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于杨时、程朱体用视域下《西铭》主旨争讼之辨正

学界关于《西铭》主旨的探讨争讼已久,以"理一分殊"说为主流观点."理一分殊"首现于杨时、程颐关于《西铭》主旨之争辩中,学界对此更多赞扬程颐而批评杨时未真正理解《西铭》意旨,对杨时真正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切缺乏深入考察与同情之理解.杨时与程朱关于《西铭》主旨之分歧主要表现在:杨时侧重于道德践履和工夫论层面考察分殊之维;程朱...     

论《西铭说》对“理一分殊”思想的创新

陈亮在历史观上同朱熹的论战,为时贤所重。但对其思想“过渡阶段”的著作《西铭说》,却少有研究。陈亮一方面汲取了道学以“理一分殊”诠释《西铭》义理的理路,另一方面又持守经验论立场,拒斥道学所构建的道德进路的本体论,向道学以即超越即内在路向诠释“理一分殊”的思想提出挑战。《西铭说》由“以身体之”的角度,视“理一分殊”为整体部分关系,以“定分”思想创造性诠释了“理一分殊”。     

何以在道德普遍性中实现差等?——论东亚儒者的《西铭》诠说

杨时与程颐关于《西铭》的讨论在经过“体”与“用”、“理一”与“分殊”两层概念诠释上的演进之后,最终指向了何以在道德普遍性中实现差等这一问题。儒学东传之后,此问题得到了东亚儒者的关注与回应。韩国儒者李退溪把《西铭》视为“求仁”之学,并提出“求仁”的实践必须从以自我为中心的差等关系中展开,并由此形成了“亲切求仁”的主张。日本儒者山崎闇斋受容了李退溪的观点,进一步明确了“求仁”过程中发挥道德主体自觉的重要性,提出“仁之意思滋味”只能在“亲切处”得以体认的看法。在李退溪和山崎闇斋的这种回应下,东亚儒学之主体性亦随之凝塑。     

朱熹的“理一分殊”与和谐构建理念

基于理本论的思路和理念,为了强调理的独一无二、不可分割,朱熹对“理一分殊”展开了系统而全面的哲学阐述和理论说明。其实,在朱熹的哲学中,“理一分殊”的理念和思路并不局限于本体领域,而是始于本体领域,贯彻到人性、认识和伦理等诸多方面。正是在各个领域之间层层推进、重重叠叠的相互印证中,朱熹的哲学散发出浓郁的道德哲学旨趣和意蕴。同时,朱熹之所以对“理一分殊”津津乐道,不仅出于夯实理本论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理一分殊”传递并浓缩着朱熹的和谐理念和等级秩序的构建。伴随着“理一分殊”从本体领域向其他领域的渗透,朱熹…     

杨时的仁学思想及其理论问题

仁学问题的思考是早期道学思想发展的主要动力,本文以二程高足杨时的仁学思想为核心,分析杨时提出的"求仁之方"的工夫论思想,及其背后蕴含的仁之体用的理论问题。杨时对仁之体用的思考,引发了其与程颐论《西铭》,程颐以"理一分殊"诠释体用关系。另外,杨时"求仁之方"的思想与程颢"识仁"工夫之间的紧张,南宋时期以朱熹、张栻等人察识、涵养的仁说之辨再次提出,成为理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家国一理”与“家国殊等”——王船山“理一分殊”视域下的家国关系重构

王船山以“理一分殊”说作为处理家国关系问题的基本视域,对朱子“家国一理”说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批判,并进而提出“家国殊等”说以驳斥阳明学。在船山看来,“理一”仅仅是人道“继善”的倾向性,“分殊”则是抽象的继善倾向的差异化人道实践,“家国殊等”就意味着国-天下层面的政治实践有其独立性,政治秩序的形成需要以“絜矩之道”为原则实现制度构建。船山在继承理学传统强调天人相继的连续性的基础上,申明“君子之道非天地自然之道”,更为着眼于人作为一个群类整体的“人道”秩序的真实。     

从洛学到闽学——以“南剑三先生”与朱熹为考察对象

二程洛学经“南剑三先生”的续传和阐发，形成了早期福建理学，为朱熹的闽学建立提供了思想资源。在洛学闽化中，朱熹与“南剑三先生”开展学术创造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是发展了周敦颐“太极”和二程“理”本论思想，二是丰富了程颐提出的“理一分殊”说，三是发展了二程“格物致知”思想，四是丰富了“默坐澄心”的修养论。此外，“南剑三先生”重视“四书”,诠释“四书”,为朱熹注释“四书”提供了理论思想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标志着闽学的建立，标志着儒学从注重《五经》到注重《四书》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杨时、罗从彦和李侗为此作出了极大的理论贡献。     

“理一分殊”的现代重建——论刘述先儒学探索的核心线索

刘述先试图在一个新的系统中将"理一"与"分殊"重新糅合成一个整体,这个新系统的重要特色是适度消解"理一"的实体性、绝对性,使得"分殊"与"理一"获得同等的本体论地位,这样,"分殊"的文化创造才得以解放出来,分殊领域中的"价值依归"和"价值中立"才得以并存。其"理一"实际上蕴含着两种重要指向:一是"终极关怀",指向安心立命,在儒家即仁心的托付;一是"规约原则",指向多元文化、多元价值的融通。     

程颐性理说新诠——兼对牟宗三之程颐研究的省察

程颐的理学思想一直是宋明理学研究的重点,不过对于程颐理学的关键问题(如理、性、心等)的理解与定位,学界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在相关的研究中,牟宗三先生对于程颐的解读备受瞩目.文章通过展示程颐理学中“理的境域性”、“心的三向度”、“性的生成性”三方面内容,提供与牟先生观点不同的新思考.     

为何朱子慎言德性之知?

杨儒宾提出朱子慎言德性之知的问题,本文以理学发展的脉络为线索,认为朱子这一态度是其扬弃张载和二程相关论"知"思想的结果。张载首创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之分,这是其以本末二分模式论本体、心性之必然结果。程颐虽也强调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区分,却强调"正心诚意"工夫必须在"格物致知"上落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对立。朱子慎言德性之知,与其以"理一分殊"模式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有关。朱子强调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在本源上相通、在分殊上相异,因此"格致"工夫就不可预设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对立,而应在"分殊"上见"理一"。与此相对,阳明强调"此知之外更无知",良知必以见闻为发用。阳明此论,旨在批评朱子的"析心与理为二",也没有预设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对立。     

论陆世仪的“理一分殊”思想

作为宋明理学最重要的观念之一,"理一分殊"一向受到学界重视。陆世仪关于"理一分殊"的思考在理论思维上对宋明理学作了发展,既扩大了此问题的论域,也深化了其理论内涵。"理一分殊"在陆世仪哲学体系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它从根本上沟通了陆世仪理论体系中之本体论、工夫论、心性论等各层面的思想,并将这些思想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     

朱熹论“理一分殊”中的同一与差异

"理一分殊"这一命题体现出朱熹对同一与差异之辩证关系的思考。从"理一"来看,朱熹反对空谈"理一",而注重辨析"分殊"。因为空谈"理一"会局限于抽象的同一性,这并非天理的真实内涵。天理之中固有地包含着差异性,这个差异性从表面上看是"理一"与"万理""万物"之"分殊",从本体论看则是"太极之理"与"阴阳之理"的"分殊",即"理"自身就具有内在的差异性。有差异的万事万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秩序结构,这一整体性的秩序结构与它内部具有差异性的事物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相互界定的关系。同一性在天理作为整体大化流行的统一体层面上,才脱离了自身在开端处的抽象性,最终成为了活生生的、具有实在性的实存。     

程颐的《易传》

我认为程颐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思想的形成。他的《易传》是当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易经》的标准本。下面简要说明他的世界观和(《易传》的关系。为什么要研究《易经》呢?程颐认为它是一本纯粹谈“理”的书。《易》在它的卦爻辞中明确地表达了“理”、而其它著作则只是将“理”含蓄隐藏在历史的事例或其它事例中。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模型——“文化三层论”

民族文化有共同的形上根源,价值根源平等,有独特的文化内容。复兴传统文化,要有理性认识。以柏拉图“理型论”和宋儒“理一分殊”观安置人类文化,形成“文化三层论”的文化思想模型,可以确立复兴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     

论朱子哲学中的“太极”与“理一分殊”

朱子的"太极"概念静态地说,有造化大源、理之极至、极好至善的含义;动态地说,"太极"概念又呈现为:开始只是一生理本体,即"月印万川",中间"太极"又演化为"类极",即"一实万分",最后,太极又成为"总天地万物之理"的表德或总名。"理一分殊"命题既表现为本体(理体)与现象(气化)之间的"月印万川";又表现为"类极"的"一实万分",即太极本体到宇宙万物之间各种"类极",也就是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包括一类事物之"类理"和其所包括的所有个体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且表现为太极全体和宇宙万物的气质之性的关系,即"理同气异"。"月印万川"、"一实万分"、"理同气异"等"理一分殊"命题,其中所蕴含的"理一",既是本体、类理,即"形上之理",还是"生理"。因此,"理一分殊"既是作为"形上之理"意义上的"理一分殊",同时也是在具体事物中所呈现的生生而条理的过程。     

王弼易老学中宇宙论和本体论的结合

宇宙构成论、宇宙发生论和本体论是三种相互不同的学问,应注意加以甄别。王弼哲学的特点是不讲宇宙发生论,继承前人的宇宙构成论和本体论,实现了两者的融合。而王弼易老两注对宇宙构成论和本体论的融合又有不同,其《老子注》成书在先,可能受了何晏的影响,持“圣人无情”说,在继承汉代宇宙构成论的基础上追、究其构成的终极原因,把这原因归结为“道”或“无”。其《周易注》成书在后,持“圣人有情”说,在讲宇宙构成论的基础上探索不同时世分殊的形式,将这形式称为“义”或“理”。他的老学与何晏哲学的共同点较多,同属于正始玄学的初创期;他的易学对唐代理事说和宋代理一分殊说影响颇大,属于正始玄学的成熟期。     

论朱熹在理气论上的创造和贡献

本文集中地论述了朱熹在理气论上的创造和贡献,这就是他是正式提出和全面系统讨论与解决理气关系问题的第一人;他比前人更清楚、更明白地论证了理与气的区别;他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发挥了前人的"理在气先"和"理一分殊"的命题,深刻地揭示了"理"的涵义和"理"的多层次性,着力地考察了"理"的"分殊"的一面,把"理一"看成是能动的、生生不已的、和谐的有机整体,并触及到一般和个别、本质和现象的关系问题;他提出的"阴阳者造化之本"的气本论思想,充满了辩证法气息.     

论罗钦顺心性论中的人性内容问题——以罗钦顺对“理一分殊”的新诠为中心

罗钦顺对人物之性的理解可以呈现为如下三方面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一个综合:其一,在受气至成形的这一时段气一理一,单就人性而言纯善无恶。其二,成形分殊之后,不同人、物的气质、形象各异,太极显现为不同物的不同分殊之理。不同的人、物虽然道不同,性理有差别,但是当体又都辩证地全具太极,当然,单就人而言此时还有善恶之分。其三,总体而言,这都是自然之理,也即这些有差别的分理又当体就和更广一层的天地之性同一。罗钦顺既用"理一"讲"受气之初",也用它讲"太极",还用它讲"善";既用"分殊"讲"成形之后",也用它讲"分理",还用它讲"恶"。在罗钦顺看来,善恶来自分殊而不是仅仅来自气。而且善恶只是人的事,与物无关,理禀多寡没有意义。朱子学中的理同气异和气异理异两个形式上矛盾的命题亦均被罗钦顺放弃,但其内涵都被融入理一分殊命题之中。     

“真实无妄”和“真诚不欺”——程颐关于“诚”的本体理论建构

“诚”在程颐易学中是与“天理”等同的本体范畴,即“诚者,实理也”。程颐释“诚”为无妄和不欺两个方面。天道之“诚”为真实无妄,天地流转、化育万物的过程是无妄的,无妄则必然不欺;人道之“诚”为“真诚不欺”,不欺于天地鬼神,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人伦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也是君道感通天下而治天下的惟一途径,做到绝对不欺亦是无妄。程颐基于《周易》从天道、人道两方面对“诚”进行了全方位解读,并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描述为“诚”,由此建构了关于“诚”的本体理论。     

论《周易》的"象"世界和"理"世界--象数和义理关系刍议

由“理”和“象”所昭示的两种不同思维形式出发,形成了解读《周易》文本的两大阵营——义理易学和象数易学。义理易学阵营中的王弼、程颐易学凸现了《周易》“理”世界的超越性,象数易学揭示了《周易》“象”世界对于彰明“理”世界的关键性。朱熹基于《易》本为卜筮之书的立场,既强调了“理”世界的超越性,又突出了“象”世界对于彰明《周易》“理”世界的关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