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九宫与八卦--胡渭《易图明辨》"五行、九宫"说述评

胡渭对后人以"五行生成数"和"九宫数"为"河图"、"洛书"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剖析,辨明了五行、九宫与八卦的关系,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之说,是一套独立的系统,它的五行生成之数说与<周易>中的天地之数说还是相矛盾的,也没和八卦发生任何关系."九宫数"原本与九数图的"河图"(或称"洛书")也毫无关系,也是后人硬把它们扯到一起的.胡渭的考证虽有待进一步的深入,但他认为五行数、九宫数与八卦、古河图原不相涉的说法,还是无可辩驳的.     

《庄子》《易传》“言意之辨”与儒道精神追求北大核心

《庄子》和《易传》的“言意之辨”开中国哲学史上“言意之辨”的始端。《庄子》重视“意”的追寻,《易传》关注何以“尽意”。《庄子》《易传》的“言意之辨”,皆认识到语言达意功能的局限性,认识到“言意”在显现最高的本体时的价值定位、实现路径,以及以直觉、体验之实践性来达致最高本体的可行性。但二者的言说方式、具体内涵、目标旨归的差别,则凸显了儒道的学术立场、致思路向、精神风貌之异质。结合《庄子》《易传》“言意之辨”比观,可见二者对“言意之辨”做由认识论到境界论的转换,“意”的追寻即为对终极之“道”的体认,儒道不同的精神追求不仅以“言意之辨”为立基点,以“意”的追寻为终极旨归,且分别体现在二者具体的体道过程中。     

罗钦顺的理气、心性与儒佛之辨

在明代理学中,罗钦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物,他与理学、心学和气学都有较深的瓜葛,但又是三方都难以完全认可的人物。本文通过对罗钦顺在理气、心性与儒佛之辨中具体主张的分析,揭示出其对理学的继承与转向、对心学的抗辩与纠偏以及对气学之开规模、定纲维的作用,并以此对其在明代理学中的地位与影响作了初步的衡定。     

从“要”这个概念看儒道分野及儒道互渗──兼论易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本文指出,早期易学史不是某个学派的一元传承史,而是多学派的多元发展史;不是单纯的殊途同归史,而是殊途同归和同途殊归的“双相”史;它甚至也不单纯是儒、道两条互不交错的“平行线”的发展史,而是更多学派及“亚学派”互斥又互渗、多条线索交织、呈现某种“网络化”图景的历史。我们应把“同时性分析”和“历时性分析”结合起来。“要”是道家的重要概念和方法论原则,儒家“博而寡要”,道家“秉要执本”。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帛书《易传》和通行本《易传》对“要”这个概念的不同使用,对早期易学史中的儒道分野及儒道互渗进行了一些分析。     

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本文从批判义利之辨是“古典的陈旧课题和话语”的观点出发 ,指出义利之辨是古往今来一切伦理学所寻求正确的价值观所必须开展的伦理思维活动 ,并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义利之辨 ,探讨了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之间的关系 ,认为只有通过义利之辨 ,才能真正形成义利并重和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易数钩隐图》作者等问题辨

自南宋时起,《易数钩隐图》一书的作者就有二字与二籍贯的争议。本文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考辨。得出北宋有二刘牧、前刘牧著《易数钩隐图》、黄黎献为之续补等结论。最后指出,彭城刘牧的道学思想应当在宋明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维摩诘经》中文殊的来去之辨

《维摩诘经》是一部广为流传的大乘经典,通过维摩诘与文殊等共论佛法,彰显大乘空义。然而,与维摩诘所受重视程度相比,以往对该经中的文殊研究则少之又少,极不相称。通过聚焦维摩诘与文殊初见时的来去之辨,试图在比较梵汉文本间差异的基础上,联系相关平行文本与历代注疏,分析文殊的相关思想与形象。认为罗什、玄奘译本使得原本维摩诘的普通问候多了一层无相的玄理,文殊的回应延续这一思想,继续深入阐发。对话中的语句与思想与《中论》《金刚经》相关内容有极大地相似性,而这一思想在后世的注疏中也呈现不同的诠释和倾向,并勾勒出文殊在思想、境界上与维摩诘相应相称的形象。     

道家的德性论及其“玄德”之治思想——兼论儒道的“文”“质”之辨

笼统而言,如其他诸家所论,先秦道家所谓的“德”“性”均有万物生而本具的禀赋之义。然道家更重“德”所标示的万物生之所以为生（或生之所由来）的原始义,其德性论也有如下特点：作为世界的本根,“道”具有“生养”万物之“德”;同样,作为“道”之所“生”者,万物也各备其“德”,即各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和存在禀赋;相应地,道家的工夫论也表现出鲜明的“复归性”的特点。道家的德性论还是其治道思想的逻辑起点,其心目中的理想之治也被称为“玄德”之治。在此治下,“侯王”治若无治,一任万物各循其“德”、各展其“性”,宛如万物存在的“看护者”。不过,在黄老道家那里,本于一统天下的功利诉求,他们也强化了治者的“驾驭者”或“主宰者”的形象。道家的德性论决定了其历史观是退化的,且相对于儒家的“文明”观,其尊“德”、尚“质”的生存态度也表现出“反文明”的思想倾向。     

论荀子天人之辨中的无神论思想

“天人之辨”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将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论文从“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和“天人相参”四个层面分析了荀子的天人之辨中的无神论思想，这四个层面环环相扣，步步递进，呈现出逻辑发展的内在轨迹，从而揭示出荀子天人之辨中无神论思想的深刻内涵。     

论“为政以德”与“王霸之辨”

"为政以德"是孔子以至整个儒家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本义指统治者修德而安人安百姓,但它还有另一含义,即将道德作为政治手段。前者是孔子"义利之辨"与道德自律的要求,后者是由其民本主义立场所逼显。孟子与荀子"王霸之辨"思想的源头正是孔子的"为政以德",他们分别将它向重德性的"为政以仁"与重规范的"为政以礼"发展。孟子除收紧在统治者的道德存心上论"王霸异质"外,还坚持霸道能向王道转进的观点,这与"为政以德"的两层含义及其关系有关。荀子的王道理想重视外在合法性的礼,却忽视了"为政以德"的本义。"为政以德"虽为孔、孟、荀所共倡,但它实际上无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真正充分展开。     

明代道教与心学的互动

明代,道教势力强大,道教空气浓厚,自唐宋而盛的“三教一家”思潮,仍然深刻地促成着明代各宗教流派之间的融合与交流。明代道教与儒门心学更是相互影响、彼此吸收,从而促进了明代学术和思想的整体深化。道教内丹学向儒家心性学的倾斜,以及儒家心学对道教内丹学的吸取和转化,都彰显出明代道教与心学的互动特性。一、明代正一道的心学意蕴道教自元代中后期起,便逐渐归为以符为主的正一道和以内丹修炼为主的全真道。进入明代,这种格局,更为官方所确认。明统治者偏爱斋醮法术,故正一道颇为受宠。然而与其贵盛相对照的是,正一道对道教的教理、教义…     

佛教释经家对儒道思想的简别

三教关系史上,天台、华严等宗的释经著作,真正揭明了佛教与儒、道二教在哲学思维上的差异性。释智顗区分了世间之实与出世间之实,他的“十法成乘”思想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挑明了佛教区别于其他观念体系的个性。释澄观、释宗密以诸法唯心的佛法原理为立足点,指出传统中国哲学的一多之思与佛学思维存在根本不同。     

儒教与道教关系的个案分析

本文以汉代官方儒学的《春秋繁露》和道教经典《度人经》为具体个案,探讨了儒教与道教的关系,发现无论儒教和道教都具有神学特征,但二者的根本指向不同,儒教指向的是现实社会,而道教指向的是彼岸世界。     

从儒道互补看净明道的特色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光辉灿烂。我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始终贯穿着两条主线 :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前者为中国文化的正统 ,后者以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道教则是中华文化的另一主干。当佛教传入我国之后 ,儒、道、佛便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三教鼎立的局面。道家思想和道教 ,对我国古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学术、宗教、医学、文艺、科技等方面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它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鲁迅先生曾给予恰切的评价 :“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道教在初创时 ,奉老子为教祖 ,以道家思想为重要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儒释道与中国民俗关系述要

本文挑选了儒释道三教与民俗的关联这一视角去观察中国文化。从这一视角虽看到中国文化的若干侧面,但却是与中国一般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关联最为密切的侧面。中国人的一生,一年四季都在与这些侧面发生着联系,使得一些基本的素质稳固下来,变为人的行为习惯,也往往由此养成一些思维定势,一代一代相传,又完成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的传递。那么,从这一视角观察问题,中国人国民性的养成,中国文化传统的绵绵不绝,也都可以由之提供线索。     

儒道融合 道教与明代文人画

"文人画"泛指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以别于民间和宫廷画院的绘画。文人画将文学、书法、绘画融为一体,强调"士气""逸品",重视笔墨情趣和意境的表达,反映了古代儒生文人独特的审美趣味,在中国书画史上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堪称中国绘画艺术史中的瑰宝。     

名学、辩学与逻辑

中国古代有名、辩研究之实,而无“名学”、“辩学”之称。自我国近代学者开创以西方传统逻辑参证中国固有名、辩的研究模式后,“名辩”遂成了“中国古代逻辑”的代名词。实际上,所谓的“名辩逻辑”是从来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从一些研究者所勾勒的“名辩逻辑”体系来看,其所描画的概念论、命题论、推理论等主要内容,都不是真正的类似于西方传统逻辑那样的逻辑理论,“名辩逻辑”在中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众所周知,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创立,主要得益于古希腊数学方法的借鉴,古希腊的语言学研究也为亚里士多德逻辑提供了有益、有力的支持。而在中国古代并不具备创立亚里士多德逻辑那样的条件。中国古代的科学基本上停留在经验领域,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科学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的几何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字几何,缺乏严格推理的手段。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汉语言的特点,也不利于逻辑科学的建立。然而,否定“名辩逻辑”的存在,并不等于否定“名辩”的理论研究价值。中国古代的“名”是指事物的名称,名学是中国古代以名为研究对象,以规范名实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关于事物名称的思想理论。中国古代的“辩”即论辩,辩学是中国古代以辩为研究对象、以探讨论辩原则和论辩方法为核心内容的论辩理论。名学不是辩学,它们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是不能相互替代、也是不能相互包容的。在中国古代,不存在既非名学、亦非辩学的“名辩学”。     

中国古代儒道思想中的具身认知观

身心合一论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基本观念。身是以“气”为根基, 并通过“修身-修心”与“修心-修身”可至天人合一的身体。本文选取中国古代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儒道两家思想, 融合现象学视角来诠释中国古代儒道思想中的身体观对身体主体性的生动凸显, 以及从“身-心-世界”三者互为交涉的层次上所建构的特有的认知观。随着国内外学者对具身认知观的日益关注, 结合中国古代思想视角开展的具身认知研究可在促进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同时促进具身认知研究范式的成熟。     

追寻中医药学思想的源头活水--《儒道佛与中医药学》评介

《儒道佛与中医药学》由中国书店出版社于近期出版。该书是由南京中医药大学薛公忱教授等所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的最终成果,它的最大特色是从儒道佛与中医药学相互关系入手,既从传统文化角度探索中医药学的发展条件和规律,又从中医药学层面考察评价儒道佛的社会历史功能。全书不仅挖掘了中医药学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的源头活水,也分析了中医药学的理论实践对儒道佛思想的发展深化。书中阐述了从医家的世界观、社会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到中医药学的生理、病理、病因、病机、药理和防病愈疾的治则、治法无不打上儒道佛思想烙印,指出儒道佛是中医药学生命力的重要源泉。该书还对儒道佛思想对中医药学的负面影响作了分析批判。     

Confucianism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eligion, and Secularization: Questions to Tu Weiming

The article discusses central assumptions of Tu Weiming’s program of overcoming 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and throws a critical light on his conceptions of religious or spiritual Confucianism, of a Confucian modernity, and of the “multiple modernities” theory in general. It defends a unitary rather than multiple concept of modernity in terms of the realization of a morally controlled “principle of free subjectivity” and tries to show how Confucianism, understood as a secular ethics, could contribute to this go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