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善"观念

儒家论"善"始终围绕着天道人性概念展开,认为符合天道人性的事物才可能是"善"的,反之即为恶,因此,天道人性既是"善"的来源,也是"善"的评价标准.先秦孔孟,以仁释"善",突出"爱人";荀子及汉代儒学家则以"礼"释"善",讲求养人之欲又有所克制;宋明理学家视"天道阴阳"为"善",强调阴阳平衡;明清启蒙思想家释"善"为"中",着重于人欲之各得.这些"善"的内容虽在许多方面彼此存有差异,但始终都以人我和谐目标作为主线一以贯之,反对一方绝对地压倒另一方.     

找准自己的位置

卢怀慎是唐朝著名的宰相,他的有名却与一个绰号有关,叫"伴食宰相",说白了,就是"陪伴吃饭的宰相"。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沦落到只能陪人吃饭的份儿上,不能不令人觉得有些尴尬。说起"伴食宰相"的绰号,还是有些来历的。当时与卢怀慎一同为相的,还有姚崇。姚崇以"善应变成务"著称,能力超强,深得皇帝的信任。卢怀慎自知能力与     

善与恶

正孟子相信"人皆有恻隐之心",也就是"性善";荀子则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不是"虚伪"的意思,是个动词,意为"后天的学习和修饰"。这两个大哲学家虽然在人的本性问题上针锋相对,但是对人性的前途都充满信心,认为无论本性是善是恶,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和修炼,达到善,所谓"殊途同归"是也。这"殊途",孟子的想法是,既然"人皆有恻隐之心",那么     

孟子对“善”观念的改造与重建

孟子将"善"纳入人性论,通过明确人本原的自发的道德倾向,"性善"成了道德所以可能的基础。在"性善"观念中,"善"的含义就是"道德善",它是人类共同体秩序和道德的表达,因此道德的含义就是人自然的道德倾向与人类"共同善"之间的统一。以"向善"的共同趋向为基础,人类的"基本善"就是一种实存的价值,"公义"也因此成为可能。基于此,建立一个"善的"人间秩序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可行的。     

大善:东方伦理道德的制高点

<正>对于东方文明之象征——儒、释、道的精髓,有人概括为"生命之学",有人概括为"和文化",有人概括为"包容精神",有人概括为"内求修身、克己谦让"之理念,如此等等,都有启人哲思之益。比丘本性今拟以"大善"来统合东方文明,尤其东方文明中的伦理与道德,即东方文明是教人舍恶从善之道,是关于善的追求与实践之道。在东方文明中,善,是天地宇宙之理,是人性人心之本,是一切人生存生活的立身处世之基。善,是东方文明的核心精华,是东方伦理道德的制     

"智者不惑"的道德意涵

"智者不惑"是先秦儒家尊崇的君子三大德行之一."智者"之所以"不惑",并非仅仅因为具备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能力而能知物识理,而是更多地指具备人事活动领域的道德理性而能明善祛恶,它主要体现为:明是非、辨善恶,贵知己、善识人,知当务、识时势.正因为对明善祛恶之智的强调,促使儒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成人之教",而有异于西方的"爱智之学"."智者不惑"蕴含的人文内涵有助于纠正现代社会过于倚重科技理性之风,是以真善美为底色、崇尚人的全面发展之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研究者由行德而知德——伦理审查的实践路径

伦理审查作为一种实践的研究,其目的是"为善",使研究者的行为符合德性。然而,研究者不是先获得德性再做合德性的事,而是通过做合德性的事而成为有德性的人。"研究者行德"在伦理审查为善目的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研究者知德"是伦理审查为善目的的理想目标,伦理审查为善目的的实践路径是"研究者由行德而知德"。     

论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

康德的至善学说蕴含着一种从后果主义角度进行解读的可能性。至善作为德性与幸福的综合,可以被解读为"理想的道德世界"或"一切道德目的的全体",它蕴含着一种追求"理想事态"的后果主义价值论思想。而康德关于"人有义务促进至善"的主张,不仅不像伍德和贝克等人认为的那样与康德关于"应当意味着能够"的主张相冲突,反而包含着从目的出发来理解义务之可能性的后果主义规范论思想。因此,探讨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不仅有助于克服康德伦理学与后果主义伦理学不兼容的传统教条,也有助于克服对一般后果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论是"前道德的"或"非道德的"的责难。     

论善的整合价值与善的"与时俱进"

社会必须集结凝聚一切向善的人们及力量,以祛除为害社会的种种邪恶的势力。具体的善虽有特殊性,但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可以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善的价值整合也是与时其进的,在科学技术大力进步的今天,各方善价值的整合必须应对由科技被"恶"意使用而带来的后果,经济的一体化和人类发展的全球化为善的价值整合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善价值整合的强大推动力量。     

研究者由行德而知德——伦理审查的实践路径

伦理审查作为一种实践的研究,其目的是"为善",使研究者的行为符合德性.然而,研究者不是先获得德性再做合德性的事,而是通过做合德性的事而成为有德性的人."研究者行德"在伦理审查为善目的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研究者知德"是伦理审查为善目的的理想目标,伦理审查为善目的的实践路径是"研究者由行德而知德".     

道德教育之吊诡处境——培根道德哲学现代转向的影响探微

作为现代哲人,培根从"善"的双重本质出发在其道德哲学中提出新的善观念,实现了善观念的双重转向,即从"至善"转向"公共善",从"灵魂善"转向"身体善"。这一双重转向为培根筹划的现代性,尤其是现代科技提供了有力的价值证明,却使道德教育陷入吊诡的现代性处境中。     

论孟子的身体美学

孟子认为,人外在形体与内在德性是相表里的,这是一种"身心合一"的身体观。这种身体观由对孔子"仁"的发展和突破而来,这是基于人心善端的扩充论证了人性善。扩充的过程就是通过身体之气特别是"浩然之气"对善端进行存养,不但可使内在德性充实完满,而且这种道德之气还使外在形体生发出光辉,从而达到一种美的境界。这种美还不断地以各种形式显现于天地万物。最终人不仅"身心合一",也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知足者幸福，知止者睿智

正古人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一个人若不知道控制自己的"胃口",不知足、不知止,见名利之诱便不惜到处"咬钩",人生怎能获得长久的愉悦和安乐?知足,蕴含着个人拥有自知之明、自制之力和懂得自省自律的智慧,是对物质世界不作过分、过多要求的一种理性的行为。有人说,现代人的人生有两个境界:一个是知道,另一个就是知足。知道的人,活得明白;     

化解怨恨的利器在哪里

正"怨"是人际关系中极为特别的一种情绪。聪明的中国人创造了个词"埋怨",借以表达"怨"的重要特征是埋藏在心里深处的;还有个成语叫"怨天尤人",点出了怨恨的对象,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天。老子分别在《道德经》(王弼本)第63章和第79章中提到"怨",并对如何处理"怨"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老子认为,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     

论孟子仁政思想的内在逻辑

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是其"仁政"思想的价值核心所在。"政治行为"因以人为其行为的对象,故而其自身的正当性与人日常行为的价值源头紧密连接在一起。人因有不忍人之心而后有不忍人之行,有不忍人之行而后有不忍人之政。围绕着这一价值源头,于"君",孟子有着一种道德操守的必然诉求;于"政",这一必然诉求则于道德实践的过程中客观化为具体的法令制度;于"民",孟子则本着顺遂人之常情的态度,强调通过制民之产以导民向善。善、德、政三者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是环环相扣的自本至末的逻辑扩充关系。孟子的这一认识,在当今建立法治社会的进程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参考意义。     

中国道教协会上善慈善基金倡议书

<正>济世利人、劝人向善是道教教义的重要内容之一。积极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既是道教世代相承的优良传统,也是道教服务当今社会的重要途径。太上道祖垂训"三宝",第一曰"慈",主张"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度人经》提倡"齐同慈爱,异骨成亲",《抱朴子》倡导"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历代祖师还将积德行善作为得道成仙的阶梯,指出"长生之本,惟善为基",强调"天道承负"、"功德成神"。     

礼理之变对中国画的影响

封建贵族社会"礼"就是法,把贵族小社会之"礼"推向集权平民大社会,显然不匹配,对"礼"的简化,对儒学终极的解释便产生"宋理"。"天理至善",人性有"天理"一面,也有人肉体之"气"一面。"气"是善恶之源,孔子的人本是被动的"克己复礼",孟子的人本是主动的"养浩然之气"。是固,"礼"时代的绘画是"成教化,助人伦"之作,"理"时代的绘画是"心源"之作。"礼""理"之变使中国画入俗外,更塑造着中国画色形之彩。     

柏拉图的至善之谜

柏拉图的伦理学中最高的概念是"善的型",也就是"善本身"或者"至善"。他从未阐明"至善是什么",甚至认为这只能是一个留给读者的谜语。通过梳理《国家篇》、其他对话和书信中关于至善的线索,基于文本分析和语境还原,有可能追索"至善之谜"的答案。至善不仅在柏拉图的元伦理层次上扮演了基础性的角色,而且在共同体的政治哲学、美德伦理学、教育哲学等方面都有重要启示,因而可以透过多维度对其进行把握。     

论张载气学的特点及其人文关怀

张载认为,太虚至善,太虚是"至虚之实",太虚之"实",本质上是气。"神"是太虚内在的条理、规律。太虚本体是气与神的合一。阴阳之气创造了物质世界,太虚则论证阴阳之气创造物质世界何以可能。太虚也是一德性本体、价值本体。张载论证太虚至善,指向两大现实人文关怀:首先,由太虚至善推导出"天地之性"存在正当性。孟子思想对张载人性论有所影响,张载"君子有弗性",源自孟子的"君子所性"。其次,仁是"事"之本体,人世间的制度与伦理,都必须以仁为体,才能获得存在的正当性。仁实际上成为人类文化与制度文明背后隐伏的道德基础、价值依托和人文精神。仁义精神的张扬,实质上是人作为主体性存在的挺立。本体主体化,儒家为天下立法,是张载德性本体论的内在旨趣与"本来面目"。     

道德之“民”的诞生

"公民"与"道德"之间的同一性及其生成的"公民道德",有待由"发生"到"诞生"的理念革命。"公民"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承认,"公民道德"的真谛是通过道德生命的生长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公"之"民"或"道德之‘民’"。道德之"民"的诞生经历了"伦理上的造诣"—"道德世界观"—"道德主体"的辩证过程,展现为"伦理人"—"道德人"—"成人"的有机生命进程。"德"或道德在本性上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伦理是人类的家园,伦理家园的守望迎来"精神"的日出。伦理造诣—伦理家园—伦理精神是"伦理人"诞生的三部曲。"道德世界观"是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识,以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即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义与利、理与欲、归根结底公与私的对立及其自觉为前提;但是道德世界观的本质是二者之间"被预定的和谐",关键在于必须透过道德行动实现二者之间的和谐。现实中对立—信念中预定和谐—通过行动实现和谐,是"道德人"诞生的生命节律。"道德人"的发展,是道德主体的生成。道德主体经过"良心—善—道德世界"的诞生过程,良心扬弃道德世界观的"二律背反",但内在"一个人的心"与"所有人的心"的矛盾;"善"是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但具有抽象性;道德主体扬弃良心与善中的矛盾与分裂,"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追求并达到"成人"境界。"公民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既是"公民"与"道德"同一的道德主体的创造,更是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同一的人的世界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