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佛寺壁画里的文殊

唐五代时期佛寺壁画里的文殊形象,常和普贤相对而出,也常见于对“维摩示疾文殊来问”这一情形的描绘中,在寺绘里文殊菩萨常坐骑于狮子之上；同时,文殊形象也有五髻文殊、千钵文殊、五台山文殊变相等形式.通过比观典籍文字的记载和今存的文物壁画,可以发现二者是相互印证、一致的.     

唐五代文殊题材佛寺壁画分布考释

相关文献可证,唐五代时期,京兆府、河南府、汝州、汴州、代州、潞州、润州、安西都护府、成都府等9个州(府)境内的宝应寺、慈恩寺、千福寺、广爱寺、龙兴寺、相国寺、佛光寺、仙岩院、甘露寺、悲田寺、宝历寺、大慈寺、圣寿寺、四天王寺、中兴寺等15个非石窟性佛寺之内,存有戴逵、吴道子、韩干、尉迟乙僧等多位著名画家以及不具名作者,分别创作的千钵文殊、菩萨骑狮子、维摩示疾文殊来问、五髻文殊、五台山文殊菩萨变相等诸多文殊题材的壁画。     

隋唐长安佛寺壁画研究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就佛寺的历史脉络而言,该时期达到顶峰,表现在佛寺建筑和壁画创作。其壁画艺术无论以释仪像和诸经变为创作主题,还是以宗教类释仪像画,造型上突出地刻画了宗教的灵异,洋溢着对佛教法力的膜拜,在它身上凝聚着社会变动的内容。     

佛寺建筑中国化在壁画中的图像见证北大核心CSSCISSCI

佛教寺院建筑,是佛教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中国化的历程。这种思想的转变也直观地体现在佛教寺院建筑风格的变化之中。通过不同时期表现佛教寺院建筑形态的壁画,可以直观地了解中国佛教寺院建筑早期关键性的演变,同时为了解佛寺建筑中国化的过程提供图像见证。     

岩山寺壁画的世俗化转型成因初探

在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金代绘壁遗存中,山西繁峙岩山寺以其文殊殿内精彩的金代壁画而知名,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画面中的世俗化倾向。其中,无论宫廷还是市井、城市还是郊野、神仙还是平民,都以日常惯于理解的方式来描绘,将宗教性、世俗性、贵族性、平民性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那个时代社会生活从理想到现实、从神话到真实的一个杰出的立体图景。从画家的个人经历与绘画风格、宋金文化融合对金代绘画的影响、佛教图像的汉化与世俗化这三个角度来分析,使其壁画世俗化转型的原因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面貌。     

文心妙相——歙县丛林寺水墨观音壁画的文人画特点

观音像在我国佛教造像中的所占比重极大,而且多为寺院壁画。现存的中国古代观音壁画绝大多数是以勾勒精细、赋彩浓丽的表现形式出现。水墨这一绘画形式,作为唐代以后文入画的惯常绘画手法极少出现在寺观壁画中。丛林寺二十四幅水墨观音壁画,无论在表现题材、形式和手法还是在画面结构等方面,都大异于传统的寺院壁画。作者突破此类壁画常规的表现手法,使用了纯水墨勾勒、点、染;在题材选择和画面布局上也是匠心独运,从技法到图式无不表现出典型的文人画特点。     

文物保护视角下的壁画研究 以繁峙公主寺明代佛教水陆壁画为例北大核心

文物保护作为保存历史信息、文化遗产和艺术的重要工作,吸引着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作为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壁画,更需要我们给予高度重视。我国的壁画,主要用于装饰寺庙和宫殿,其中寺庙壁画居多。如山西繁峙县公主寺始建于北魏时期,现存建筑为明代所建,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壁画堪称水陆壁画的代表之一。对其进行解剖分析,把握其现状、特征和价值,不仅可洞察壁画背后蕴藏的社会历史信息,而且可对壁画这一文物的保护提供借鉴和参考。     

五台山佑国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图像初探

佑国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是五台山地区现存壁画的代表之一,同时也是山西现存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中的上乘之作。壁画保存完整,画面庞大,内容丰富,色彩艳丽,是以北宋佛国禅师惟白赞偈、孤云居士金俊明绘《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赞》为粉本绘制,是研究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的宝贵资料,同时也为研究华严信仰在五台山的盛行提供了可考的实物史料。     

唐五代时期道教在朝鲜的传播

唐代道教传入朝鲜半岛之后,形成朝鲜道教的科仪、修炼、民间信仰三大流派,在朝鲜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以入唐留学的新罗宾贡进士金可记、崔致远为中心,通过其修道事迹和涉道诗、科仪文书的分析,说明新罗赴唐求学者对道教的研习和兴趣,是道教在朝鲜半岛传播的途径之一.唐代曾一度形成高句丽国人争奉五斗米教的盛况,这是道教在朝鲜社会传播的结果.作者认为唐五代时期道教在朝鲜的影响,是东亚文化圈文化传播的典型例证.     

镜头中的最美佛寺——张望与他的佛教摄影

曾经有人做过一个统计,目前网络上特别是微博中引用的佛寺美图,一半以上源于一个摄影师。他就是张望。     

唐五代文言小说虎故事的巫术文化解读

唐五代文言小说中的虎故事的形成和传播,与故事发生地的动物崇拜有密切关系,故事的要件也遵循巫术思维的基本原则。虎在人形与兽形之间的自由幻化、人性与兽性的双重性格特质,是以原始宗教动物崇拜“人虎同体”思维为基础的;以毛发、爪甲、衣物、鲜血等制作替罪物的观念,也是巫术的主要特点。虎故事的形成有一个民间传播的基础,从而也烙上了民间文学的烙印。     

阿里古格佛教壁画的艺术特色

文章对中国西部阿里古格藏传佛教壁画独具民族风格、地域色彩的表现形式、内容、色彩、线条、装饰、造型等艺术特色作了探讨。     

从“兰若”到“丛林”：论佛寺名称中森林意识的演化

本义乃为自然森林的“兰若”成为佛寺早期之名,与修行维度的森林意识密切相关,但此类森林意识在印度“精舍”“伽蓝”与中土“寺”“庙”等佛寺名称中,皆出现不同程度疏离。及至中土禅宗以“丛林”作为禅寺别名,则不仅与“兰若”在森林之本义、精修之态度、开放之属性等多方面呈现精神相似的呼应,而且还最终实现中国化的突破——象征森林意识超出修行之生命维度,同时趋向生存、生产与生态等多个维度的大觉醒。     

西藏山南扎塘寺建筑及壁画艺术

一、扎塘寺的历史沿革扎塘寺位于西藏山南扎囊县城内,雅鲁藏布江南岸,是藏传佛教后弘期著名的道场之一。该寺由后弘期鲁梅楚臣喜饶的再传弟子格西扎巴俄西所建。关于扎塘寺修建的时间,目前说法不一,有说初建于吐蕃时期,也有说兴建于11世纪前后。藏文史料《青史》记载:由(鲁梅派)全体敬仰的格西扎巴俄西所建扎塘寺,其庙堂特别殊胜。在他年届70岁时,岁次辛酉(宋元丰四年,1081年)为扎塘寺奠基,直     

浅谈魏晋南北朝石窟壁画的装饰性

在中国历史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动荡的时期,政权更替频繁,长期混战,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受到很大的影响。政治上的不稳定,给全国经济带来极大的冲击。但是,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域却有很大的发展,人们迫切需要宗教作为唯一精神支柱,这就给佛教提供了良好的传播土壤。因此,佛教壁画的内容与形式美就赋有了更重要的意义。佛教壁画的装饰性表现了人们对于佛教文化艺术有了更加清晰地认识与广泛地接受。这一时期的美术创作极为活跃,其中主要的活动包括开凿石窟绘制壁画、建立寺庙、雕刻佛教造像等。由于佛教是从中亚地区传入我国中原的,所以,石窟的开凿也是在这条路上最先开始的。因此,研究魏晋南北朝石窟壁画的装饰性是对文化吸收的最好途径。     

寻找那些最美的寺院——新安江、富春江畔的佛寺

从水网密布的浙北平原,到东南沿海的丘陵地带,加上数以千计的大小海岛,在十万多平方公里的浙江省内,包含了山河湖海在内的丰富多彩的地理风貌。     

文质之变——青年画家陈明哲的山水画创作之路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先秦文化中孔子对文与质关系的阐述。这一哲学概念最初是用在人格的修养评判上,被作为理想的君子人格。随着中国绘画的萌芽、产生、发展和绘画理论的相继出现,文与质在绘画中也和人格修养一样成为一个评判标准。,孔子的“绘事后素”论,同样也是谈绘画中文与质的问题,“素”是质,“绘”是文,以文求质,以质载文。     

湖南江永水龙祠壁画的发现报告

水龙祠壁画位于湖南省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勾蓝瑶寨。2015年6月,被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田野考察组发现。2016年元月,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组织对此进行了清理,已有五铺之规模。水龙祠壁画是目前所见我国南方地区地面建筑中,遗存年代最久、保存最好、面积最大、规模最盛、题材与内容最为丰富和独特的壁画,也是我国乃至世界惟一所见的瑶族地区大型壁画,因而具有非常突出的瑶族文化、艺术特征以及重大的历史文化与学术研究价值。     

甘肃高台魏晋墓室壁画的艺术表现形式

甘肃高台出土大量魏晋墓室壁画与壁画砖,这一时期美学观念有了深刻转变:从粗犷古拙到冲淡平和,从繁密内凝到情驰神纵,由概念到具体,由粗及细,由装饰性绘画向绘画独立性强的独幅画发展,其历史传承、审美取向和形式内容,对进一步研究魏晋绘画和建筑的审美风尚及演变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古城中的梵音刹影——河北正定的佛寺与古塔

正定距石家庄15公里。春秋为鲜虞国国都,战国为中山国属地,后归赵国。秦时属恒山郡,汉初置东垣县。汉高帝十年（197年）,于东垣平定叛乱,为表示从此天下真正太平,改东垣县为真定。1000多年来,这里一直是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曾与保定、北京并称“北方三雄镇”。清雍正元年（1723年）,避世宗名讳,改真定为正定。历史上,正定佛教兴盛,曾有“八寺四塔”之称,流传至今,仍保存有大量佛教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