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脑死亡"立法科学与伦理的纷争

我国对脑死亡的研究起步于 2 0世纪 80年代。1980年 ,学者李德祥提出脑死亡应是全脑死亡 ,从而克服了大脑死、脑干死等脑的部分死亡等同于脑死亡的缺陷[1] 。中国医学界开始讨论建立我国自己的脑死亡标准。 1997年在全国第七届卫生立法讲习班上 ,有 2 0多位国内的知名专家 ,联名提出关于脑死亡标准的立法问题。 1999年中华医学会组织了脑死亡标准 (草案 )专家研讨会 ,并提出了脑死亡诊断标准[2 ] 。同年 ,解放军总医院的人大代表李炎唐教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交了关于脑死亡及器官移植的立法提案 ,促使我国脑死亡立法的步伐越来越快。2 0 0 …     

器官移植道德反思——兼评器官商品化

自从器官移植技术出现以来,器官移植供体的缺乏就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问题,而脑死亡临床诊断标准的出台为解决这个问题指明了方向。如何为脑死亡立法和器官移植立法寻求合理的道德支持是立足点,也是现代生命伦理学的热点与难点之一。以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短缺为切入点,提出了解决有关立法和寻求新的道德资源支持的一些思路与方向,坚决反对通过器官商品化来解决移植供体短缺的问题。     

器官移植道德反思--兼评器官商品化

自从器官移植技术出现以来,器官移植供体的缺乏就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问题,而脑死亡临床诊断标准的出台为解决这个问题指明了方向.如何为脑死亡立法和器官移植立法寻求合理的道德支持是立足点,也是现代生命伦理学的热点与难点之一.以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短缺为切入点,提出了解决有关立法和寻求新的道德资源支持的一些思路与方向,坚决反对通过器官商品化来解决移植供体短缺的问题.     

当代伊斯兰法学界对脑死亡问题的态度

脑死亡,更确切的说应该是脑干的死亡。在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尤其伴随着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出现,“脑死亡”问题已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法律和道德问题。因为,在复杂的移植手术中所用的器官,大多是从被认定为脑死亡的病人身上摘取下来的。有关脑死亡在法律上的争议为当代伊斯兰法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一、伊斯兰法学家对脑死亡问题的态度伴随着医疗技术的现代化,先进的医疗工具与技术可以帮助器官移植手术的进行,而与器官移植相关联的一些道德问题,如有关脑死亡这一定义是否可以被接受,在伊斯兰法中是否许可等相关问题,在宗教学者…     

刑法视域下的人体器官移植

为有效规制我国的人体器官移植犯罪活动,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维护医疗卫生管理秩序,从我国器官移植的立法现状入手,运用调查法、文献研究法,探讨了我国器官移植刑事立法中的困惑,包括脑死亡标准的确立、刑事处罚范围较窄、法定刑的配置尚待改善几方面。针对该缺陷从刑法视角有效规制人体器官移植方面提出确立脑死亡的死亡标准作为司法认定标准、增设相关器官移植犯罪罪名、完善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的立法模式等建议,促进我国器官移植的立法发展。     

脑死亡立法的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因为关系到基本人权,脑死亡立法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通过。制定科学的脑死亡标准和严谨的脑死亡判定程序是保障其接近正义的必需。在脑死亡判定方面应充分地保障患者生命权、自主选择权,尊重患者以及家属的知情同意权,保障患者的基本权利是脑死亡立法的核心所在。器官移植不是脑死亡立法的理由。     

对我国脑死亡立法问题的反思

在对1999年以来我国脑死亡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初步梳理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学者主张脑死亡立法的主要论据,提出并分析了脑死亡问题的三个主要问题：（1）脑死亡是真正的死亡吗？（2）能否以经济效率的考量来定义生死？（3）器官移植和脑死亡到底有什么关系？还提出,脑死亡立法需要在我国现实的医疗卫生条件下进行讨论。     

中日器官移植法律制度初步比较与分析

比较分析我国新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和日本现行的《器官移植法》,从立法背景、立法前器官移植开展情况、法规整体情况、立法调整范围、立法目的与理念、监督管理机构、禁止器官买卖、器官摘取事项、处罚等九个方面进行,并对借鉴日本《器官移植法》,完善我国器官移植立法提出了建议。     

中日器官移植法律制度初步比较与分析

比较分析我国新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和日本现行的《器官移植法》,从立法背景、立法前器官移植开展情况、法规整体情况、立法调整范围、立法目的与理念、监督管理机构、禁止器官买卖、器官摘取事项、处罚等九个方面进行,并对借鉴日本《器官移植法》,完善我国器官移植立法提出了建议.     

我国医务工作者对器官移植的认识和意愿的调查

器官移植已成为一种治疗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的有效方法。至 1999年底 ,我国肾脏移植累计达到 2 910 6例次 ,其他如心、肺、肝、角膜以及脾脏、肠道等器官移植也在国内相继开展[1] 。但供器官来源的严重不足 ,已成为制约临床器官移植的瓶颈 ,严重影响了器官移植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供器官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如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医务工作者作为器官移植工作的行为主体 ,他们对器官移植相关问题的认识和观点对器官移植和相关立法工作的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 ,我们对医务工作者进行了问卷调查。1　对象和…     

中国器官捐献立法完善的若干意见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已有十余载,虽解决了器官捐献无法可依的问题,但因其内容不完备及严格的条件限制,已成为我国器官捐献发展的障碍。从人体器官捐献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立法现状入手,借鉴国外器官捐献立法现状,论述该条例中器官捐献内容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器官捐献的三条建议:(1)出台专门的《人体器官捐献法》;(2)从扩大活体器官捐献供体范围、适当放宽遗体器官捐献条件、建立器官捐献的有效激励机制、规范器官分配原则6个方面完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3)明确脑死亡标准,确立脑死亡立法。     

认识脑死亡

脑死亡是指脑功能永久性不可逆的完全丧失,而不考虑呼吸心跳是否停止。目前脑死亡临床诊断标准已具有高度准确性。脑死亡的确立对树立新的道德观念、节约社会资源、促进器官移植发展意义重大,但要在中国立法可能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认识脑死亡

脑死亡是指脑功能永久性不可逆的完全丧失,而不考虑呼吸心跳是否停止.目前脑死亡临床诊断标准已具有高度准确性.脑死亡的确立对树立新的道德观念、节约社会资源、促进器官移植发展意义重大,但要在中国立法可能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的效力分析--以土地法为依据对相关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作检讨

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的效力问题 ,理论界少有探讨 ,司法实践则历来存在争议。焦点集中在应否履行“批准”手续上 ,由此产生了“登记”即生效的“一元论”和“登记”加“批准”才生效的“二元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最高法院法释 [2 0 0 3]6号《批复》完全采纳了二元论观点 ,而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 0 0 4 ]9号《通知》”所作结论虽与“一元论”相同 ,本质上仍是二元论。作者通过对现有土地法律法规和规章立法本意和立法阶段的全方位考察 ,结合法学原理 ,认为一元论符合土地法精神 ,并具体指出了在划拨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的效力认定方面应当着重考虑的几个因素。     

脑死亡立法的伦理辩护

"脑死亡"立法是必要的并可以得到充分的伦理辩护:尊重人,特别是尊重人的自主性是"脑死亡"立法的伦理基础."脑死亡"立法符合有利和公平的伦理原则,符合功利主义伦理学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但我们在立法时,应尽量贯彻不伤害原则,注意保护患者及其亲属的利益.     

心理排斥与社会排斥：肢体移植可能的突出问题

为肢体残缺者移植上健康的肢体是人类由来已久的梦想。据记载 ,公元 384年 ,孪生兄弟Ｃｏｓｍａｓ和Ｄａｍｉａｎ医生即为罗马牧师Ｊｕｔｉｎｉａｎ坏疽的右腿移植了一刚下葬的埃塞俄比亚摩尔人的腿[1] 。现藏于西班牙马德里的Ｒｉｎｃｏｎ的油画生动地记述了这一“黑腿奇迹”。尽管此事的真伪尚须推敲 ,杜比纳德等于 1998年春成功地为新西兰人哈拉姆实施同种异体右手移植却是毋容置疑的事实[2 ] 。哈拉姆手术的成功拓宽了人类临床移植领域 ,我国的一些单位相继开展或着手开展该项目[3 ] 。可令人震惊和深思的是 ,哈拉姆于半年后居然强烈要…     

韩国医师和公众对脑死亡的看法

韩国医师和公众对脑死亡的看法Ｈｙｅｏｎ－ＧｙｕｎＳｏｎ，Ｋｗａｎｇ－ＬｅｌＫｉｍ一、韩国医师对脑死亡的看法韩国医师对脑死亡的看法有５种：第一种看法：存在这种看法的医师被称为“利己主义的脑死亡赞成者”，他们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积极赞成脑死亡，他们同意器...     

论脑死亡立法的生物医学基础、社会学意义及推动程序

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 ,以脑干死亡作为临床死亡诊断的标准已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所接受 ,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界定 ,以保障现代医疗实践的顺利进行。到目前为止 ,除台湾、香港外 ,我国主体行政管辖区内尚无一份正式的关于脑死亡的法律、法规、规章、条例。因此 ,医疗实践仍以传统的心跳停止作为死亡的标志。这种落后的医疗常规严重阻碍了我国人文学、社会学、法律学、卫生经济学、器官移植学等全方位的发展。脑死亡后毫无意义的继续抢救正在给有限的人力及医药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 ,改革势在必行。本文就脑死亡立法问题提出若干个人研究…     

脑死亡立法的艰难与中国传统文化

因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人们意识观念的深刻影响导致中国脑死亡立法步履艰难。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分析中国的脑死亡及相关伦理问题,提出中国脑死亡诊断标准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民族心理感受,要立足于民族文化理性地探索“中国脑死亡”。     

移植免疫学的新突破与器官移植

现代器官移植是建立在移植免疫学基础上,移植免疫学基础研究的每一个进展都推动了器官移植的发展。９０年代以来,Ｓｔａｒｚｌ提出了移植排斥的“双向移植排斥理论”,反映了在临床应用免疫抑制药物的情况下,移植排斥的特点,是移植免疫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地临床器官移植耐受的诱导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