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时期皇帝诏书称引儒家经典看儒学的发展

两汉皇帝自武帝起有 1 7人在诏书中征引经书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汉经学发展的轨迹。这一现象展示了政治与经学互动的规律 :经学政治化与政治经学化。此后 ,引经据典成为中国古代文人为文的传统 ,历千年而不衰。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主导面是消极的     

稷下争鸣与经学一统

稷下学宫中的百家争鸣是齐文化尊贤重士传统的产物,而经学则是汉武帝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两汉时期的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其中今文经学被汉王朝立为官学,设博士,置弟子员,优秀者可以依次入仕做官,经学借着政治的力量得到广泛传播,直接将经文与现实政治相结合,讲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从而形成了学风活泼、议论合时的风格。经学在的形成过程中,无论是从经学大师的“参政”、“议政”,还是从经学的内容与学术特点来看,都与稷下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经学研究的新突破──读《西汉经学源流》札记

最近,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印行了大陆学者王葆先生的《西汉经学源流》一书,读后颇感欣喜,因为这部书以富于索的精神和续密的考辨方法,打破了多年来经学研究的沉寂,堪称近年来中国经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王葆先生的牺汉经学源流》一书虽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与经学发展的关系,研究经学范围内所展开的派别斗争与社会政治斗争的关系,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经学思想发展的规律等问题,但该书的重点,是从经学史的早期阶段──西汉著手,重新流理中国经学的源头、流派、著述形式、历史分期,以及此时期经学的发展与社会、…     

三国·吴经学发展考论

与汉魏相比 ,东吴的经学发展确实处于式微时期 ,然而东吴并没有割断两汉学术传统 ,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形态 ,仍然在挣扎中向前发展 ,出现了一批较有成就的经学家 ,也产生了一批在当时乃至于后世都产生一定影响的经学著作。由于三国的经学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故本文着重从钩稽东吴经学史料入手 ,考镜学术渊流 ,试图揭示东吴经学自身的发展概貌、学术渊源、学风特点及其成因 ,昭示一代学术与时代的关系。     

论中国思维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玄学思潮怎样代替了经学思潮

何晏、王弼的贵无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引起了一场划时代的大变革,这场变革最终结束了两汉时期的经学思潮,开创了魏晋南北朝的一代玄风,经学思潮的没落和当时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都是当时社会危机的产物。汉魏时代的大乱必然转化为治,这是当时的时代课题,在当时条件下,恢复封建秩序,由乱转化为治,是具备客观可能性的,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分别从实践和理论方面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探索;汉魏思想有一个演变过程,由经学到诸子学到名理学到玄远之学,最后产生了贵无论哲学。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三百六十年;玄学与两汉的经学思潮迥然不同;经学思潮从西汉中到两汉末,一直停滞不前,缺乏创新,理论结构和基本面貌都没有改变。玄学则复杂多变,异军突起,令人目接不暇。这种不同,固然由于二者根本性质上的差异,同时也因为玄学思潮有着比经学思潮更为深刻的内在和外在的矛盾。     

重论经今古文学的问题

晚清经学有今古文学之争,而今古文家都将此学术现象追溯至两汉,以为两汉经学亦然。但返观两汉,则其时虽有王官学与民间学之辩,却无廖平《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所罗列的那种壁垒森严的对立。文章从廖平表中选出四例,即今文与古文、《王制》与《周礼》、孔学与史学、义理与考据等,证明以今文和古文不能概括经学之争,而王官学并未必以经学为孔学,民间学也不以史学看待经学;且二派都既重义理,也重考据,二者不偏颇;又《王制》之大法未行于汉代,新莽乃以《周礼》改制。凡此证明经今古文学之争是晚清所特有的经学形态,与两汉事实不大相符,如再以今古文学的对立思维来研究经学,显然不甚妥当。     

玄学本末、有无之辨对文学本源、本质论的影响

玄学是魏晋时期兴起的一种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哲学思潮。汉末品评人物的“清谈”,到魏晋发展为辨名析理的“清谈”,通过对有无、本末、才性、言意等抽象议题的论辩,把儒、道两家思想糅合起来,铸造了一套以本末、有无之辨为核心内容的思辨哲学体系,这就是当时被称为“新学”的玄学。玄学摆脱了两汉经学的繁琐形式,抛弃了两汉经学的庸俗内容,把“自然”与“名教”统一起来,给当时的思想领域带来一片生机,于是便很快地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两汉兰陵经学管窥

两汉时期, 兰陵地区经学兴盛, 《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代相传授, 大批造诣精深的经师出现, 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上的特质与风格, 并对两汉学术乃至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经学传统与诠释型文化

经学从西汉开始盛行,纵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在伦常道德规范、思想、行为方式和人生价值观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儒学就历史而言较经学为长,就内容而言较经学为广。但是,儒学在封建时期的发展同样依赖于对“六经”的诠释,呈现出和经学大致相同的演     

汉末魏晋时期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

两汉儒家政治思想经300余年意识形态化的实践后,汉末走向式微。汉末魏晋时期,其或是进行自我修正,比如,在政治用人的问题上,由重德轻才走向尚德与重才因时而定;或是汲取别派思想以自我完善,比如,重新评价并提高法家思想的地位,充分吸收名家思想最终形成魏晋礼法之治。总之,儒家政治思想经过新的整合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论汉代经学师法、家法与学官制度

清儒重申汉学有本,重师法、家法,现代以来的经学研究多落其窠臼。汉代经师强调师法、家法的地位与博士官有关。汉朝立经学博士,以经学为施政教、选人才的依据。经学的政治应用要求经学相对统一,而这并不合于经学之为学术思想的本性。因此,汉代政治多次重申恪守师法、家法,但汉代的经学屡屡突破师法、家法,在不断地演进。东汉后期外戚、宦官掌权,经学的政治地位下降,是以师法、家法混同。汉代师法、家法的兴衰是政治与学术之关系合与离的表征。清儒以汉儒重师法、家法是清代学术之争所产生的问题,并不是对汉代学术的客观认识。     

齐鲁学术文化精神与特色

齐鲁学术文化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源头和主流。齐鲁学术文化的学术宗旨是内圣外王,其旨趣在于内以修养外以经世,把道德学问与建功立业相结合;其学术主题是儒学和经学,先秦时期齐鲁儒学成为显学,两汉经学极盛,经学宗师多出自齐鲁;其精神内核是仁义道德,在它的主流儒学中,仁义道德或者说道义的精神价值始终居于首位;其学术风格是兼容传承,具有多元共存、兼容并蓄的风格,以及守护传统、继往开来的品格。     

中国古代自然观的新探索——读《中国古代元气学说》

一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相适应,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殷周宗教观转变为素朴的哲学观。自此以后,直到鸦片战争,延至“五四”运动,这一哲学观虽经历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佛教传入和儒学复兴等几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再认识——从经学史的分派谈起

中国经学史上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但以前学术界将二者之间的分歧夸大了,如前辈学者周予同先生所列诸多内容虽然看似泾渭分明,但多似是而非之论,今天有重新认识和纠正的必要。就今、古文经的传承谱系而言,基本上都只可考到汉初。两汉今、古文经学之分,始于经传文字内容或版本、文本的不同,后来演变为两种不同学风或研究进路上的差异。今文经学往往采取"政治义理学"的诠释或研究进路,追求的是"通经致用";古文经学通常采取"历史考证学"的进路,追求的是"实事求是"。     

董仲舒《春秋繁露》与经学开山

董仲舒是两汉公羊春秋学的宗师,其所撰《春秋繁露》则较早提出,并探讨了儒经排列顺序、托古改制、孔子为素王、张三世与存三统、常义与应变等经学的基本问题,对经学的治经方法也多有阐述,确立了经学的重要范式和框架,是经学史上当之无愧的开山之作。     

读宗炳《画山水序》偶感——才性胜于节操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既然是变化时期，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亦会涉及到文艺思想领域。那末，我们怎么去看这魏晋风度的产生呢？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标志着魏晋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在经历了秦汉的辉煌帝国中国封建政治已经初步稳固和发展，到了魏晋，疆土的分裂又是如何影响艺术创作的。道儒两家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也是从魏晋时期开始博弈，最终，道家的“出世”思想浸入中国画坛。文人士阀无不归隐山林。作画自娱。以山水画的创作理论作支撑，说明宗炳《画山水序》对山水画创作观念的影响和启示至关重要。     

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

东汉末年 ,经今古文的融合已是经学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 ,在融合经今古文时 ,掺杂谶纬并且解经烦琐。王肃经学作为魏晋经学的代表 ,直接师承于荆州学派。荆州学派和王肃继续沿着“郑学”融合经今古文的道路前进 ,但却坚决反谶纬 ,解经尚简约。正是站在这一角度 ,可以说荆州学派和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     

汉末思想嬗变对《伤寒杂病论》的影响

汉末是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过渡的时期,有清通简要、得意忘言、务实求真等时代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神仙之风对医学的影响。从思想嬗变的角度,对中医巨著《伤寒杂病论》的行文风格、方法原则、学术思想等诸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对其时代背景研究的新思路。     

魏晋玄学关于宇宙本体思想的逻辑演进

魏晋玄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它出现在魏晋时代到底有何思想价值?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为什么在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之后要出现和能出现这样一种以究玄为主要方式的思想文化?对这一问题的解读,尽管离不开对魏晋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状况的分析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对魏晋玄学之历史发展的分梳、阐述,但主要的方面不应是对魏晋玄学作史的考察,而应是对其作哲学的考察,即首先要确定玄学思想的哲学主题。     

蒙文通对晚清《公羊》学及董仲舒的批评——兼论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对经学的影响

蒙文通通过探讨今文经学的革命说,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批评了晚清《公羊》学讲改制而不讲革命之说,并对晚清《公羊》学的思想渊源———西汉董仲舒今文学亦提出批评。从中可以看到清末民初以来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对经学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