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哲学使命的一点思考

在哲学史上,许多著名哲学家都意识到哲学的使命是把握真善美。例如,在西欧哲学发展史上,就有这样一个渊源流长的优良传统,其间最典型的有康德和黑格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主要讲“真”,《实践理性批判》主要讲“善”,《判断力批判》则主要讲“美”。黑格尔在《逻辑学》、《法哲学》、《美学》等著作中,也力图用真善美     

从內感知理解感知——列宁格勒文稿所阐明的康德学说

1986年苏联哲学杂志《哲学问题》月刊发表了一个用德-俄文编辑的三件迄今未发表过,也无人知晓的康德手稿,该手稿来自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国家公共图书馆的外国手稿集,这个手稿集是由俄国康德学家A.古留加(莫斯科)与德国康德学家R.勃兰特和W.施达克(马堡)共同编辑的。这三篇手稿的第一篇被正式标为“列宁格勒轶文 1”,该篇为复制件,康德把它的题目定为“Vominneren Sinne”(论内感知)。第二篇,即“列宁格勒轶文2”是一篇关于数学的复制件。第三篇手稿是一封康德致柯尼斯堡的一名建筑学家J.F.韦特尔的事务性的书信,日期为1784年4月28日。由于它们是首次问世,“列宁格勒 1”和“列宁格勒 2”     

哲学退位——论康德哲学中哲学和政治的关系

V．格哈特从西方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来解读康德的《论永久和平》,从康德对“公共契约”中“秘密条款”的反讽论述中揭示出康德的真正意图是为人民提供权利、并实现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重要变革。在康德之前,西方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一直继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路线。按照柏拉图,哲学和政治应当合而为一,最高的理想是“国王从事哲学、或哲学家变成国王”;按照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政治具有一种类比结构,“从事统治就像从事哲学”。在康德那里,哲学和政治相分离,哲学批判和政治实践隶属于两个完全独立的行动领域,“从事统治和从事哲学是互补的社会活动”;因而康德为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确立起一个新的范式模型。这个范式模型意味着：哲学退出政治。格哈特把康德对哲学和政治的分离归因于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之间的差异。过去的哲学家往往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同一化,从理论知识来推导实践洞见;康德看到,理论知识是先天的,实践知识则与境遇性和经验性的事务状态相关,因而不能从理论知识来推导实践知识。     

自然科学时代的道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种异端的导读

作者将《纯粹理性批判》视为康德哲学的“哲学全书”,认为它不仅是对“我能够知道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也是对理性关切的另外两个问题,即“我应该做什么?”与“我可以希望什么?”问题的回答;同时,康德对于“知识”与“希望”的探讨最终都是为道德服务的。康德通过先天综合不但解决了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且一举解决了道德及其基础———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从而使哲学不但具有了超越时代与文化的自明的有效性,而且也展示出其道德———实践的优先性,这使得《纯粹理性批判》成为了自然科学时代具有“世界公民”性质的实践哲学。     

康德历史哲学:“第四批判”和自由感——兼与何兆武先生商榷

二十多年前就读过何兆武先生翻译的罗素《西方哲学史》,对何先生的译笔文采有如沐春风之感。后来又读了何先生所译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同样的感受再次涌上心头。不过,我在1986年就提出的对“历史理性批判”或“第四批判”的说法的异议(邓晓芒,1986年,第44页),在读了此书后仍未改变。近来翻阅何先生的《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其中关于康德的三篇重头文章皆讨论到“第四批判”,深感这不仅是一本书的命名问题,而且涉及到对康德哲学的整体性了解。现将意见说出来,就教于何先生和学界同人。     

康德哲学辨正──兼论哲学的价值课题

一、《纯粹理性批判》：是否弃上帝,抑或是否弃思辨理性的僭妄？一种对康德哲学的如下理解曾在国内学术界差不多成为认同的观念：从《纯粹理性批判》到《实践理性批判》,上帝在一度被否弃后,又被否弃者重新扶上天国的王位。一部评述康德哲学的专著这样写道：“康德在前门送走上帝（在认识领域宣布不能证实上帝存在）,在后门又接了进来（在实践领域又宣布上帝必然存在）。”（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269页）这种见解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海涅,然而海涅是错的。事实上,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     

“场所”——来自根本之处的思索

一、“场所”的形成1 92 6年 ,即西田几多郎 (1 870— 1 945年 )从京都大学退休前两年 ,他发表了题为《场所》的论文。这篇论文对于研究西田哲学的发展过程来说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这篇论文出版之后 ,左右田喜一郎从新康德主义的立场对它进行了评述 ,认为它“进一步加深了     

牟宗三的康德哲学著作翻译

众所周知,牟宗三是哲学大师、儒学大师,亚洲最名的康德哲学专家之一,一生研究东西方哲学,配合康德哲学消化中国哲学和化,以康德哲学为桥梁融通中西哲学,在与西方大哲学家的对话中把中国哲学推向世界。他以一人之力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和《道德底形上学之基本原则》以及作为其《圆善论》第一章附录的《限制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的第一部分,这是康德哲学作翻译史上的一个奇迹,足以堪称为一个异数。     

“哲学”如何“解构”“宗教”──论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

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尚未真正梳理清楚,他的三个《批判》的内在关系,也还需要进一步地阐发。我们常说,康德的“实践理性”是引向“宗教”的桥梁,这话不错,但具体都有哪些内容,其中关键的核心问题又是哪些,所知并不十分确切。应该说,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意义,远不仅在于确立与“理论理性”相对应的另一种“理性”之功能,而更在于：此种理性功能之开发,扩充了自柏拉图、亚里土多德以来的哲学传统,使它有了新的内容,即：将已深入欧洲人心的基督教思想,融贯到以希腊为传统的欧洲哲学思想中来,使其不再游离于哲学之外,不再…     

新康德主义:李泽厚主体性实践哲学要素分析

1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康德哲学是理解李泽厚主体实践哲学的最基本的参照系。李泽厚对康德哲学早有兴趣 ,至 1976年完成其学习心得《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 )》。此书的特点在于 ,重新评价康德先验论在人类哲学史上的巨大理论意义 ,以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完善、深化康德的     

评《康德哲学中的行为原则》一书

康德既没有在他的道德哲学中,也没有在他的《人本学》中,“提出过一种详细的理性的行为哲学”,这是近现代有关康德的文献一向感到遗憾的事情。放在我们面前的F.考尔巴赫的这本全面解释康德的书的标题,却一下子就使我们感到不胜惊讶,因为它谈的竟完全是康德哲学中的“行为原则”问题。多年来他发表了一大批论康德哲学的书籍和文章,这些著作不但证明了他是最杰出的康德解释者之一,也证明了他是一个最坚持己见的人。当然他也知道,康德本人“并没有很明显地使行动的概念成为他的哲学的论题”。然而康德哲学的“论述”却贯穿着“能交织出一种行为理论的线索”;他甚至认为     

解放以来康德哲学著作出版简况

1958年,我国出版界确定了翻译和出版外国学术名著的方针,并制订了出版德国古典哲学原著,包括康德的主要著作的规划。至六十年代,陆续出版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兰公武译的《纯粹理性批判》(1960年)、关文运译的《实践理性批判》(1960年)     

《实践理性批判》的起源和目标

《实践理性批判》的发表标志着康德批判事业的工作一分为三。本文从批判哲学的发展史和《实践理性批判》的主要内容入手揭示出《实践理性批判》的起源主要归于康德的两个发现:一是趣味判断的先天性,二是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前一个发现导致康德重新规定批判与高级能力之间的关系,使他改变他的总体批判计划,把对于纯粹理性的一个批判分成对于纯粹思辨理性、实践理性和反思判断力的三个单独的批判;后一个发现及其解决使康德把纯粹理性的思辨运用和实践运用之间的关系确定为一种平行关系,使理性的实践运用从思辨运用中解放出来;由此产生《实践理性批判》。     

论坛荟萃

康德关于“实践”的概念的言论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两类实践(技能、道德)的学说。技能实践属于理论哲学(作为自然的理论),道德实践属于实践哲学,它建立在自由概念上面。康德主张实践理性优于理论理性,强调德性比知识重要。康德的实践概念的第三层涵义是“法权的”,简单地说,“法权的”涉及到所有权的自由(法权)是否被承认为原则。康德的“实践”的概念的第三层涵义为后来的费希特所发挥,为黑格尔所总结。目前国内主张实践唯物主义的学者认为,实践是解决主体、客体统一的关键。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这一概     

康德道德神学的启蒙意义

在康德哲学的研究中,道德神学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这种“薄弱”不在于对它研究得“少”,而在于对它在康德整个哲学论证中的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导致对康德哲学的启蒙意义认识得不全面。在我国,许多人欣赏诗人海涅的下述形象说法: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把上帝赶出了家门,而在第二批判中却又偷偷地把上帝请了回来。这种说法的修辞学色彩掩盖了其所欲表达的真实含义。如果这里的“上帝”仅仅是指“自然神论”的上帝,那么说《纯粹理性批判》“这部书便是砍掉了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海涅,第101页),而“实践的理性,就像用一根魔仗一般使得那个…     

重新认识康德的“头上星空”

重新认识康德的“头上星空”叶秀山在康德的墓碑上刻着他《实践理性批判》最后“结论”部份开头第一句话：“有两种东西我们愈经常愈反复思想时，它们就给人灌注了时时更新、有加无已的惊赞和敬畏之情：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①这句话因为它的崇高的境界，学哲学的...     

历史是由恶向善的进步——康德历史哲学述评

康德的历史哲学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领域。西方学术界对康德历史哲学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康德被视为“非历史主义的”思想家,19世纪的历史主义学派认为康德的历史哲学依然停留在已经被他的批判哲学克服了的启蒙运动水平上。克罗齐认为“康德没有感觉或理解历史”。勒维特等人把康德排除在历史哲学之外,狄尔泰甚至准备撰写一部《历史理性批判》来弥补康德批判哲学的不足。直到20世纪,康德历史哲学才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使上述情况开始有所改观。正如柯林武德所说的,“历史研究并不是康德的一个主要兴趣,但……即使在他所知甚少的一个题目上,也能使他发挥出来象他在伏尔泰、卢梭和赫德尔这样的作家身上所发现的那些思想路线,并写出了一些新的和有价值的东西”。本文的宗旨,也就在于对康德历史哲学中这些新的有价值的东西作一简单的评述。     

关于《实践与文化——“哲学与文化”研究提纲》的通信(之三)

“哲学与文化”课题组:拜读了《“哲学与文化”研究提纲》后,觉得这是我国学术界近年来文化研究的一个很大进步。《提纲》把“实践”作为文化研究的出发点和核心范畴,堪当一篇唯物史观的文化宣言。     

罗尔斯和康德思想渊源重探

从思想传记的角度看,对康德哲学的反思塑造了罗尔斯政治哲学的形成、转向和终局。学界对罗尔斯和康德思想渊源论题主要有“貌合神离说”和“近而远之说”两种观点,前者认为罗尔斯前期对其正义理论的康德式阐释是基于对康德的误读,后者认为罗尔斯后期政治理论致力于疏离康德学说。借鉴学界对康德实践哲学的新近研究会发现,“貌合神离说”误解了康德的道德心理学,而“近而远之说”则误解了康德法权论与其伦理学的关系。澄清这些误解之后会发现,罗尔斯和康德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渐近关系,即“行合趋同”。     

美作为德性的象征——论康德伦理学和美学的共同根源

伦理学与美学、审美与德性之间的联系在康德哲学中是显而易见的。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充分提示了这种联系。这种联系使第三批判在体系里起着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之间联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