系,将符号学分为研究符号和符号的关系的邏輯語法、研究符号和反映的关系的邏輯語义学、研究符号和对象的关系的信号学与研究人和他所使用的語言的关系的语用学四个分支。作者把符号学定义为关于“語言符号及共相互之間的关系、語言符号与思維、客观实在和人的关系的一般理論”,把符号学当作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說什么“我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符号学为认識論的一个分支”。在第二部分中,作者討論了語义层理論,尤其是它的这样一条原理:一个表达式决不能同时属于两个不同的語义层。他們把这条原理当作哲学原理,說它“无非是一般唯物主义反映論原則的精确化”,并責备馬克思主义哲学家,說“在馬克思主义认識論中各层語言的区分还决不是众所周知的”。在第三部分中,作者討論了符号学的应用,把符号学当作“一种一般的学术批評理論”,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学术批評的准則。作者认为“学术批評确实跟社会状态无关”,可以不联系社会的經济和政治状况,不要阶級分析,而只限于作語法方面的和語义方面的批評。而所謂“語法批評”, 仅仅涉及一种学术理論的“內部結构”,“針对不能允許的語句构成、語詞在語句中的錯誤摆法和語法上的毫无意义”。所謂“語义学批評”,仅仅涉及“語詞、語句等等与它們所表示的东西的关系”,批評“它們沒有妥帖地再现它們所涉及的事态”。作者抄袭資产阶級語义哲学家的观点,把学术批評局限于語言方面,并为这种唯心主义的“內在批評”作辯解,說什么“关于內在批評,常常有一种很不正确的謠传,說它謀求脫离社会批評的科学研究,过象牙之塔中的学术生涯。这种責难是不公平的”。作者还从莫里斯那里剽窃了語用学批評,企图把它塞到历史唯物主义中,說什么“語用学批評是責难一种学术領域的命題或理論滥用詞汇、不熟悉生活、脫离具体社会需要,等等”,是“有哲学的党性范畴的领域,主管語用学的批評領域的哲学领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篇以新实証主义代替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奇文。修正主义者贊赏它,例如米丁在談到达篇文章时說,“克劳斯和賽格特在唯物主义地解释符号学方面作了有意义的尝試”,他們的“論文中所包含的論点是很有意义的”(“馬克思主义认識論与符号和意义問題”,載苏联《哲学問題》1963年第6期)。进步的哲学家反对它,例如岩崎允胤(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批評这种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任意的、主观的,反映了“一种数学主义符号論偏向”(“符号邏輯·控制論·符号学”,載日本《唯物論研究》1964年夏季号)。     

馬克思主义辯証法的重大發展

廿世紀五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發展也达到了新的高峰,1967年11月莫斯科会議所通过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宣言是它的主要标志。在这个新的时期,毛澤东同志創造性地运用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吸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經驗,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实践,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1957年6月所發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对于馬克思主义辯証法的發展作出了新的貢献。我們知道:辯証法是馬克思主义的灵魂,而矛盾的規律——对立統一的規律,又是辯証法的核心。毛澤东同志指导中国革命,不論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論是革命时期和建設时期,自始至終都是把馬克思主义辯証法,作为規定党的綱領、路綫、方針、政策以至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灵魂。同时,毛澤东同志在运用辯証法时,又总是紧紧地抓住矛盾的規律——对立统一的規律这一核心。毛澤东同志經常提醒我們注意列宁关于辯証法的两段名言: “可以把辯証法簡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統一的学說。这样就会抓住辯証法的核     

梅劳-庞蒂在哲学中的地位

这篇文章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瓦伦斯为悼念梅劳-庞蒂逝世而作的。作者为梅劳-庞蒂吹噓道,“梅劳-庞蒂的思想,和通常发表的恰成对照,绝不合有什么从头开始的暗中摸索,絕不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来和某种先前的理智上的定論作斗爭”。作者认为,虽然胡塞尔在《行为結构論》中占有“突出的地位”,黑格尔在《知觉现象学》中“成为中心”,但是,梅劳-庞蒂不論是对胡塞尔或对黑格尔,“都毫不动搖地保持着自己的立場”。作者詳細地說明了梅劳-庞蒂怎样从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出发,而又离开他們,达到自己的带有經驗主义色彩的主覌唯心主义結局:“整个的存在物都是生根于知觉之中,以知觉当作它的泉源和出发点”。瓦伦斯說,梅劳-庞蒂所談的乃是“一个人性問題,正是这种人性創造了这个唯一可能的世界。人是唯一能够揭示一些东西的存在物,而一切揭示——这个世界只有通过这种揭示才得以出现——乃是来源于我們和事物的实际共存状态”。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为梅劳-庞蒂的主覌唯心主义作了許多吹捧和宣揚之后,紧接着就竭力歪曲和攻击馬克思主义哲学。瓦伦斯一方面强調“梅劳-庞蒂和馬克思取得一致的一些論点”,胡說什么“象馬克思一样,梅劳-庞蒂在实在的各个平面上都闡明了并且强調了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发展并确立起来的那些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辯証結构”,认为“人与人之間的关系的基础是建立在以征服自然为目的的工作之中”,企图以存在主义曲解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瓦伦斯則大力发揮梅劳-庞蒂反对馬克思主义的論点,誣蔑馬克思主义是“荒謬的”,說馬克思指望人民群众自觉地創造自己的历史而达到无阶級的社会“这种希望是会落空的”。     

批判資产阶級社会学在家庭、妇女問題上的反动观点

一前一时期,右派分子在恢复资产阶級社会学的陰謀活动中,公然表明他們要用“研究”若干社会問題的办法,来“丰富”和“發展”历史唯物主义。他們把家庭問題当做是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一张王牌,似乎只有資产阶級社会学和这些右派先生們对于家庭问题才是研究有素和富有成果的,而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論則是完全的門外汉。他們認为馬克思主义过去对于家庭問題的研究本来就很少并且多巳过时,至于对当前社会的家庭問題     

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中对黑格尔的主体-客体概念的批判

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辯証法的革命的批判的改造乃是一个过程,它的經过与馬克思唯物主义辯証法的形成过程正相符合,詳細知道了这一过程,那末对于馬克思主义科学辯証法的产生和形成过程的各个本質方面也就同时了然于心了。在馬克思,对黑格尔辯証法的批判从来不是目的本身。只有当为了解决某种具体的实踐的和理論的任务而依賴于方法問题时,他才注意到达上面来。因此,馬克思的这个手     

列宁論哲学的党性原則——讀《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的笔記

“日益巧妙地伪造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說装扮成馬克思主义,这就是現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經济学上、策略問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識論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列宁的这段話,一针見血地指明了瘋狂地进攻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所慣用的手法。在哲学上,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之流追随在资产阶级哲学教授的屁股后面,主張“回到康德去”,主張把馬克思主义和康德主义結合起来,用康德主义来“补充”馬克思主义。俄国的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之流則主張把馬克思主义和馬赫主义結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和宗教結合起来,用馬赫主义来“补充”馬克思     

也谈“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唯物辯证法是关于客观世界及认識的发展法則的科学,是无产阶級的宇宙观和方法論。而对立統一的法則則是唯物辯证法最根本的法則。运用辯证法的这一法則,对我們认識和把握事物,以及解决当前实践中的問题,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毛主席教导我們說:“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現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又說:“辯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則,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及其理論意义

列宁在《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一文中指出,馬克思的学說“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經过战斗”。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是同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思潮作斗爭的历史。馬克思主义是在斗爭中发展起来的。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德国,正处在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前夜,为了动員无产阶級和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須把革命的理論带到工人运动中去,使之与工人运动結合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級的革命政党。但是,当时不仅在法国和英国,而且在德国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派別和思潮,而“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当时有着广泛影响的派別和思潮之一,直到     

全民国家

这篇文章,发表在英国共产党理論杂志《今日馬克思主义》今年三月号上,美国共产党理論杂志《政治月刊》今年四月号全文轉載。作者杰克·柯汉(Jack Cohen)在这篇文章中重复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关于“全民国家”的一些濫調,竭力为修正主义的謬論辯护,幷且歪曲我們党在这个問題上的論点,指名攻击我們党。作者认为:阶級斗爭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經“不起作用”,当馬克思和列宁談到資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时,他們所說的共产主义“指的是以其第一、低級阶段开始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作者武断地說:“中国同志强調国家的‘阶級性’,意思是要特別强調它的强制性”,并且断言我們党“沒有看到”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而且在这个社会进入共产主义建設时期的期間会发生“辯证的转化”。作者还把我們党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級和阶級斗爭的正确論断,曲解为“阶級斗爭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而尖銳化”的說法;幷且牵强附会地說,这个思想“是从斯大林那里拿来的”,但是“早在三十年代末期斯大林本人也抛弃了”。接着,作者否认苏联产生新資产阶級分子的可能性和事实,理由是,在苏联,“‘产生’資本主义分子的社会基础的小所有制,事实上已經消失了。”作者还硬說我們党“把全民国家的概念当作主张‘超阶級国家’来攻击”,“把两个不同的观念学究式地混淆起来”。     

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

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它是我們研究各門具体科学的唯一可靠的指南。当然,对于哲学史工作者說来,不但不能例外,而且因为所研究的是哲学史,就更必須时时刻刻地紧紧地依靠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指导。所謂哲学史的方法論,从根本上說,乃是运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研究”哲学史,还是运用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哲学史的問题。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爭的历史;在历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基本路綫的对立是非常鮮明的,第三条路綫是沒有的。哲学史的研究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最激烈的斗爭场所之一;在哲学史的研究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基本路綫的对立也是非常明显的,第三条路綫也是沒有的。因此,我們必須把哲学史工作中的两条路线尖銳地对立起来,必須坚持哲学史工作中的唯物主义路綫,捍衛哲学史工作中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向。     

历史学和社会学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今年第2期上发表了苏共中央委員、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費多謝耶夫和苏共中央所屬社会科学院院长弗兰采夫合写的这篇文章。他們在这篇文章中从所謂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立場論述历史科学的方法論問題,分析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关系,认为“深刻地和創造性地硏究历史科学的方法論問題”是当前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之一。他們在本文中攻击所謂斯大林个人迷信,为苏共中央在三十年代曾严厉批判的M.H.波克罗夫斯基全面翻案,說他是“苏联的卓越的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說当时“以經济唯物主义指責波克罗夫斯基的作法是錯誤的”,幷說后来出现的“片面观点”是从当时苏共中央关于培养历史学家的决議和意見中产生出来的。他們說,近年来苏共“在克服个人迷信的后果、恢复历史科学中的列宁主义原則方面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是我們历史研究中的一些意义重大的里程碑。”他們在本文中还含沙射影地攻击我国。他們說:目前“还有一些自认为是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学家正在为成吉思汗及其搶劫的、掠夺的远征作直接的辯护。因此,向历史科学中的个人迷信进行斗爭、向君主专制思想进行斗爭的問題,远远沒有从議事日程上抹去。”又說:現在“还有一些科学家往往站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站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現有的各种民族主义思潮的旗帜下。……有人企图按下述方式‘重新改写’世界史,即把‘自己的’国家置于世界史的中心。”还說:“敎条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反历史主义……敎条主义忽視历史变化,导致政治上的冒險主义,妨碍正确地利用业已呈現出来的新的可能性去促进劳动人民的斗爭。” 現将此文全文譯出,以供硏究和批判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