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中庸》译本与传教士东方主义

理雅各(James Legge)英译的《中国经典》是19世纪欧洲汉学的巅峰之作,向来被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译本,鲜少受到质疑。本文以理氏1861年的《中庸》译本为例,揭示理氏译本所代表的传教士东方主义。分析显示,理氏翻译《中庸》,并非要向西方传播儒家之道,而是要将这一中国圣书去经典化。理氏在一些核心概念的翻译上坚持本质主义的解读立场,全面颠覆子思的形上学建构,为《中庸》制造出十分负面的形象。他的翻译,是基于基督教信仰对儒家经典与文化的审判。     

理雅各的儒教一神论

理雅各以系统译介儒教经典而成为19世纪欧洲汉学之权威。他认为儒教是信仰真正上帝(God)之宗教,应由基督教补充与完成。本文分析理氏著译中有关中国上帝崇拜之论述,孔子宗教品格与形象之变化,以及理氏对儒教宗教性的判定,藉此对理氏儒教研究中基督教意识形态与传教动机的介入与影响作出反思。     

理雅各的中国宗教观

理雅各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人物,在对中国经典,特别是儒家经典进行全面翻译与研究的基础上,理雅各对中国儒家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充分的宗教比较主义的宗教观。但是,囿于时代与传教士立场的局限,理雅各在阚释儒家时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并试图按照基督教的信仰体系构建理雅各式儒家信仰体系。     

理雅各的儒学教育观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并没有形成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不可能真正罢黜百家,但儒家居于思想主导地位是实在的(1)。儒家教育逐渐渗透于中国人的思想中,其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理雅各作为一名深谙中国文化的西方传教士,对儒家孝道传承、中国女子教育、科举制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意见,其观点有偏颇之处,但对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比较重要的借鉴意义。     

传教士视阈下的汉籍传译——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经由入华传教士的传译而进入欧洲和西方世界,实现了"中学西传"。晚清入华的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作为牛津大学的首位汉学教授,英译了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中国经典》。本文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探讨理雅各透过传教士的视阈,在汉籍传译过程中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情的理解",剖析了这种"同情的理解"所具有的多重命意及其体现出的"汉学"特征,肯定了理雅各汉籍传译的价值与贡献。     

理雅各的道教研究及其转变

相对于其对儒家经典的翻译和诠释,理雅各的道教研究则较少为人所重视.他在早期对于道教持强烈的贬斥态度,对于道家思想家如老子、庄子等也很少涉猎.在牛津大学任教期间,理雅各应马克斯·缪勒的邀请负责编撰翻译《东方圣书》之中国部份,从而开始对道教的系统研究.从理雅各在不同时期的言论和作品来看,随着资料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理雅各对道教的看法在很多方面都有所转变.而本文最后所讨论的手稿本,则展现了理雅各在看待道教思想时的模糊和矛盾之处.     

理雅各对儒家祭祀礼的解读——以理雅各《诗经》译本为中心

在儒家倡导的五礼中,理雅各最重视祭祀礼,其中,他又特别关注祭天礼。《诗经》里有许多诗篇涉及祭祀礼仪,虽然这些祭祀礼仪并未表明是敬拜上帝,但是,理雅各坚持认为与上帝有关。在他看来,儒教和基督教敬拜上帝的方式不同,而儒教祭天与以色列人祭拜上帝的仪式却相似。他知道,在古代,以色列敬拜上帝是真正的举国全民参与,而在中国只有天子可以祭天,普通民众不能参与其中,全民皆可参与的是祭祖。理雅各对中国人的祭祖持批评态度,但又承认祭祖具有社会意义,并在祭祖礼中看到了上帝的存在,从而将中国传统宗教纳入一神教模式中予以诠释。     

架起心灵沟通的桥梁

有这样一个故事,两个亲兄弟,他们生活的农场相毗邻,40年来他俩相处得相当不错。然而,有一天却为一件鸡毛蒜皮的事闹起矛盾来。     

幸福的隐喻--伦勃朗的《雅各的祝福》

仿佛祖孙三代的聚会,长者慈祥、中者温顺、少者天真,天堂之光笼罩着这个看似寻常的家庭,病重的老人令人产生缠绵的忧伤。然而,忧伤已远远不够,那种伤痛几乎贯穿了世世代代。     

搭建与青春期孩子沟通的桥梁

2019年4月的一个上午,接到家长的求助电话。这位家长的孩子上初三,原来学习成绩挺好,马上要体育考试了,但孩子就是不上学了。孩子老师、同学、家长、亲戚试图和孩子沟通,孩子基本都不搭理。家长很焦虑,感觉和孩子仿佛突然在两个世界了,彼此没有信号。如何才能和孩子沟通呢?我们从两个方面分析。     

沟通中西侦探小说的桥梁——程小青

程小青是20世纪初期一位具有现代水准的中国侦探小说作家。他率先译介外国侦探文学，在吸收异域文学营养的同时，探索和开拓中国侦探小说创作的路径，为我国现代侦探小说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一位具有开放意识的作家，一位具有科学态度的作家，一位努力追求现代人精神的作家，是沟通中西侦探小说的桥梁式人物。     

理雅各与韦利《论语》译文体现的义理系统的比较分析

英国的理雅各（Ｊａｍｅｓ　Ｌｅｇｇｅ,１８１５—１８９７）、韦利（Ａｒｔｈｕｒ　Ｗａｌｅｙ,１８８９—１９６６）均是国际上有影响的汉学家,他们的《论语》译本是英语世界中最流行的译本。本文以“君子、小人”、“克己复礼为仁”、“一贯忠恕”等关键范畴为例,对理雅各与韦利翻译《论语》的义理系统作了比较分析。其结论是：理雅各基本上以《四书集注》的义理为依据,而韦利则以清儒的义理为旨归。本文还尝试指出,义理上自成系统,有各自的特色,是理雅各与韦利的译本能够长久行世、又不能完全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理雅各的英译《易经》试谈《易经》的翻译

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易经》英译对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影响起了巨大的作用,他的译本经久不衰,至今仍被西方汉学家视为《易经》外译的典范。本文对理雅各及其《易经》英译本进行探讨,旨在发现其翻译的特定思路以及译本的优势与长处,寻找其不足与误译,以利新世纪《易经》英译的进一步精化与更为广泛的传播。     

架起心灵沟通的桥梁——记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再次赴美巡展

11月的夏洛特,天高气爽,秋色宜人,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再次赴美巡展走过华盛顿、芝加哥、达拉斯,带着丰收的喜悦,缓缓落下帷幕。本次巡展历时7周,跨越4城,吸引观众2万余人,访问、交流受众约4万人,带去了中国教会新的发展信息,展示了中国宗教文化的多姿多彩,也播下了友谊的种子,架起了沟     

阐释的信度:理雅各《乐记》“象德”说英译辨析

《乐记》为先秦儒家论乐的集成之作,其中探讨的"以乐象德"的伦理哲学对后世文艺理论的衍生与社会道德教化理论的塑形发挥了重要作用。理雅各英译《乐记》秉承直译原则,释译结合,力图兼顾顺畅与达意并取得良好效果。然而其中对"象德说"相关元素的阐释与翻译却与原文相异,并与译文文内逻辑不符。本文从理雅各本人所秉持的阐释观入手,以阐释的多元性与客观性之间的矛盾为考量对象,探索确立文本相对意义且于翻译中实现有效阐释的途径,并提出以连贯、互文、语境为考量效度确保译文阐释的信度。     

内丹:东西方精神沟通的桥梁

1917年,德国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held)偶然从中国道士姚济苍处得到一部《太乙金华秘旨》(简称《金华秘旨》),粗略翻阅后就被书中的内容深深吸引,经过认真研读决定翻译成德文。之后卫礼贤将完成的译稿,寄给了他的好朋友、现代西方心理分析学开山祖师弗洛伊德的主要传人、第     

如何理解智能光谱的沟通桥梁作用

首先分析了儿童学业成绩与智能发展的关系,接着援引美国的“光谱计划”（Project Spectrum),解释智能光谱（Multiple Intelligences Spectrum)评量跟传统学业成绩（academic achievement)评量有甚么不同之处,继而说明Gardner是如何理解智能光谱的沟通桥梁作用,最后探讨家校可以如何携手合作,利用智能光谱作为适性教育的工具。     

丰盛人生--沟通的艺术

际关系要顺畅,良好的沟通就成为必须。今日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沟通上出了问题,大凡夫妇感情日淡,父子见面无言可说,几十年的邻舍扣隋生路人,同事矛质日多……皆因沟通有碍,即使科技发达,电话、互联网、手机日渐普遇,飞机、火车、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但这并不能代替人们心灵的沟通,善意、温馨,亲密成为生活中另类奢侈品,但时于着重和善于沟通的人来说,这是举手之劳。圣经早就指出沟通的重要,圣经说人际关系要畅通,须先与上帝的关系要杨通,人只有与上帝的属灵关系畅通了才肯敞开自己的心扉,这样才能与别人真诚相对,善意相待,温馨共享。人有了信仰,才有信用;有了信用才能有信任,有信任才有信心去讲实话讲真话,才能敢把真心构给人,因而信仰是美好人际关系的基石,信仰不但使我们认识神,而且使我们更加认识人性和人际(人与人之关系)。但我们不能停留在认识层面上,我们需要一些沟通的技巧。箴言25章11节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如何使话说得合宜呢?     

循证医学:连接医患之间沟通的桥梁

1　医患关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医患关系成为近年来大众关心的热门话题 ,其矛盾日渐突出 ,许多事例见诸报端[1] 。医患关系问题有几个方面 :一是患者对自己所享有的权利不清楚。患者的权利包括 :拥有疾病获得救治服务的权利 ,有获得受到尊重的、公正的费用节省的医疗服务的权利 ,有知情并参与做出诊治决策的权利 ,有保密权和隐私权。病人的权利是一个消费者权利的体现 ,但目前法律对其保护作用极其脆弱。病人往往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病人对医院有时处于既离不开又很无奈的境地 ,常常不能获得有效的保护。二是解决医疗纠纷有“几难” :患者…     

何以为“圣”:理雅各对“圣”与“神”的译解

在儒家经典英译的过程中,"圣""神""天""帝""仁""贤"等概念之间的理解、关联和转换,特别突出地折射出中西之间的思想碰撞。而"强为之名"的翻译似乎可以建立对应的概念系统,却未必意味着真正的"会通"。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之所以不可替代,也许恰恰由于他始终处于基督教传教士和中国经典译介者的身份纠葛,从而无法"求同"的文本却成全了迂回辗转的比较和释义。就此,从"至诚如神"到"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从"惟曰其助上帝"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等等,在理雅各的译文中都成为"释"而不仅是"译"。这对儒耶对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