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绅分合与清末“教案内政化”:以浙江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十年,浙江会党逐步由"反洋教"走向"反满革命",官、绅、民、教之间政治立场冲突与利益纠葛开始取代单纯的"排外"与"仇教"。新政时期,教务教案日益内政化,名之"教案",实为"律案",教务教案与国内各阶层利益博弈息息相关。在消弭教案时,政府主张联络教士,定立专章,保护教民,责成官吏;士绅侧重收回治外法权,广设报馆、学堂,启迪与动员民众。新政后期,士绅权力体制性扩张,浙江官吏与教会处理教案,有时会共同限制绅权,官、绅、民三者之间冲突逐步加剧。浙江社会阶层的变动是政局演变的催化剂,如何协调官、绅、民、教的关系也成为贯穿民国始终的难题。     

略论南京政府初期对土豪劣绅的打击——以江苏北部为例

民国时期,土豪劣绅是中国社会中最落后、反动的势力,成为国民革命的主要打击对象.南京政府初期,继续推行打击土豪劣绅的政策,不发动民众,单纯依靠地方政府和党部,通过特种刑事法庭对之进行惩处,目的在于改造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削夺士绅阶层的传统权威,为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扫清障碍.通过打击,江浙等地的传统绅权已从县级退出,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得到巩固.     

地方文化精英的自觉与自证——以DH文庙的神圣性重建为例

<正>"在历史学研究中,特别是明清地方社会史研究,常采用国家和地方精英作为模型分析地方社会的分层以及结构;地方精英,在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看来,是地方上富有影响力的人物,这种影响力以其声望为衡量标准"。[1]地方精英在传统中国也被称为乡绅、士绅或者缙绅,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可以认为,这个阶层在某一地方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声望,并且拥有相当的政治权利和社会资源;在     

民间信仰的“正名传播”及其路径考察

在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王权时代,一些淫祀可能会获得升格为正祀的"正名传播"机遇。其"正名传播"的路径,便是自下而上由地方官、绅等精英阶层予以"文化过滤",将淫祀改造为契合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祀。与此同时,官方意识形态则自上而下,经由地方官、绅等阶层的直接推动,得以灌输和确立。妈祖从本真的"(女)鬼"形象,嬗变为合乎礼制的"(母)神"新形象,跃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道德标杆,便是经由"正名传播"这一路径而得以实现的。     

权力、资本、劳动的冲突与制衡——评靳凤林教授的《追求阶层正义》

<正>学术发展的生命力在于理论创新。当下,多学科都在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阶层的正义问题,著述纷呈,各有千秋,而中央党校靳凤林教授的《追求阶层正义———权力、资本、劳动的制度伦理考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提出了具有创见性的思想观点。该论著提出了具有独到见地的"权力、资本、劳动的社会阶层划分理论",以全新的视角,对权力阶层、资本阶层和劳动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其矛盾进行了哲学分析,率先提出并阐述了"权力阶层与     

清季四川教案中的官绅教关系诸谈

清季教会入川之后,以外力为后盾的教权与传统的绅权形成激烈的权势竞争,而绅权渐落下风。在部分绅士依然坚持反教的同时,部分绅士转而与教会交好,甚至奉教,形成“教绅”阶层。官府对反教绅士庇护有加,对于奉教绅士则既利用又猜忌。官、绅、教三者表现出复杂而曲折的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基层民意机关的选举

为了构建基层民意机关,南京国民政府对于选民资格、候选人资格、选举分类、选举程序和选举规则等都进行了制度设计,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有关操作办法;但在选举的实际运作中,政府直接干预、政府与豪强士绅联手操纵、豪强士绅独霸、地方派系争夺则成为选举过程中的常态,使选举沦为当权者瓜分利益的一种活动.     

熊彼特之刺——1989年后波兰地方自治的出现及其发展

导言从政治哲学的观点看,地方政府层次的法治问题不可避免地与地方权力机关的合法化、以及他们(地方权力机关)与其所代表的政治社群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本文的考察建立在以下经验的和理论的基础上。     

明清士绅支持泰山全真道行为探析

明清时期,泰山地区的国家祭祀和民间社会的宗教信仰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这其中全真道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泰山全真道积极展现自身的宗教优势,并努力满足地方士绅的精神需求,从而得到士绅们的大力支持,全真道也因此得到发展。泰山全真道与地方士绅的这种互动关系,充分展示了明清时期宗教与民间社会之间相互依存的特征。     

教士与官绅之间:明末耶稣会江南地区开教及活动考述

明末的江南地区是耶稣会传教士"适应策略"的实验场。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利玛窦在南京成功建立传教点,到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的40多年间,耶稣会士开辟了南京、上海、杭州等中心据点,以及苏州、镇江、扬州、湖州、松江、常州、宁波、淮安、嘉兴、金华等十府的传教点,教堂及教徒数量居全国前列,从而奠定了江南地区在天主教进入中国的起步时期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此过程中,每一个地方的开教和早期传教活动,都有地方官绅居间襄助。这些官绅无论是否奉教,都对"西学"抱有浓厚的兴趣。通过这些官绅,耶稣会士在江南地区不仅获得一定程度的政治庇护,顺利建立社会关系网络,还得到相当规模的财政支持,从而使其传教事业比其他地区获得更好的发展。以"利玛窦路线"为核心的"适应策略"在明清时期的中国获得普遍接受,可以说是明末形成的"江南模式"在全国的发展和延伸。     

权力感对拟人化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

从信息加工流畅性视角切入,探讨消费者权力感对不同类型拟人化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168名本科生参与分组实验。结果表明,对于高权力感的人来说,与热情型拟人化产品相比,他们对能力型拟人化产品的购买意愿更高;对于低权力感的人来说,与能力型拟人化产品相比,他们对热情型拟人化产品的购买意愿更高。信息加工流畅性在权力感与拟人化类型交互影响拟人化产品购买意愿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权力感对拟人化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

从信息加工流畅性视角切入,探讨消费者权力感对不同类型拟人化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168名本科生参与分组实验。结果表明,对于高权力感的人来说,与热情型拟人化产品相比,他们对能力型拟人化产品的购买意愿更高;对于低权力感的人来说,与能力型拟人化产品相比,他们对热情型拟人化产品的购买意愿更高。信息加工流畅性在权力感与拟人化类型交互影响拟人化产品购买意愿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清静经图注》考论

《清静经图注》是彭德源借注解道教经典《清静经》以传教的青莲教系统之作品，成书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通过对海内外藏书机构和民间收藏的多种《清静经图注》重刊本进行甄别与断代，并梳理其源流，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着民众观念的变迁。《清静经图注》不仅在庶民阶层中广为传刻，而且在士绅阶层中也有所传读。清末地方官员胡薇元所作《清静经笺注》即参照《清静经图注》分章及注文来注解《清静经》。以《清静经图注》为切入点，可以管窥晚清、民国时期民间宗教与传统道教的互动关系以及儒家士人对民间宗教与传统道教文献的接纳与转化。     

阶层正义研究的创新成果——评靳凤林的《追求阶层正义》

正与当代学者偏好于从穷人与富人两大阶层角度来研究阶层正义不同,靳凤林教授所著的《追求阶层正义——权力、资本、劳动的制度伦理考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从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组成阶层的独特视角出发对于阶层正义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一成果具有如下特征。其一,立论可靠。该书是对中国道路的道德合     

从张之洞、吴汝纶经学课程观看清末儒学传统的中断

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使传统上处于核心地位的经学课程失去其重要地位 ,致使儒学面临中断的威胁 ,这是与权力中心接近、受经学熏陶的官绅亲手从正反两面促成的 ,他们在情理上必然处于紧张对立状态 ,在理性上吸收西方知识 ,在情感上对经学依恋不舍。通过对历史发展的理论预设和对张之洞、吴汝纶经学课程设置观的典型分析 ,既可以揭示他们心理趋向的异同 ,也可以反观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内在线索。     

士的精神与家族教化——以林连玉家书的记忆书写为例

林连玉是现代马来西亚华人的"族魂",他为反对种族教育政策、捍卫华文的母语教育权利而坚持抗争。数百封林连玉家书(侨批)堪称是一部林连玉与自我灵魂对话的精神史记。在他的记忆书写中,传统士绅阶层出身的祖父林以仁、父亲林奉若,虽有相近的文化责任感,却有着迥然的信仰选择,从而留下了各自的历史印记。林连玉对于"士的精神"的坚守,深受其家族谱系的人格教育和文化涵化的影响,但对于祖父辈之"术数"传统的不妥协的批判,亦使得他晚年"和光同尘"式的退隐,依旧不离于"士志于道"的人格魅力。晚年林连玉之于异族世俗权力的"隐",仍然是一种儒家式的"独隐",而非佛、道教式的"归隐"或"逃隐"。在近现代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林氏三代之"士"的家族传承记忆也是透视近现代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     

权利冲突与目标转移:特色产业打造中的意外后果

本文关注的是地方特色产业打造过程中,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权利冲突如何诱发双方利益目标的转移从而导致产业政策的意外后果的问题。在地方特色产业打造的过程中,本土企业的利益和地方政府权力之间的冲突藉由产业升级战略的实施而得以产生。政府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外地大企业进入本地生产市场以期尽快实现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一过程使地方政府和本土企业同时发生了目标转移:地方政府原本试图扶持本地特色产业发展、借助外来资本和技术带动本土企业做强做大,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发生了产业扶持目标的转移,意外地遏制了本土企业的发展,也使后者在获利目标上发生了转移,即由之前从生产和交易中获利转向通过"种厂房"来追求政府补贴。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和获利行为经由变化中的制度环境塑造,而两者的目标转移事实不仅束缚了本土企业发展,也扭曲了产业发展的原初目标。     

市场条件下中国的阶层分化与劳资冲突--与马克思时代对比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结构的演变,其主要特征是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在权力、收入方面的分化与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由于其不可调和性而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本文通过对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化,特别是所引致的劳资关系状况的研究,认为在变化了的情况下,中国尽管同样出现了劳方与资方在权力、收入维度上的分化,但是因中间阶层的出现而更多地呈现出"层级谱系"特征,这一多阶层的共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马克思时代的"二元阶级对立".但是,由此出现的阶层间的结盟和风险转嫁会使社会低层处于不利的境地.     

密尔"不伤害"原则及其对行政权力的道德限定

密尔把政府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行政权力的性质和限度表述为一个基本原则,即"不伤害"原则."不伤害"原则对行政权力给予道德限定,既保证行政权力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又要求政府在不侵犯个人自由权利的基础上,承担起政府建设性的公共职能."不伤害"原则为行政权力在有为与无为之间确立了合理性限度.     

从现象学到谱系学——尼采哲学的两重面向

尼采哲学同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梅勒-庞蒂等为代表的现象学有着很多共识。首先,尼采哲学同现象学一样抛弃了现象与本体或"物自身"的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肯定了现象是唯一的实在,并认为现象就是权力意志;其次,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是具有赋予和创造意义的"意向性"特征;最后,尼采还承认权力意志的意义赋予或创造具有时间性的视角特征。从这些共识来说,尼采哲学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现象学。但是,尼采哲学不只有现象学的一面,还包含了谱系学的一面。作为一个谱系学家,他否定了现象学的"明见性"原则以及对于"起源"的追求,而是认为任何"起源"都是历史性的,都是权力意志的偶然产物。从这一点来说,尼采哲学同时包含了超出现象学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