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义利之辨”发微

"义利之辨"是内在于孔子思想中的根本话题之一,它所关涉的乃是人在"依于仁"而行道的过程中如何衡估与裁断"利"的问题。具体说来,由孔子所开启的"义利之辨"是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对人在"富"与"贫"、"贵"与"贱"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一个是对人在"生"与"死"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从根底处看,以价值裁断为其内在枢机的"义利之辨"显然不是一个诉诸思辨的知识论话题,而是一个诉诸生命践履且同人的生命意志与生命意义息息相关的价值论话题。     

“美德即知识”：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

"美德"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小苏格拉底学派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人们通常认为"美德即知识"(αρετηειυαιγυωσκδ;virtue is knowledge)这一命题是苏格拉底提出的,这不仅不符合文本事实,而且抹煞了这一问题所具有的张力,造成了在解释苏格拉底与其弟子们的哲学的进展与嬗变方面的困难。苏格拉底虽然提出了"美德"与"知识"的关系这一问题,并提倡人们认识自己和"善"、"美德"的本质,但是他所说的认识(γυω-σιδ)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知识(επιστημη),还包含生存实践的层面。柏拉图认为"美德即知识",并力图在知识论层面上给与"善"和"美德"以明确的定义。而小苏格拉底学派则从另一侧面继承发展了苏格拉底哲学,试图从生存实践的层面来定义美德。     

“德行”维度分析——以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为例

在孔门弟子中,孔子把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归为"德行科"。"德行"不仅仅是指表面上的道德行为,而是具有比较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乐道"、"志学"、"孝悌"、"仁政"四个维度,并且按照"个体"——"家族"——"群体"的逻辑顺序展开。"乐道"、"志学"属于"个体"层面,首推颜回;"孝悌"属于"家族"层面,当推闵子骞;"仁政"则属于"群体"层面,应推冉伯牛和仲弓。"乐道"、"志学"、"孝悌"、"仁政"反映了"个体"、"家族"和"群体"的关系,而这三种关系构成了当时整个社会运行的基础。这正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孔子看重德行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清净”与“清静”

一、"清净"与"清静"探讨"清净"的话题,首先我们应懂得"清净"这个词的意义。从字面上看,"清净"可以解释为"清洁纯净";"清静"可以解释为"纯正恬静、安静和宁静"。"清净"最早出现在文子所著《道原》:"真人体之以虚无平易,清净柔弱,纯粹素朴,不与物杂,至德天地之道,故谓之真人。"《本际经》也说:"无染无秽,是名清净。"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没有被污染,达到洁净的程度     

朱熹历史观中的“理势”问题

"理势"是朱熹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框架,他强调对待历史问题要兼理、势,结合价值与事实进行判断。理势含有内在的秩序与趋势,这与"不得已之势"只强调客观层面有所不同。朱熹在使用理势分析问题时,主张把握价值、事实两方面的当然性与必然性,即要看到"理势之当然、必然",在此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理导势",用价值引导现实的发展方向。总之,朱熹是在理学的框架内讨论"势",这是其理势观与以往势论不同的显要处。     

《坛经》中慧能关于“动”的思想探析

《坛经》中慧能关于"动"的讲法大致从两个层面上进行:在内与外的层面上慧能认为所言"动"者为妄想心动,而外在万法无有动与不动;在身与心的层面上慧能认为所谓"坐禅"不在于"身不动"而在于"性不动"。慧能此观点的理论基础是真如与念体一不二这种心的结构,故其强调在具体修行中要于动中达到不动,在念念不住的有动之心上保持性之不动而不染万境。慧能的"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不仅是禅学思想,其更重要的意义是对僧人在坐禅等修行方法中误区的提醒和破除。     

春秋时期诸侯“庶女媵妾”的演变

同姓诸侯"庶女媵妾"是西周时期的君婚习俗。春秋之际,在诸侯剧烈兼并的背景下,对非姬姓诸侯来说,同姓诸侯"庶女媵妾"面临困境甚至绝境。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均表明,春秋时期"庶女媵妾"不限同姓诸侯已是主流形态,而《左传》作者囿于传统,视之为"非礼"。《公羊传》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之论流传甚广,但传世文献均与之相违,出土文献于诸侯之婚记载颇多,亦无与之合者,当系汉儒之主观臆测。     

伦理意义上的“真”与“假”——《真假之间》序

<正>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真"与"假"的关系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加以考察。在认识论上,真假关乎知识与事实的关系,命题性知识,便被视为包含真假的陈述;在伦理或价值的层面,真假则常常与诚伪相涉,并具体表现为真诚与作假或伪善之间的关系。比较而言,中国哲学对后者更为关注,以中国哲学中的是非之辩而言,其中固然包含认识论意义上的真假问题,但更多地侧重于价值意义上的正当与不正当或善与恶,后者在广义上关乎真诚(正当、善)与伪善(不正当、恶)之别。     

《老子·三十八章》“上”“上德”探微

在《老子·三十八章》中,"上"表示态度,意思是崇尚、重视;"上德",即崇尚本源之德。"上德"与"下德"作为两种对"德"的态度,其根本区别在于是"无以为"还是"有以为",或者说有无功利性目的。"上德"涵括"上仁","下德"涵括"上义"、"上礼"。"仁""义""礼"是一种价值,而"上仁""上义""上礼"是一种价值实现的方式,老子反对的不是价值本身,而是"有以为"的价值实现方式。     

朱熹论“理一分殊”中的同一与差异

"理一分殊"这一命题体现出朱熹对同一与差异之辩证关系的思考。从"理一"来看,朱熹反对空谈"理一",而注重辨析"分殊"。因为空谈"理一"会局限于抽象的同一性,这并非天理的真实内涵。天理之中固有地包含着差异性,这个差异性从表面上看是"理一"与"万理""万物"之"分殊",从本体论看则是"太极之理"与"阴阳之理"的"分殊",即"理"自身就具有内在的差异性。有差异的万事万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秩序结构,这一整体性的秩序结构与它内部具有差异性的事物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相互界定的关系。同一性在天理作为整体大化流行的统一体层面上,才脱离了自身在开端处的抽象性,最终成为了活生生的、具有实在性的实存。     

庄子“齐物”新解

<正> “齐物”,是庄子哲学的一个基本观念。一般认为,“齐物”就是抹杀事物之间的一切差别。这种解释,并不符合“齐物”概念的原义。一般对“齐物”概念的误解,关键在于混淆了事实判断与价值态度之间的区别。庄子“齐物”概念所表达的,是一种价值的态度,而不是一种有关对象的事实判断。“齐物”,强调的是事物的存在在价值意义上的齐一性,并不否认事物在实存意义上的差异性。《庄子·秋水》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已。”贵与贱,即是一种价值的尺度。庄子哲学的根本精神,是要返归自然,实现人的自由。在庄子看来,人之所以不自由,乃是因为总在其自我意识和行为中表现一种不自然的、人为的东西。这主要表现为     

一性或二性：朱熹人性论争议及其缘由

朱熹人性论属于一性还是二性,学界多有争议。如要把握此争议的关键点,首先,必须既立足“理气”关系论分析朱熹人性论内涵,又要立足宇宙论或本体论、事实或价值取向等角度,去梳理心学派、气论派以及理学后学对人性论的争议。其次,魏校人性论“两个路向”可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即“生之谓性”路向,将“性与习对”,从存在论、事实层面来界定人性,形成人性论发展史的第一传统;“天命之谓性”路向,则“以性与命对”“性与天道对”“性与人道对”,从实践论、价值层面来界定人性,从而形成人性论第二传统。在把握这两个关键点的基础上,再分析一性或二性观点分歧的缘由,并在“理气不离不杂”“性即理”语境下阐释朱熹人性论。阐释结论是：朱熹人性论兼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一而二二而一”观点,绝非“一性或二性”的机械划分。     

中国画“留白”的艺术特色

"留白"是中国画中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同时也是中国画艺术语言和艺术形象的构成要素之一。我们现代的解释是:在书画理论中,是书画作品材料原有的白,也就是不着墨的地方,从实际操作层面上看,就是书画者在对于如何布白和为什么要布白加以深入的思考。"留白"在山水画中具有不凡的审美艺术价值。画家在对画面中物象疏密的安排,为留白创造了条件,使画面有黑白之分,也增强画面的对比度,使画面具有丰富的层次关系。     

“严夷夏大防”抑或“重君臣大义”?——《论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解北大核心CSSCISSCI

《论语·八佾篇》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历来有两种解释:一为,文化落后国家虽然有个君主,还不如中国没有君主;一为,夷狄还有贤明之君,不像中原诸国却没有。解决这种疑难从句法结构入手,是正确的办法。先秦与此相关的句子,有三种结构:前两种是,"NP+不如+NP"结构和它的变式"(VP+)不如+VP"结构,前者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后者如: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第三种是,"NP+不如+NP+之+VP"结构,如: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我们认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是特殊的"NP+不如+NP"结构,它与"NP+不如+NP+之+VP"结构似同而实异:"夷狄之有君"对应的是整个"诸夏之亡(君)",而"纣之不善"对应的是"是";即,前者对应的包括"之+VP"(之亡)而后者不包括它(之甚)。先秦两汉典籍中存在的诸如"星之昭昭,不如月之噎噎"一类句子也能证成此说。     

寻找善的定义：“义利之辨”和“因信称义”

寻找善的定义是一个恒古话题.本文分别考察了中国儒家的"义利之辩"和中国基督教的"因信称义"中对善的定义方式.本文的考察展示了如下重要事实:首先,从逻辑上看,它们是两种对立的善定义方式.前者强调人在诚中完全占有善恶判断权,而后者则要求人在信中完全放弃判断权.其次,从生存上看,前者因拥有善恶判断权而必然走向霸权话语和思想僵化,而后者则因放弃判断权而可能走向迷信.再次,当这两种善定义方式合二为一时,我们就进入一种悖论式的生存状态.     

论“六经皆礼”说及其延伸路径

1906年,刘师培撰作《典礼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考》首度提出并论述"六经皆礼"说,至其弟子陈钟凡所著《经学通论》(1923)、《诸子通谊》(1925)基本证成。陈先生推论的基本思路为三条:从思想发端上看,诸子学说均由礼学衍生;追溯六经之本原,皆因于周初制礼;抓住礼,可得中国学术之根荄。这一思想在清代有着广泛的学术基础,其直接发轫于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而其远源可追溯至《汉书·艺文志》将五经推导至"《易》为之原"。近百年来,延伸"六经皆礼"说者不乏其人,主要包括一从宪章法制层面,如章太炎、陈顾远等,二从公私礼仪层面,如戴季陶、沈文倬等,三从生活观念层面,如马一浮、邹昌林等。     

佛教视域中“逍遥”观念的考察

僧人对庄子逍遥思想的诠释是佛道交涉中的重要内容。"逍遥"在格义的语境下是被理解为佛教的价值旨趣的。而随着僧人对格义弊端的反思及佛道论衡的深入,僧人十分重视分判佛道之异,反对简单地混同庄子逍遥与佛教解脱。当三教会通渐成趋势之后,僧人们从更深入的层面广泛吸收儒道思想,并立足于佛教立场对逍遥思想予以重新定位和解释。由于宗派的不同,各家对逍遥思想的解释也不甚相同,如华严宗的德清会把逍遥境界解释为初禅天之乐,而禅宗的道盛仍会直接用"逍遥"表达佛教旨归;不过他们之间也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会认为只有破除"我执"才能实现逍遥。     

说“言”

正读《韩非子》,里面涉及"言"的话题,很有意思。"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依照韩非子的意思,"言"有"言"的错,"不言"也有"不言"的错,真是叫人左右为难呀!但细细分析韩非子的话,觉得他说得还真有道理。"言"之罪,在胡说八道,没有事实作为依据,     

郑玄“太易”说与中国哲学本体论逻辑进程

先秦本体论哲学原本是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合一的,也是有无混一、体用不二的。但是秦汉以降,中国的本体论哲学有两个思维发展的歧出,一是"元气论"的宇宙生成论;二是玄学"本体论"。这两个思维发展的歧出分别延续了最高本体双重规定的"器"的层面和"道"的层面,"有"的层面和"无"的层面,"用"的层面和"体"的层面。发展到宋代的理学,这两个歧出终于都得到修正,呈现出向先秦本体论哲学圆融特质的回归。在这一逻辑进程中,郑玄对《易纬》"太易"范畴的解读在很多方面都是重要的一环。     

孔、孟所论“圣人”异同考

孔子心目中的"圣人"要求德、位兼备,而在孟子那里则更加注重于对德的要求。孟子所论"圣人"与孔子有所不同,可以说是孟子因应了从"犹秉周礼"至"杀人盈城"这一现实的形势、因应了"距杨墨"这一思想层面的形势以及为更加便于教化等因素影响而造成的。于孔子、孟子之间,从郭店楚简《五行》篇"德之行"五与"行"四等论述看,其中就已有了突出"圣"之德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