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沿“丝绸之路”入华粟特人的文化认同与佛教信仰

<正>各种沿丝绸之路入华的宗教文化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佛教。佛教一度与中华传统文化逐渐碰撞、交流并不断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入华粟特人~([1])的宗教信仰中胡汉杂糅的文化痕迹非常明显。"从粟特人的发展史看,他们主要信仰祆教,同时也信仰佛教,是一个有信仰佛教历史的民族。"~([2])《新唐书·西域传》云康国:"尚浮图法,祠祆神。"~([3])《隋书·西域传》:     

张艺谋电影的家国叙事与国家想象

<正>张艺谋对"电影应该成为弘扬中华文化最好的载体"~([1])一直深信不疑,并且在"充分展现中华文化的神韵和充分挖掘电影视听艺术魅力及其二者的融合"~([2])中进行着积极的尝试与创新,从而使得其成为儒学核心精神的影像传承的又一股中坚力量。从早期艺术电影到商业化类型大片,张艺谋将儒家文化中的家国一体观念从     

浅谈基督教与儒家的修为致圣思想

儒家学说强调修身养心成为圣贤之路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达致目标,一切以人为本、从人心出发、以人的语录为课本、以人为学习楷模,没有拯救、赦罪、审判、终极盼望等教导。21世纪的中国文化面临挑战,致使中国历史与文化背上沉重的包袱,这种特别沉重而且紧急的文化危机感~([1])是包括一切受华夏"文化之根"——儒释道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担心、忧虑与承担之情结所在。为了能够使给社会与文化带来负能量的儒家文化得到转化与更新,从而给社会与文化带来正能量的释放与推动;给失德的社会与文化带来正面的积极的道德价值的教育与引导,~([2])中国基督徒应该勇敢地站起来,虽然深知与其"道不同",但存着敬畏上帝与"知本"~([3])的心与其相谋,为儒家学说修为致圣思想把脉,分析其利弊得失,正如神学家余达心牧师呐喊的那样使之归于真自由、真理。~([4])     

南山律宗的戒体研究(二)

<正>第三节得戒之缘先文已述戒体由自心所发,并非由外而来,自心乃是发戒正因,受戒者要以真诚心自愿立下断恶修善的殷重誓愿,正如《大般涅槃经》所言"无有我作他人受果"~([111])。借助殊胜的外境可以更好地帮助受戒者策发殷重的受戒誓愿~([112]),所以佛陀随顺当时缘起,制定了各种受戒方式,本意都是为了促     

反分裂视角下的“中华民族认同”建设

"民族"在现代汉语里使用频度很高,但含义十分模糊。百年来围绕着"民族"的涵义中国学界曾爆发过数次争论。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费孝通关于"民族"的争论表面上看来是称谓之争,其核心则事关中国的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中国的分裂主义产生于国家认同弱化之际,并一直以族群民族主义为工具,力图在中华民族之外建构新的"民族",以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通过强化中华民族认同达到强化国家认同之目的,是反分裂的治本之策。     

蕅益大师的孝戒思想

一、孝戒思想的渊源"孝"是儒家一个非常核心的思想。《孝经》中说道:"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故为德本。"~([1])儒家认为,"孝"是最高尚的道德和最重要的道理,它可以使社会和谐,人民之间没有怨念和矛盾产生。     

高僧隐元东瀛开宗的现代启示——刍议黄檗宗东传日本的条件

<正>南明永历八年~([1])(1654),中土动乱不堪且异族称霸,怀揣着弘法理想与热切愿望的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住持隐元隆琦,在日本长崎兴福寺~([2])住持逸然性融~([3])等人第四次恳切的启请之下,做出了东渡日本的重大决定。同年五月十日~([4])黄檗山僧俗二众依依不舍,护送隐元一行南下泉州府同安县中左所(厦门),其中廿余人于六月二十一日起航,乘郑成功所辖船护送出海~([5])。七月五日到达日本长崎港。在其弟子独往性幽编纂的《黄檗隐元禅师年谱》~([6])中解读了隐元东渡的心理状态:亦厌观京华寥落,文物销沉云尔。其深心岂易为流俗人言哉。~([7])     

苏轼禅词的三重境界

正禅宗在北宋时期十分流行,学禅之风颇盛,甚至"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1])。文人士大夫更是常常出入僧俗两界,往来酬唱,互讨禅机,因此,有宋一代的文学创作也散发着浓浓的禅学意味,深入浅出地诠释着禅的真谛。苏轼同样与佛禅结下了不解之缘,且钱谦益认为:"北宋以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2])由此可见,     

中土般若学与玄学本体论的关系再论——立足于《般若经》翻译史与学僧般若思想之依本及其心态的考察

正在佛学、玄学以及对传统哲学的整体研究观照中,般若学与玄学的关系是重要论域,般若学与玄学本体论的关系探讨又是其中的重要论题,亦是思想史研究应该澄清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尚未有清晰、一致的认识。流行的观点认为,般若学受到玄学本体论影响以致玄学化,如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中谓般若"性空"最初译为"本无":"盖魏晋初期之玄学皆崇无,号万物为末有,道体本无,此以玄学之说附会‘般若’也。"~([1])许抗生《魏晋玄学史》谓有的佛教徒援用玄学贵无派的思想,把空无当做世界的本体。~([2])     

刘文辉处理与康区藏传佛教僧人关系的策略

正宗教一头牵扯着深层的精神追求,一头掌握着大批信众。宗教靠民族发展,民族靠宗教张扬个性。康区藏族笃信藏传佛教,佛教安顿在藏族的精神家园,关乎民族情感与精神满足。宗教能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间设置一道基本界线,从而赋予人们认同感~([1])。藏传佛教僧人,备受康民信奉。康区治理中,能否妥善处理与他们的关系,关系到藏民族能否认同、支持治理政策。清末赵尔丰川边新政,忽视康藏人民间之宗教性与宗教力量,违反了藏人崇尚佛教之心愿,引     

一种伦理民族主义是否可能——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

本文尝试对章太炎民族主义主张的复杂性进行解析,试图揭示出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的深层结构和核心旨趣[1]。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是在与立宪派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持"金铁主义"说的杨度、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严复的自由主义的论辩中确立自身内涵的。他用"历史民族"、"政治民族"概念取代"天然民族"和"文化民族",深化了近代思想界关于民族主义的认识;同时他又通过对民族主义与无生主义关系的阐发,确立起一个贯穿民族主义、导引民族主义的"齐物平等"政治理想,从而为民族主义赋予了一种伦理性的内涵,超越了近代民族主义的自我封闭想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南山律宗的戒体研究(一)

<正>第一节戒体产生一、戒体与业体戒体是受戒者受戒时产生并领受在自心的法体,是所受的戒法于内心中产生的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羯磨疏》:"夫戒体者何耶?所谓纳圣法于心胸,即法是所纳之戒体。然后依体起用,防遏缘非。"~([1])佛陀将戒比喻为堤塘~([2]),所指正是戒体这种防非止恶的力量。这种防非止恶的力量始于受戒,自此以后,     

从《蓝象》看埃及社会人性的明与暗

正人性,是在一定社会制度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并非只停留在善或恶的一面,而是会受到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起伏变化。~([1])小说《蓝象》中叶海亚和谢里夫的人物刻画就是埃及社会转型期人性变化的代表。《蓝象》的问世,正值"阿拉伯之春"在埃及上演之时,埃及社会正经历由上层机构腐败、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而引发的一系列反政府抗议活动。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蓝     

从林前11:17-34看圣餐前的“自己省察”

正一、引言圣餐,即主的晚餐,是基督教两大圣礼之一,是耶稣与门徒同吃逾越节晚餐之时亲自设立的。~([1])历史赋予圣餐诸多的神学意义,如强调纪念、圣的相通(Holy Communion)、感恩(Eucharist)、牺牲献祭(Sacrifice)等等,~([2])对古往今来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圣餐是"纪念主"的行为,对于基督徒的意义不必多言。但是,圣餐的做法与何人配得领受圣餐等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议。本文并非讨论圣餐中饼酒是否变质的问题,而是希望回到圣经的原始处境,探讨     

民族主义在“战国策派”构建民族国家中的伦理地位

"战国策派"是在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主义情怀,以复兴民族文化为宗旨,以救亡图存、建立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为伦理目标。忠于国家,孝于民族,是他们呼吁国民树立适应"战国时代"的国民伦理与民族伦理。在抗日御侮的现实情境下,他们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为主旨,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挽救民族危亡,重建民族文化,进而建立民族国家,表达其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是"战国策派"构建民族国家的伦理核心主张,由此彰显的民族主义则是他们构建民族国家的伦理原则,但其民族主义却游离在政治与文化之间。     

法显时代的斯里兰卡佛教

正公元409年(东晋义熙五年),法显从恒河口的多摩梨帝登船,经14日抵楞伽岛,登岸即狮子国。此国时值大名王(Mahanama,406-428在位)统治。《佛国记》对于这个国家的地理方位、气候植被及历史发展都有简要介绍~([1]):"其国本在洲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地理)、"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气候植被),"其国本无人民,止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人共市易,市易时鬼神不自现身,但出宝物,题其价直,商人则依价置直取物。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     

敦煌石窟壁画白衣佛像图像探析

正白衣佛,因颜色而得名,其实在佛经中并无此名称,而是贺世哲~([1])最先提出,后来一直沿用此称谓。敦煌莫高窟中现存五铺白衣佛图像,分别是北魏时期开凿的第254、263、431、435窟,以及西魏时期开凿的第288窟。~([2])其共同之处是白衣佛图像都造于北朝时期。     

论1848年革命时期恩格斯的民族观

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讨论有其特定的历史限度。恩格斯当时尚未自觉区分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这影响了他对斯拉夫等弱小、落后民族的判断。恩格斯当时的民族主义理解杂糅了法国的普世性民族主义传统与德国的排他性民族主义传统,结果是其革命策略陷入两难。恩格斯在努力走出青年时代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但一方面现实的革命在催化,另一方面革命的恐怖主义再度燃起,这些都造成了他思考民族问题的困难。深入了解19世纪的历史,给予恩格斯的民族观更多"合情"意义上的理解,实际也是一种审慎的"合理"做法。     

论1848年革命时期恩格斯的民族观

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讨论有其特定的历史限度。恩格斯当时尚未自觉区分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这影响了他对斯拉夫等弱小、落后民族的判断。恩格斯当时的民族主义理解杂糅了法国的普世性民族主义传统与德国的排他性民族主义传统,结果是其革命策略陷入两难。恩格斯在努力走出青年时代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但一方面现实的革命在催化,另一方面革命的恐怖主义再度燃起,这些都造成了他思考民族问题的困难。深入了解19世纪的历史,给予恩格斯的民族观更多"合情"意义上的理解,实际也是一种审慎的"合理"做法。     

“教演天台 行归净土”四分期说初探

<正>"教演天台,行归净土"这八个字的字面意思就是:教理阐释依据天台宗的思想体系,而修行实践则以净土宗的称名念佛为依归。这八个字最早出现,是在蒋维乔居士~([1])为谛闲法师写的像赞里。原文是:"巍巍大师,乘愿再来。行归净土,教演天台。建大法幢,作狮子吼。声教广被,暨于九省。作育僧才,芃芃椷朴。法乳分流,自南而北。化缘既尽,安详坐逝。临终写偈,以励后嗣。式瞻遗像,相好光明。高山仰止,垂范天人!"~([2])这里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