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探诂

《论语·里仁》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句,牵涉到“君子、小人”之别和“义、利”之辨,可是,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目前,还不能说已经解释清楚了。汉代以来的各家注解,虽算不上歧说纷纭,却也有些不同的说法。现在知道最早对这句话作出解释的是西汉时的董仲舒,《汉书·董仲舒传》:“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汉书·杨恽传》引用作:“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董氏说的正是“君子、小人”之别和“义、利”之辨,后人在解释“君子喻…     

儒家之“义”是“杀”吗——与庞朴同志商榷

<正> 最近,细读庞朴同志的《儒家辩证法研究》一书,深感庞朴同志治学严谨、见地独到,很受启发,受益非浅。不过,在细读之后,有一点问题尚未弄通,作为疑点提出,向庞朴同志请教。庞朴同志在《儒家辩证法研究》中认为:儒家仁义中的“义”字本作“宜”,“宜之本义为杀”,所以,儒家的“义”,“说到底,也就是宜即杀了”。进而认为,仁义并举,是孟子的发明,儒家的仁义也象德刑一样,是对立统一的一对范畴。并认为董仲舒在解释仁义及其关系     

论先秦儒家“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

"仁义礼"三位一体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总脉。它肇端于孔子,完成于孟子,系统阐述于荀子。在此三位一体架构中,"义"的地位举足轻重,它上承"仁",下起"礼";大而言之,则上接于"道",下侪于具体语境。对"义"的涵义需于仁、义、礼或者道、本心与语境三者通融一贯的整体意象下予以把握,"理"、"宜"、"意义"和"正当性"等具体涵义均来源于此一整体意象。"义"的核心意蕴则为"道德辨别力","仁"或者"道"通过它得以落于实行;反过来,对外在规范(礼)的践行亦可由之达于至道。概言之,"义"是沟通外在情境与道德本体的枢轴、实现情理转化的关键。同时,道德辨别力具有自我创新的特性,借助它,"仁义礼"三位一体结构便成为一个动态的体系而永葆活力。     

略论郭店楚简的“仁义”思想

以往儒道两家的主要分歧,是对于仁义的价值评价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楚简《老子》的出土改变了传统的认知,而在某些方面儒道取得了共识。楚简儒家文本12篇,按形制分为五组,除两组不出仁义二字外,对其他三组9篇（《缁衣》、《五行》、《成闻》、《尊德义》、《有性》、《六德》、《唐虞》、《忠信》、《天命上、下》）都作了仔细梳理和论述。其所讲之“仁义”,是指君臣、父子、夫妇的形于内的伦理道德意识与形于外的伦理道德行为;是指仪礼形式中表示敬意的仪式与威俨的形式;是指族类情感与合宜理性,亲情之爱与有节度的裁制;是指内在“主人”的价值取向与外在“主我”的价值取向;是指理想人格与价值标准。     

鸟兽之“礼”

我国在世界上称之为“礼义之邦”,“仁义礼智信”是我国的一种传统的道德观念,古人用一组谚语格言把它形象地概括出来了,其云: 鹁鸪呼雏,乌鸦返哺——仁也; 鹿得草则鸣,蜂见花儿聚其众——义也; 羊羔跪乳,马不欺母——礼也;     

试论“增上缘”与“自性”问题

唯识学在大乘佛学中有其独特思维方式。对于法的生成关系,唯识学虽然也采用了佛教传统的“四缘”生诸法的说法,但是唯识学于诸法生起别立“种子”义,“种子”学说应该说是唯识哲学的一大理论特质。“种子”义实质就是承认诸法有其自性存在,虽然这个自性是有内在的刹那灭、果俱有、待众缘、引自果、性决定、恒随转之义,但自性是存在的。这就是唯识学的自性观。与唯识学不同的中观学则主张无自性,故说诸法生时不立种子义。我们知道大乘佛学有两大支:一是唯识学,二是中观学,史称中观学为空宗,称唯识学为有宗。所谓空宗就是无自性宗,所谓有宗就…     

仁义之间

<正>仁义是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但"仁义"不只是仁与义的相加,而是观念史上一个更新换代的新版本。独立论仁,荣誉当归孔子;但"仁义"连体,贡献则推孟子。朱熹引二程的话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朱熹,1984年,第199页)不是孔子没讲过"义",而是《论语》中"义"不仅单独使用,且意思相对单薄,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或者"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宪问》),又"见得思义"(《子张》)之类,     

说“良心”

<正> 最近,面对着拜金主义的泛滥,谈论良心的人又多起来了。“良心”这个词,对于理论界真是久违了,学者们不大从正面说它,似有意回避,提到的地方也是带有批判性的。不讲良心的结果,泯灭天良的事便多了起来,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多数人日受其害,于是人们又重新呼唤良心的归来。道德的败坏当然有十分复杂多重的原因,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理论上对“良心说”的全盘抹杀,使许多人错误地以为良心无用、良心不好,也是重要的导因之一。“良心说”最早由孟子提出,他有一句话:“其所以放其良心者”(《告子上》),朱熹注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孟子更喜欢用“良知良能”来表述人性中之善端。王守仁上承孟子,以“致良知”而著称于世,“良知说”由此而大放光彩。学术界虽多讲     

从理想到现实──论孔孟荀韩“仁”“义”“礼”“法”思想之承接

先秦德法等学派都是在春秋战国“周文疲弊”背景下应时而起的“务为治”的政治学说。其中孔子的核心概念是“仁”,政治理想是“仁政”;孟子侧重的概念是“义”,政治理想是“王政”;荀子侧重的概念是“礼”,政治理想是“礼制”;韩非的核心概念是“法”,政治理想是“法治”。“仁”“义”“礼”“法”的变化来源于理想与现实关系的调整。孔孟荀韩四人的具体主张虽然不同,但都坚持人道实践原则一点是一致的。在此原则下“义”、“礼”特别是“法”对于前者表现出的恰是一种合理的承接关系。     

《周易·说卦传》中的“理”“性”“命”

有关《周易·说卦传》首二章的说解,从汉代以来即聚讼纷纭,本文的目的,是想就其中关键性的“理”、“性”、“命”等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说卦传》首章云: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蓄,参天两地而依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孔子的“义”概念：适宜权智还是绝对的道德原则或价值？

关于孔子乃至儒家的“义”概念,传统训诂多以“义者宜也”释之,其现代变体则有“情境适宜性”“权变”和“实践智慧”等诸种哲学诠释。实际上,从训诂上看,一律以“宜”训“义”是不通的;从德行上看,这些现代诠释混淆了“义”与“权”“智”的区别;从思想上看,这些诠释混淆了某种情境下具体行动的权变智慧与行动背后不变的道德原则或道德价值之间的区别。此种诠释看似抬高了孔子的智慧,实则是一桩美丽的误会。孔子“义”概念与其说是情境适宜性的权变智慧,毋宁说是绝对的不可违背的道德原则或价值理想。     

古代纹饰“十二章”之“粉米”考

《尚书·虞书·益稷》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烯绣。”一说,后世加以分类,将其图案用于服装纹饰,即所谓“十二章”,而其中“粉米”所指何物,一直有所争议,细研文献,“粉”当疏解为“白”义,集合文献考释以及文化学常识,可知“粉米”应为一物,即“洁白的米”,余解不妥。     

王弼“卦主说”新探

“卦主说”是王弼在《明彖》中提出的一条重要解《易》体例。学者或以“卦主说”包含“二体说”,或以一卦有二主,皆是不明“卦主”内涵。“卦主说”的基本原理为从“卦体”中确定“卦主爻”,再由该爻统摄卦义,进而在此时境中理解各爻之义;其确立原则为找一卦之“中爻”或“少爻”,并以前者为主。“二体说”是以上下体之义明卦体,不属于“卦主说”,而是处理特殊情况“卦体不由乎爻”,且各体之义也以一爻为主。虽然王弼注文并未全尽各卦卦主,但很多卦的卦主其实可以根据此原理推断出来。孔颖达为调停讼卦注文中疑似存在的矛盾而提出的“一卦二主”说是错误的,讼卦卦主只有九五。     

从世间际到实际：“二谛”之“观”下的涅槃——以《中论·观涅槃品》为中心

对于佛教“涅槃”说,其内部的各个派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涅槃”说。其中,尤以大乘中观学派的“涅槃”说而独树一帜。中观学派以“缘起性空”为出发点,提出了以“实相为涅槃”的“涅槃”说。其于强调（涅槃的）“实际”同“世间际”的毫无差别、二者均为“性空”（无自性）且不可执著的同时,亦将涅槃之理想境界的追求立足于对世间事物之实相及其空性的把握和体悟上。而于“空”的理解则离不开“二谛”之“观”。因此,若从世间际到实际是为通向“涅槃”之必由之路的话,那么,“二谛”之“观”则可谓是该“必由之路”的指路明灯。     

孟子“义内”说发微

“义内”说是孟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涉及到人性、人禽之辨、道德礼法的本原、道德理性的普遍合理性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分析了孟子与告子围绕人性和“义内”问题所展开的辩论,并根据《孟子》和其他早期儒家思想材料对“义内”说作进一步正面阐发。文章指出,从作为道德本原的“仁”和“义”的关系来看,“仁”源于自然本能,而“义”才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自觉意识和道德理性;从“义”和“礼”的关系来看,“义”是一切“礼”的创制和改造的依据,是人们道德理性的终极依凭。因此“义”必然是内在于作为一个类的人的规定性之中的。“义”的普遍合理性可以在历史中得到证明,也可以经由忠恕的方法加以体认。“义内”说在道德实践层面上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胡瑗的“性善论”及其仁学

胡瑗性善论的特色是在肯定人皆禀有“五常之性”的同时,又认为圣人所禀为“天地之全性”,弘扬“仁义”并把它落实于现实中也就率先成了圣人的使命与义务。但这并不是说禀有“善性”量较少的普通士人就可对此置之度外。在胡瑗看来,培育并推行“仁义”不仅是士人一生的志向,还是价值的终极追求。胡瑗对“天地”是否可以“道德”论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受道家的影响,认为人与天地不同,天地不仁而人则有仁;其二,继承了《易传》《春秋繁露》的看法,认为天地有仁,圣人亦有仁。此中的“仁”与“不仁”之抵牾充分说明了胡瑗思想的局限性。     

朱熹“理”的价值内涵

“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终结点。朱熹哲学是以“理”作为一以贯之的主线而形成其内在联系，建立其逻辑结构的。“理”在朱熹哲学中，涵义甚为丰富，其“本体”义、“形式”义、“规律”义，学术界论述颇多，而对其“价值’议，却探讨不够。其实，“理”作为价值范畴，在朱熹哲学中的重要性并不比它的“本体”义为低，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本体”义更为重要，更能体现朱熹哲学的基本特征。朱熹哲学中，“理”的价值涵义，概而言之，约有四端。一、“至善之理”是万物价值的本原朱熹以理为宇宙的本体，理…     

仁义的普世价值与王道政治的情理支撑

仁指向人的情感世界,义指向人的理智世界,仁与义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儒家价值根基.在儒家看来,仁义是至高至上、至尊至贵的,它既是人类的普遍尊严,也是一切政治制度的价值支撑.相对于仁义而言,西方的民主、人权、平等是手段,是工具,而仁义的实现才是人类的真正目的.从“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的意义上讲,仁义是比生存权与发展权更本质的人权.以德服人的王道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与追求,而仁义构成了儒家王道政治的价值支撑.     

由“德”而“道”——《吕氏春秋》的政治理想

《吕氏春秋》的政治理想是"法天地",即效法"天道圜"与"地道方"。政治上的"圜道"是指君主的意志能够顺利地下达百官、影响人民;反之,人民的欲求和心愿也能顺利地上达君主;君主、官员、人民之间形成良性地互动和循环。而"地道方"是指君主无为、臣下有为的君臣分职论。"法天地"的实现有赖于君主自身之"德",此"德"是一种具有感通能力的精神力量。"德"论沟通了"道"与"无为"、养生与治国,将《吕氏春秋》的政治理论贯穿起来,其逻辑结构可以表示为"养生-全德-圜道-无为"。     

“主静立人极”断章取义源流考论

周敦颐《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朱子对此句"中正仁义"从阴阳动静、礼智仁义、亨贞元利的角度予以诠释,即中正对应礼智、亨贞,正、义为静,仁中为动。朱子此诠释强化了"主静"在人极修养中的重要性,消弱了中正仁义的主体修养的道德价值。朱子于此句断句没有问题,但其门人后学有时单提"主静立人极",有意无意忽略了"中正仁义"于人极修养的重要性。明初学者孙作明确把"主静立人极"断为一句,明代一些阳明后学喜说"主静立人极",以之为周子学说要旨,明末刘宗周为此说集大成者。近现代一些著名学者也常以"主静立人极"论周敦颐思想。明代以来围绕"主静立人极"问题,学界有不少批判反思。全面认识周敦颐的人极思想,需在易学背景下来理解,显然,"中正仁义"才是其人极思想的核心与主体,"主静"是实现"定之以中正仁义"的一种修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