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安仁须学利仁 ——以朱子对“知者利仁”的诠释为中心

历来对"知者利仁"诠释的分歧都比较大,主要有"借仁济私"和"以仁为利"两种诠释。朱子认为"利仁"是指:真知仁之可好而必能行之。针对自以为达到"安仁"境界的狂妄者以及为一己之私而放弃仁义的假儒者,朱子认为只有做到"利仁",坚持做克己复礼工夫,才能有望达到安仁境界。朱子主张"未能安仁,须学利仁",对当今志于儒学的人来说应当有所启发。     

老子“绝仁弃义”思想探析

老子站在大道的立场上,认为"仁义"的出现是社会"失道"后的结果,因此,提出了"绝仁弃义"的观点,主张通过绝弃"不仁不义"、绝弃"假仁假义"和绝弃"大仁大义"这三个阶段来实现"民复孝慈"的理想,最终超越"仁义",进入"无仁无义",回归到自然无为的社会形态之中。然而,在有道的社会中,"仁义"之名虽不彰显,但"仁义"之实却自然行于其中,所以从本质上讲,老子所要绝弃的只是"仁义"之名,并非"仁义"之实。     

张载仁说与行仁的实践

不同于王弼和王安石,张载摄《老》入《易》,以仁德刻画天性,从"天地不仁"走向"圣人之仁".天则无心,人能弘道,人相助于天而成天之功(仁),将自己的理性投射到了天道之上.人"未尝有意以为仁义",又"名其行"而成仁义."虚者,仁之原",合内外而成其仁.仁道至大,仁的实现离不开其他德目的扶助,仁智合一存乎圣."于仁体上求得一个真实"与"尽有下工夫处"可以统一.注重一定条件下仁心不忍而发的可能表达及其社会效果,是他强调"仁术"的重要缘由.包括倡导复井田和肉刑在内,期待君王通过推恩模式将仁爱关怀"扩之天下,施之无穷",在事实层面实现真正意义的"圣人之仁".     

释"几希":情感直觉与自觉——"人禽之辨"辨于何处

"人禽之辨"的问题标示着儒家对人的独特理解.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者,很幽微,不易区别也.此幽微难辨处即在于,虽然较之禽兽,人的情感直觉中具有"是非之心"的价值自觉反思力,但一个现实中的人是否真的拥有对此价值自觉能力的自觉,是否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非沦于禽兽,则是有待于"由仁义行"的不断实践...     

杞柳之喻与人性能力

"杞柳之喻"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在编叙次第上,具有先声夺人的首因效应;更在义理博弈中,构成告、孟分歧的玄纲要目。其中,二人的论辩焦点明为人性"有无"仁义,实则蕴含"如何"成就仁义。此间不仅是"先""后"有别,更在于"顺""逆"不同,而人性与仁义的顺成关系,正体现于"可以为善"的人性能力中。以至顺变通为表征的性善之"才",又分涉"何以必要"与"如何可能"两个方面:前者彰显"人禽之辨",而后者关乎"力命之分"。我固有之却非生而完具的人性能力,既是杞柳之喻的机括所在,亦系性善思想的根本旨趣。     

楚简《五行》心灵哲学分析

郭店简《五行》论述仁、义、礼、智、圣等五种德目来源及其关系,它与"金木水火土"为代表的"五行"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仁义礼智圣"是指人的品德修养的五个方面和两个层次。仁义礼智是人道的层次,圣是天道的层次。由物质性的"金木水火土"向精神性的"仁义礼智圣"转变,偏向于心性论,也有心灵哲学的思想颗粒,如内存于心理的德性如何转化为行为,还有如何成圣的问题,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的心灵哲学。郭店简《五行》是以"思心"为基础,以"心"为门槛将"五行"划分为"德之行"和"行"。《五行》强调人在感官、理智不能触及到的深层生命上下功夫,将意识转化为五行或五种"德之行",强调"德之行"与"行"并重,超越"仁义礼智"四行层次进而进入到"圣"的高度,才能成为圣人。     

人往低处走!

<正>俗云:"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是,我们也得提倡:"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句谚语主要指的是人活着要有理想、有抱负、有志气,要力争上游,甚至希望能成为"人上人"。可是。现实中的生命现象丰富多彩,不见得是水     

仁义内外与人性善恶——重审孟告之辩的两个主题及其关系

孟告之辩涉及仁义内外和人性善恶两个主题。仁义内外之辩针对的是道德实践的动机问题,而非道德规范的来源问题,内外是相对于道德主体之"心",而非相对于先天本有之"性"。孟子反对告子"仁内义外"说而主张"仁义内在",实是主张仁义应当内在于人心,亦即道德实践应当是自律。这种内在性的程度根据人心对道德理由、意义的反思理解程度不同而有深浅之别,即使孟告在"仁内"这一点上看似并无分歧,实则仍可能存在这种程度深浅之别。孟子以"四端"说为内容的性善论只能说明道德规范和道德意识的一部分来源,在相对于人性的意义上说"仁义内在"恐难完全成立。道德规范有时并非来源于人性,相反是为了约束和矫正人性,即便如此,这些道德规范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人心的自觉选择。在人性论上持相反立场者,如孟子和荀子,也可以在相对于人心的意义上达成"仁义内在"的共识。     

孟子“义袭”说辨正

在论述如何涵养"浩然之气"时,孟子以"集义"与"义袭"相对。他认为:作为涵养工夫,"养气"与"集义"须臾不可相离。唯有如此,"浩然之气"方得充实与浩大,以致"塞于天地之间"。"集义"即"配义与道",体现的是行为的"居仁由义"性。与此相对,"义袭"之为则属于"行仁义",是不具有道德自足性的,故不能生发、滋养"浩然之气"。所谓"其为气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其义为:"浩然之气"乃是"集义"所生,非为假"义"之名可自外而一举袭得之也。     

“主静立人极”断章取义源流考论

周敦颐《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朱子对此句"中正仁义"从阴阳动静、礼智仁义、亨贞元利的角度予以诠释,即中正对应礼智、亨贞,正、义为静,仁中为动。朱子此诠释强化了"主静"在人极修养中的重要性,消弱了中正仁义的主体修养的道德价值。朱子于此句断句没有问题,但其门人后学有时单提"主静立人极",有意无意忽略了"中正仁义"于人极修养的重要性。明初学者孙作明确把"主静立人极"断为一句,明代一些阳明后学喜说"主静立人极",以之为周子学说要旨,明末刘宗周为此说集大成者。近现代一些著名学者也常以"主静立人极"论周敦颐思想。明代以来围绕"主静立人极"问题,学界有不少批判反思。全面认识周敦颐的人极思想,需在易学背景下来理解,显然,"中正仁义"才是其人极思想的核心与主体,"主静"是实现"定之以中正仁义"的一种修养方法。     

《孟子》三考

《孟子·告子下》篇"人恒过,然后能改"之"恒"当读为"极",是说人困于过,为过所困,才能改正错误;《离娄上》篇"思诚者,人之道也"之"思"当读为"使",是"做到"的意思,而不应该训为思想或追求;《尽心下》篇"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当作"仁也者,人也;义也者,路也:合而言之,道也","人也"下脱去"义也者,路也"5字。     

也说“诚信”

<正>"诚者,天之道也"一、中华文明对"诚信"的言说1.中华文明对"诚信"的解读《说文解字》中说:"信者,诚也。"在汉语中,习惯将信和诚连用,因为两字含义相同。诚信,就是守诺、无欺之意。2.中华文明对"诚信"的重视儒家思想可谓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其所提倡的伦理观念是仁义礼智信,即"五常",这是儒家学说的精髓,也成为中国古典社会的道德规范。孔子曰:"人     

仁义的道德价值与工具价值

孔孟对仁义行为作出了道德与工具的价值判别。对安仁、利仁者而言,仁义是主体的直接需求对象,具有纯粹的道德价值。然而,仁义一旦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后,便不可避免地衍生出工具价值。因此,对强仁、假仁者而言,仁义则成为达到功利性目的的手段,仁义具有工具价值。仁义的道德性和工具性双重价值的出现,使行仁义有了真伪之分。道家对仁义的虚伪性有深刻洞见,对道德的工具化也早有预见。孔孟及后世儒者对仁义工具化的可能性也有所警觉,因而对察行、观心、辨仁义之真伪给予了较多关注。历史证明,道德文明建设必须重视道德观念的内化于心。     

损与益

正老子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将"为学"与"为道"区分开,这显示出老子辩证思维的高妙。本文分"为学"与"为道",来谈谈损与益的问题。"为学"的"学",今天指学问,古人指修身。荀子有篇《劝学》,可以看得很清楚。孔子不也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指的就是修身。老子说,"为学日益",     

从《汉书·艺文志》看荀子的学派归属

《汉书·艺文志》最早对"儒家"概念作出明确规定,并认定荀子属于儒家一派。荀子提倡读经,精研"五经",以经典为理据,对《易经》也多有研究,称其"游文于六经之中"合乎实际。荀子"留意于仁义之际",对儒家的仁义之学多有创造性阐释,"祖述尧舜"不遗余力,其"法后王"之论即《汉志》所说"宪章文武"。在与孔子的关系问题上,荀子是继孟子之后又一"宗师仲尼"的典范。《汉志》将荀子划为儒家学者具有充分的理据。     

合乎自然与合乎天道:古典德性论的好生活及其实现方式

作为中西古典伦理政治哲学领域的德性论传统的各自重要代表,早期儒学和早期斯多亚主义在一种广大无外的、具有生物学特征的宇宙视域下,分别将人类个体的好生活规定为"合乎天道"与"合乎自然",并且提出了"天下仁义"或"世界正义"的命题。不过,由于两个学派对作为宇宙基本运作原理的"天"或"天道"与宇宙之自然以及同之密切相关的人类之自然本性持有不同理解,两种好生活的发展路径——亦即人的自然本性尤其是核心本性的实现方式——体现出一定分野。而无论早期斯多亚主义的世界正义观,还是早期儒学的天下仁义论,既不是规范主义的、他律的,也不是完全利他主义的,乃是一种自我完善论或自我实现论。此外,两个学派对于两种共同体以及两种人类个体身份的区分,也为追求好生活的个体应该如何在凡俗世界中进行非凡俗的慎思与行动,提供了富有洞见的深刻教益。     

重铸君子人格 推动移风易俗

重建道德中国,推动移风易俗,必须造就大批新时代的君子去参与去带领。君子文化曾长期被冷落,而今又逐渐升温,其顽强生命力来源于:一是合情合理,二是文明需要。志愿者队伍的壮大滋养着君子群体。君子与小人的主要差别,一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又是动态的可以转化的。梁启超有《论君子》之作。今日新的君子之论把君子道德人格概括为"六有":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我们要突破"君子不器"的局限,改曰"君子能器",呼唤各行各业都有大批君子出来肩负重任。全国道德模范的不断涌现,山东威海倡导"君子之风,美德威海"的成绩,都增强了我们重建礼义之邦的信心。     

佛言祖语

佛智谓水庵曰:住持之体有四焉,一道德、二言行、三仁义、四礼法。道德、言行乃教之本也,仁义、礼法乃教之末也。无本不能立,无末不能成。先圣见学者不能自治,故建丛林以安之,立住持以统之。然则丛林之尊非为住持,四事丰美非为学者,皆以佛祖之道故。是以善为住持者,必先尊道德、守言行;能为堂者必先存仁义、遵礼法。故住持非学者不立,学者非住持不成。住持与学者,犹身之与臂,头之与足,大小适称而不悖,乃相须而行也。故曰:学者保于丛林,丛林保于道德。住持人无道德,则丛林将见其废矣。(实录)     

“帝王之道,止于无伤”——论王船山《庄子解》的政治思想

王船山晚年在《庄子解》中基于"浑天"的终极视域,提出了"物之自治者,天之道也"的重要论断,其含义是:民众依其天赋自然、差异不齐的本性本能即可自得自正,进而自发形成自安自善的生活秩序。以此为据,船山认为如果统治者罔顾民众天然各异的本心本愿,妄图以统一的名法强拢天下纷纭之物事于一律,或试图凭借一己有限的所知所能实现对社会事务的绝对管控,结果必将是贼民害物而成乱。以"帝王之道,止于无伤"为底线原则,船山进一步反思了专制政治中儒家仁义之道的异化现象和吊诡效应,指出唯有因任民众自在自足之"常然"和社会生活固有的"自然之序",仁义之道在政治实践中才具有正当性。     

孟子义利学说辨正

孟子其实有两种"义利关系"学说:"以义制利"说和"唯义无利"说,分别对应于论说的语境和游说的语境。在论说的语境中,孟子认为"利"之所得正当与否,要看其是否合于"道",只要合于"道",在道德上就是正当的。此外,孟子还表达了对"社会交换"、"士"的社会功能和个人利益的社会分配原则的深刻见解。在游说的语境中,孟子要说服诸侯们接受自己的学说主张,就只能采取这样的手段:教唆诸侯们借"仁义"之名而谋其"大欲",反过来希望借诸侯谋其"大欲"而推行"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