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经学近代化改革及其失败北大核心CSSCISSCI

康有为是清末民初政治界、思想界、学术界的风云人物。他领导的维新变法,以传统的春秋公羊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这种学术思想曾经沉寂了一千多年,后由清代中叶的常州学派复兴,辗转传承至康有为。他尝试用西方的政治理论来充实并拔高,以之辅翼他所领导的政治变革运动。因此,康有为的经学思想,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既有中国古代经学的深厚底蕴,又附丽着非常鲜明的西方文化色彩。这体现了经学在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裂变和异化。虽然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对康有为其人其学提出批评,但谁也不能否认他在挽救国家危亡方面做过的努力,也不容质疑他在经学转型方面做出的贡献。楼宇烈先生认为“康有为也许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尝试着使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孔孟学说,向近代转化、为近代社会服务的第一位探路人”①,我们认为,这种评价公允而合理,虽然他的经学近代化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尝试使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努力还是有其意义的。     

有音如雷 有气如霞 杨仁山居士与金陵刻经处

<正>梁启超曾称近代思想界"有一伏流,曰佛学",此"伏流"的引领者,即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杨仁山居士。佛教界将居家修道、信佛学佛之人称为居士,杨仁山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一位大居士。他以居士身广弘佛法,促进了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被尊为"近代佛教复兴之父"。     

由康有为论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

中国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康有为用人道主义思想否定了封建道德纲常对人的束缚 ,但并不否定儒学 ,而是认为用人道主义阐释的儒学是真正孔子儒学。过去一般认为康有为这是打着孔子的旗号宣传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 ,其实不完全如此 ,康有为实际上是用人道主义改造传统儒学 ,试图使儒学在近代蜕变为人道主义化的新形态儒学。同时 ,康有为也用传统儒学改造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 ,否定了西方人道主义中的个人主义观念。康有为的这些思想代表着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特点 ,显示了人道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学在近代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文化转型期刘师培的经学研究

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转型期,刘师培从思想自由的角度批判了传统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又从字义考证入手彻底解构和颠覆了经学作为价值准则的合法性地位,同时借助于西学对传统经学进行新的阐释,为现代新文化的构建提供资源,从而开启了经学研究的近代之路。     

中国传统经典诠释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儒家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经典诠释的视角,以儒家为中心,思考在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走上“以西释中”的西化误区。我们应在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于中国传统,以经学作为中国哲学建构的主体,在经学的基础上深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子学、玄学、道学、佛学作为多元辅助,借鉴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使中国哲学史具有西方哲学的外貌而其实质却仍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以实现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非断裂性转换,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完善。     

廖平与经学的终结

历史以某种形式开端,也往往以某种形式结束。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用春秋公羊学开创了经学,两千年后,近代经学大师廖平又用公羊学的素王改制说,建立了一个具有内在矛盾的尊孔尊经的经学理论,从反面宣告了经学的终结。在近代中国,廖平不但是著名的经学家,而且是一位奇特的思想家,以思想多变和怪诞闻名于世。他一生学经六变,一变平分今古,二变尊今抑古,三变大统小统,四变天学人学,五变天人大小,六变以五运六气解《诗》、《易》。他的经学六变,愈往后就愈是玄虚怪     

论谭嗣同义利观的近代意识

谭嗣同的义利观继承了中国传统功利主义思想、公私观念、民主以及民族主义思想,又加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不仅具有经济与伦理的意义,也寄托了他的政治理想,即一方面以之批判同时代那些消极保守,讳言财利的传统教条主义者,批判他们以"通商致贫"为借口而主张"重申海禁"的闭关锁国谬论,为发展近代工商业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辩护;另一方面以"天下为公"、"天下之利"的原则和民主思想作为利器,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和满清王朝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谭嗣同的义利观因此具有强烈而鲜明的近代意识和启蒙特色.     

论屈万里先生《周易》研究的价值

屈万里先生为"当代中国经学第一人"。屈先生的经学研究以《诗经》《尚书》《周易》研究闻名。尤以《周易》研究创获最大。屈先生的《周易》研究的主要贡献是:(1)它是传统旧学与当代新学兼融的典范;(2)他的研究反映出近代学术由疑古到释古的努力。所以,他是当代学风的吸收者、创始者;(3)他开启了新的治易方法与园地,但它只是起步,而不是结束,正待后学继续完善。     

论福泽谕吉儒学与西学的视域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启蒙运动的缔造者,是日本资本主义文化的先驱者,也是一位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理论家,他的名字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他一生著述颇多,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其对"儒学"思想的排斥,以及对西方近代思想的汲取。福泽谕吉还提出"脱亚论",日本学者丸山真男一针见血地指出福泽谕吉的"脱亚",实际上就是"脱儒"。福泽谕吉提倡以欧美为目标改造日本社会;排斥"儒学",提倡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其思想的实质,就是想汲取西方近代文明之精华,谋求日本之独立,发展日本之文明,使日本尽快强大。福泽谕吉继而站在了"国权主义"立场上,拥护"天皇制度",积极地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大造舆论,极力倡导"脱亚入欧"论,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了历史的罪人。     

中国化经学思想的构建及其历史初探

正一、历史上对中国化经学思想探索中国伊斯兰教在发展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纳是一个重要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的重要元素。特别是从明代之后,中国化经学思想逐步产生、丰富和完善,影响深远。(一)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经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胡登洲,胡登洲开创了以培养我国伊斯兰教经师为目的的经堂教育,成为我国经学思想建设的重要环节。赵灿所著《经学系传谱》,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明清之际自胡     

宗教史研究如何面对经验与文本:以近现代中国佛教史研究为例

本文以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史研究为案例,主要探究宗教史研究中如何处理文本与经验的复杂关系,这对于宗教思想史研究来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全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在现代中国学术史研究从80年代"思想史"到90年代"学术史"的转型脉络中,来说明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嬗变与得失。第二部分阐明近代中国佛学研究的方法论经验,特别是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经史学关系来加以分析,论述了哲学、新史学及经学等不同类型佛学研究的方式及其特点,并指出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内学研究对现代中国佛学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最后,论文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佛学史研究受到域外研究的深刻影响,并从中深刻地反思与阐释如何恰当地处理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中的在地经验与域外传统的关系。     

德性实践与德性之知——论二程经学诠释的转向

传统经学诠释有训诂、义理之分,北宋二程的经学转向进一步揭示出经学诠释中的"德性"内涵。二程经学思想不啻是义理之学,更是德性之学,它包含了德性实践和德性之知两个维度。二程将诠释重点从作者和文本转向读者,将治经问学的目的从知性理解转向德性实践,这就脱离了形式上的训诂之学。同时,又指出以德性之知来接近圣人境界,进而理解圣人所作经典中蕴含的义理,这又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义理之学。注重德性实践,从德性出发去理解经典和圣人,最后通达"天理",是二程经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两宋"道学"或"宋明理学"不同于传统儒家经学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儒家经典诠释思想与西方诠释学思想的差异所在。     

化理论为方法--冯契对中国近代逻辑思想革命的总结和超越

冯契的哲学宗旨是"转识成智",即从知识之学到智慧之学,具体说来就是"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本文拟以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和科学方法论革命为背景,从冯契对中国近代逻辑思想革命的总结和超越的角度,对冯契先生"化理论为方法"的辩证思维方法进行一些探讨.文章认为,金岳霖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在现在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个人.而冯契的逻辑思想研究,既吸收了近代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已被普遍接受并已中国化了的西方逻辑和科学精神结果,又对中国古代的辩证逻辑、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挖掘、发挥和继承.冯契对辩证逻辑的杰出贡献,在于他根据中外逻辑思想相结合而提出的"逻辑范畴体系"的构想--按照"类、故、理"三组范畴来安排逻辑范畴体系.     

"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近代分离--《易》与经学时代中国学者的学术兴趣

近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乃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学术上"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大规模分离.而汉以来"独尊儒术"的实现,<易>作为儒家主要经籍以其"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的宏大叙事与终极关怀,影响了经学时代中国学者的学术兴趣,导致他们将绝大多数精力投入到了以史学为主的"人事"中而非自然事物的研究对象与形而下的研究路径.两个相对独立的历史进程与历史体系或无何可比性: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只有在产生近代科学的欧洲自我历史进程与历史体系中才能得到解释,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亦复如此.至于将中国科学落后的原由单一性地归结于<易>或儒家经学,这未必符合历史的因果真相与思维的有效推理.     

经学与经学思想建设刍议

<正>一、经学经学,包括信仰、功修和善行,这三部分构成完整的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和宗教制度,核心是"认主学"。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其概念最早可追溯到明朝嘉靖年间胡登洲创办的经堂教育。当时,通过筛选经典著作来学习宗教知识,也就是通常称的"十三本经"。这"十三本经"成了内地经学的固定课本,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奠定了教材基础。近代,穆斯林先贤不断发展经学,达到了"经汉双精、中西贯通"的水平。     

从古代传统的变易史观到近代历史进化论

中国古代传统的变易史观,内容丰富,思想驳杂,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道家的否定人类社会文明和儒家的称颂尧舜、讴歌“三代”的退化历史观;二是以“五德终始”说和“一治一乱”说为代表的循环历史观;三是主张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交易进化历史观,其中,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是儒家的颂扬“三代”的退化史观和“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到了近代,由于社会历史发生了大变动,又受到西方进化论思潮的影响,古代传统的变易史观便转变为近代历史进化论。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派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变易进化历史观,是从古代传统的变易史观到近代历史进化论的一个中间环节。近代历史进化论的开创者是康有为。他的“三世”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历史进化论的理论体系,但它采取了传统经学的形式。严复的历史进化观则自觉地以达尔文进化论等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摆脱了传统经学形式,更完全地具有了近代的形态。梁启超提倡新史学,鼓吹史学革命,把历史进化论进一步加以系统化,旗帜鲜明地反对了封建旧史学,批判了“一治一乱”历史循环论和其他非历史主义观点。近代历史进化论取代传统的变易史观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其中有批判,也有继承。     

论晚清国粹派的经学思想

<正> 以章太炎、刘师培为首的晚清国粹派,既是革命派的一翼,又是一个以古文经学为中坚的学术派别。此种一身二任的特性,决定了其经学思想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倡大古文,以与康有为立宪派的经学根据即今文抗衡,反映了革命与改良在经学领域的斗争;一是主张“夷六艺于古史”,将治经归入单纯的学术研究的范畴,体现了传统经学向近代的转换。要害之,国粹派的经学思想体现了革命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即在更加完整的意义上,体现了传统经学的终结。     

《明夷待访录》的近代“误读”与“新民本”思想的历史影响

一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表达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强调万民地位为特征的“新民本”思想 ,曾一度被视为西方“民权”思想的同义语而成为了“民主”观念输入中国的介质和桥梁。这是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误读”现象。“新民本”思想是明清之际形成的一种政治理念和社会思潮 ,是在传统民本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介于传统政治与近代民主政治之间的中间形态。与旧民本思想产生于呼唤君主专制制度以平息动荡和战乱的春秋战国时代不同 ,新民本思想形成于君主专制制度走向衰落并带来国破家亡的明清之交。如果说传统的民本…     

经史传统与中国的哲学和学术分科

<正>经史传统包括了中国文化的经学传统和史学传统,有时候这也可以成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概称。我认为"重新认识传统",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文化的"变"与"常"的关系。"变"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常"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一、经史传统与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1))。对此,我们应作出分析,即孔子以前已有经书,而并非如     

传统易学的内部突破与近代转轨——杭辛斋易学思想研究

出于对近代中国民族文化自信失坠的关切,杭辛斋走上了一条与同时期其他易学家不同的易学研究道路。他希望通过阐明易道重树民族文化信念。为实现这一理想,杭辛斋整合了传统易学的诸流派与传统文化的诸派别,并积极引入近代西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知识,试图构建一个涵摄范围极广的大易学体系。在整合传统易学方面,他主张破除汉宋易学的门户之见,以"讲《易》"替代"诂经",并提出"辞、象、数、气、占"五位并重的易道观。这种努力客观上成为了对传统治《易》方法以及传统象数易学的总结与革新。此外,他对《周易》"象辞相应之理"的过分探求,以及将近代西方学说与易学两相附会的做法,大体可以归因于历史观念和历史方法的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