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唯识旧学与新学

唯识学在中国的弘传与研究可分为古代与现代两个时期。本文所谈为中国古代唯识思想,主要涉及古代汉传唯识思想。严格地说,中国唯识思想包括汉传唯识思想与藏传唯识思想。但在古代,汉传唯识     

浅议唯识学的种子论

大乘有宗是由法相学和唯识学两方面理论所构成,法相学与唯识学的学术问题密切相关但不相同。近世佛学泰斗欧阳竟无先生认为五法三自性是法相学内容,八识二无我是唯识学内容。唯识学与法相学在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上是有区别的,即使在方法论和认知思维上也是有区别的,然而...     

唯识学的真实观

唯识学是由存在论和认识论两大部分组成。所谓唯识义者,就是阐述万法唯识、唯识无境的存在观;所谓法相义者,就是诠释万法性相的真实原理,也就是唯识学的认识论。在理论上,存在论与认识论是互为前提的,没有存在论的认识论是无效的,反之亦然。唯识学认为,唯识学是内明的“无上无容”的法门,是释尊一生教法的极谈。唯识学的存在论和认识论更能体现一种独特的优越性,那就是它所阐释的道理十分圆满,令人生起净信,并且具有可实践性。在唯识学看来,一切世间学没有了达真实,所以就不可能有真实的存在论;同时一切世间学既然没有对真实…     

从“现象因果”到“体用不二”——对熊十力唯识学“四缘论”创造性诠释之辨析

<正>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体系脱胎于佛教唯识学。对熊十力思想演进历程及其新唯识论相关著作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唯识学"四缘论"尤其是"因缘论"的创造性诠释,是他走出唯识学、建构其独特理论体系的关键。学术界对于熊十力新唯识论与传统唯识学之间的关系多有论列,但尚无从其体     

批判、回归与革新——吕澂禅学与唯识学关系研究的思维向度

吕澂先生禅学与唯识学关系研究的思维向度为:批评——回归——革新。其特征是:批判是工具,回归是途径,革新是目的。吕氏治学于印度所传法相唯识今学系统,批判中国禅宗的性觉说,试图把中国禅学回溯到印度大乘唯识学中去。通过批判、回归,意欲实现大乘唯识学革新人间社会的目的。     

试论“增上缘”与“自性”问题

唯识学在大乘佛学中有其独特思维方式。对于法的生成关系,唯识学虽然也采用了佛教传统的“四缘”生诸法的说法,但是唯识学于诸法生起别立“种子”义,“种子”学说应该说是唯识哲学的一大理论特质。“种子”义实质就是承认诸法有其自性存在,虽然这个自性是有内在的刹那灭、果俱有、待众缘、引自果、性决定、恒随转之义,但自性是存在的。这就是唯识学的自性观。与唯识学不同的中观学则主张无自性,故说诸法生时不立种子义。我们知道大乘佛学有两大支:一是唯识学,二是中观学,史称中观学为空宗,称唯识学为有宗。所谓空宗就是无自性宗,所谓有宗就…     

法舫法师的唯识哲学观与民国佛教的理性调适

法舫法师是太虚法师最为重要的弟子之一,他力图会通唯识学与现代哲学,不仅对唯识学与哲学、科学的关系都有着系统而独特的阐发,而且围绕"可能性"等热门哲学问题,在唯识学理论框架下,探讨了存在物之存在如何可能、知识如何可能和社会或文化如何可能等问题,从而建构起自己独特的唯识哲学体系。与太虚法师的"应用佛学"相比,他的唯识学更具现代学术意识,折射出民国三四十年代,唯识学的理性化、学术化趋向以及此期流行的哲学思潮对佛教界的影响。     

无为依唯识学在印度的发展

一、无为依唯识学在印度的发展简述无为依唯识学[1]是在瑜伽行派根本唯识学发展时期由弥勒、世亲的著述(如《究竟一乘宝性论》、《辩中边论》、《大乘庄严经论》、《佛性论》等)提出的,与《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唯识三十颂》等提出的有为依唯识学构成瑜伽行派唯识学的两支。“无为依唯识”作为一个概念描述范型,可以看成是用“无为依”对“唯识”的一个限定。“无为依”意为,无为法心性真如是一切法(万有)之根本所依,这主要从本体论意义上而言。“唯识”则指一切法的唯心(识)性,以及一切法以心为因而缘起,主要从识境论以及缘起论(…     

唯识学与中国佛教——评《中国唯识宗通史》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观念,认为唯识学由于思想精深、论证繁琐,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唐代以后终成绝学,因此唯识学在汉传佛教中的影响不大。在近代的唯识学复兴运动中,以唯识学来反思、批判汉传佛教的思想也非常流行,似乎汉     

瑜伽行派唯识学之结构--再谈无为依与有为依唯识学的区分

笔者曾将唯识学区分为有为依与无为依唯识学两支,本文予以了详细分析,其中着重分析了"有为依"、"无为依"二概念。并且讨论了奘传唯识对瑜伽行派唯识学本来面目的遮蔽,以及唯识思想与如来藏思想的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