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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2018,(5):59-66
潘光旦提倡的人的科学,既是对西方自然科学过于重视知识与技术、忽视对于人生价值的反思,也是对五四运动以来唯科学主义思潮、科玄论战的回应。在潘光旦看来,科学是一门学问而非技术,强调理性与客观事实。只有用这样的科学研究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人,了解并合理地解决人的心理与情感等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发挥科学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潘光旦对于优生学与性科学的研究,正是他试图推动人的科学的努力。这一努力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被整合进他的新人文思想理论体系中,这既接续了中国传统儒学思想中的人本主义,又借鉴了西方生物学理论中重视人的文明资源,并在根本上构成了潘光旦反思现代科学发展、重塑科学与人文互动的重要成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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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元年至乾隆二年举行的博学鸿词考试,对胡天游一生可谓至关重要。然而以袁枚《胡稚威哀辞》为代表的纪传性文字中,对此事的记载颇有含糊混淆之处。以胡元琢《先考稚威府君年谱纪略》中的记载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基本梳理出胡天游应博学鸿词的全过程,不仅尽可能还原了历史,并借此过程订正了个别史料在记述此事时所发生的混淆,以期对学界研究胡天游生平及其诗文创作有所帮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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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初遗民史上,康熙十七年诏举的“博学鸿儒科”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对于顾炎武而言,这是他晚年所遭遇的一次“政治操守”的严峻考验。尽管他最终守住了作为遗民的“不臣二姓”的道德底线,但其依凭的精神力量,主要不是历来支撑了遗民们的那些基本动因:本于君臣大义的“忠君”、基于民族大义的“夷夏大防”、源于怀旧情感的“故国之思”,以及出于人格道义的气节操守,而是对于嗣母王氏的“孝”和对于“先妣遗命”的庄严秉承。然而,将“不臣二性”的政治操守仅仅系之于“孝”,未免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是故,经受了“鸿博”的温柔笼络之后,顾炎武在对清王朝态度上明显地表现出松动和软化,这说明遗民现象从来都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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