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的多部分与统一性

亚里士多德批评柏拉图对灵魂部分的划分,他认为灵魂的各部分在空间上不可分,仅在定义上可分。"灵魂在定义上可分"指的是各个部分的定义不包含彼此,因此,灵魂仅有三个真正的部分:营养、感知和理性。然而,灵魂的多部分如何构成统一体对于亚里士多德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生物体的灵魂都是单一的形式。《论灵魂》第二卷第三章解释说灵魂的统一性是由于"低级部分潜在地存在于高级部分之中"。本文指出这个解释是不清晰的,灵魂的统一性辩护另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虚拟潜在性"概念,另一种是亚里士多德将生命活动作为整体目的的论证。     

亚里士多德的功能论证 ——一种可能的解释

功能论证确立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功能是事物存在的原因和目的,亚氏通过改造柏拉图确立的功能概念,借助匠人、身体的各种器官与人的类比,把人的功能确立为有理性的实现活动。功能论证粗略的论证结构和模棱两可的结论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也受到评论者的诸多批评。然而,亚氏的功能论证和对功能的说明并不仅限于伦理学,当结合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灵魂理论等学说分析功能论证的时候,一种可能的理解变得更加清晰。     

对威廉姆斯关于《理想国》意义类比规则和整体-部分规则互相冲突的论证的初步探讨

威廉姆斯(Williams)在1973年发表的<柏拉图(理想国)中城邦与灵魂的类比>("The Analogy of City and Soul in Plato's Republic")中认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367 e 6-369 b 4与434 d 2-435 c 8中城邦正义和个人灵魂正义的两个类比与435 e 1-436 a 7之间存在内在冲突,并给出了相应的论证.本论文将深入分析这些论证,从而检验威廉姆斯的上述观点是否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连续统问题与Ω猜想

自从哥德尔和科恩证明了康托连续统假设相对于集合论公理系统ZFC的独立性之后,围绕着连续统问题,形式主义者和柏拉图主义者展开了持久争论。我们在本文中试图论证,武丁有关连续统假设所取得的最新进展有力地支持了柏拉图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我们把这些新进展看作是在哥德尔纲领下进行的工作,因此,作为一种哲学立场,柏拉图主义也推动着对集合宇宙的日益深刻的理解。     

试论柏拉图《理想国》中城邦—灵魂类比的政治哲学意涵

通过厘清威廉姆斯、李尔、费拉里三位学者在《理想国》城邦—灵魂类比问题上的代表性论点,并且结合《理想国》文本,可以认识到,该类比的两端分别对应着人的不同身份即邦民与个人,它只是一种修辞性的比例性隐喻。柏拉图(苏格拉底)借助该隐喻的可逆性,通过不对称地使用类比,使灵魂中神圣的哲学品质超越于外在的王权,然后又借助类比之外的原则,使人的不同身份在哲人王与僭主的例子上偶然重合,最后得出了"内圣高于外王"、"内圣并不必然开出外王"的政治哲学教导。     

分歧与传承——柏拉图的“容器”与亚里士多德的“质料”

亚里士多德的"质料"概念的前身是柏拉图《蒂迈欧》中的"容器",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但它是十分可疑的。本文将论证,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容器"概念,竭力指出自己的"质料"概念并不是与形式相对立的"非存在",并否认了像"容器"一样的"原始质料"。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更多地表现出与柏拉图的分歧而非继承关系,前者倾向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传统,而后者倾向于巴门尼德的传统。     

永恒、时间与无限：菲列珀努斯与普罗克鲁斯关于“世界永恒”的争论

在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的思想交锋中,“世界是有开端的还是永恒存在的”是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针对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鲁斯的“永恒论”,公元5世纪的基督徒菲列珀努斯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无限”概念进行反驳,从而论证“神创论”的立场。通过深入分析菲列珀努斯论证的思路和论证策略,并比较普罗克鲁斯以及其他柏拉图主义者的回应,本文力图挖掘争论双方的理论预设,还原双方在时间观、永恒观和宇宙图景方面的根本差异,并且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将这些差异追溯至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对于神义论问题的不同回答。     

柏拉图《斐多篇》中的“跟有(μετεχειν)”与“跟名(επονομáξειν)”

本文沿语义学进路考察了柏拉图中期对话《斐多篇》的存有论的内在结构,为西方学界争论已久的"第三人论证"所包含的"自谓述"假设提供了理论支持,揭示了柏拉图理念论中蕴含的描述与命名、意义与指称和专名与通名的混淆,澄清了Being概念中"同一性"、"有"和"谓述系词"的内在意义关联与主从关系。     

道德:道通天地,德贯古今

<正>道德是一切文化的灵魂与根蒂,从文化理论上讲,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不仅仅是文化而已,追本溯源,文从质上来,理由情中生。道德的情质是宇宙之间运化万物的唯一能量。"道"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如同"水"与"波"的关系——水即波,波即水,水波一体;道即物,物即道,道物不二。由此可见,宇宙万物、大千     

《国家篇》中关于正义的技艺论证

本文试图说明,作为《国家篇》核心论题的正义理论,主要是通过技艺论证得以阐明的。技艺论证的范围应比通常理解的更宽泛,它既包括了功能论证,也包括了理性思辨。此论证应视作一个贯穿全书的基础性架构,它先是把正义的对象从个别事物扩展到世界整体,进而从灵魂秩序中为正义找到了一个自然基础,最后把灵魂正义和城邦正义统一起来。借助于对这一论证的分析,可以解决柏拉图正义理论中所谓的"工具性困难"。     

“eidos”语义考——以前柏拉图文献和柏拉图早期对话为中心

"ετδοξ"或"τδεα"是柏拉图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其哲学用法和意义建立于它们在前柏拉图文献中的意义和用法以及柏拉图早期对话中的非哲学用法之上。在柏拉图成熟的理念论中,"ετδοξ"或τδεα"既是"共相",也是"完美模型";既是普遍概念或"本质",也是具有因果效应的"形式因"和"目的因";既是"种"或"属",也是"个别"。其复杂性恰好反映了柏拉图把"ετδοξ"或"τδεα"之为"外表/模样"、"形状/形式"和"类型/种类"这些先前的意义和用法进行融合、提炼和重塑的理论努力。     

听从逻各斯的实践何以可能?——亚里士多德论希求

理性和欲望的关系是古代西方哲学的焦点问题之一。亚里士多德继承与推进了柏拉图的思想,提出希求概念,它标志着理性和欲望(欲求)的统一。本文首先结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对希求概念的演变进行简要梳理;继而考察希求背后的欲求与努斯、真的善与显得善之间的关系,表明希求是对于"真的善"的欲求,揭示了灵魂统一的可能性;最后,通过这种灵魂-伦理学的澄清,触及政治学的重要问题,即如何培养好人,表明希求概念同样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     

囚禁与解放:视觉文化中的身体叙事

一、身体转向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身心二元性亦即身体与理念、身体与灵魂、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张力,一直是西方哲人所坚持关注的基本立场。漫长的主体性哲学推崇理性、灵魂、精神,而身体及其所表现的感性则总被视为价值的对立面而备受压抑。柏拉图哲学在西方思想中的奠基地位毋庸置疑,正是他为西方自我认识的以灵魂为主导的身心二元性倾向铸造了最根本的基座。从柏拉图费尽心思地论证灵魂的不朽以及身体的暂时性和局限性开始,漫长的主体哲学将人或者看成智慧的存在(柏拉图),或者看成信仰的存在(基督教),或者看成理性的存在(启蒙哲学)。在这背后…     

医学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类比作用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论证中,医学不仅仅只是起简单的例证作用,而是被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典型方法来表达其伦理学,他通过医学与伦理学的类比,以医学介于纯粹理论与纯粹应用之间的特征,来阐释他与柏拉图的不同伦理学理念,医学的这种类比,对于亚里士多德阐述他的伦理学理论起着重要的方法论作用。     

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与当代功能主义:兼容抑或冲突?

心灵哲学的功能主义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是他们的理论先驱。他们指出亚里士多德既不赞同柏拉图的灵魂与身体的二元论,也不同意德谟克利特的物理主义,因而他的灵魂观与当代功能主义共享深层的理论预设。功能主义者在解释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时涉及了三个主要观点:反物理还原论、心灵状态的"物理构成的可塑性",以及心灵与身体的"随附性"关系。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出发试图主张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与当代功能主义在根本上是不兼容的,并指出他的灵魂观应当称为"质料-形式主义的"。     

直觉与哥德尔对数学概念实体存在之证明——读《理性的生命——哥德尔思想研究》

存在柏拉图式的数学概念实体是哥德尔在哲学方面最重要的一个结论。《理性的生命———哥德尔思想研究》一书的作者用了整整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 ,书中所列哥德尔对数学柏拉图主义的主要论证确实是哥德尔在他的著作中最强调的那些论证。现在我就在这本书工作的基础上 ,从诸多可能的观察点中选择一个观察点 ,也来看一看哥德尔为他的概念实在论所作的论证。我所选择的观察点 ,就是直觉或者哥德尔说的“数学直觉”对柏拉图主义数学观的证明作用。哥德尔的数学实体是柏拉图式的 ,是概念世界的存在物。它既不在物理的世界中 ,也不在心灵的世界中。…     

圜道观与中国思维

圜道即循环之道。圜道观,或曰循环论,认为宇宙及宇宙间万物都永恒地循着周而复始的环周运动:发生、发展、消亡。圜道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观念形态之一,它的展开论述始见于《吕氏春秋·圜道篇》,但圜道意识则可溯源远古。反映夏代科学水平和社会生活的《夏小正》,记述了季候、物候、天象和农事活动的许多周期性变化,已包含圜道思想。这种圜道思想《周易》则首次颇为系统地表述出来,自此之后便广为传播。从哲学玄想到艺术创作,从科学研究到宗教信仰,从时空意识到社会历史、人生价值,从宇宙理论到农     

柏拉图成功证明了"正义就是幸福"吗?

柏拉图面对的挑战对于政治学是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智者认为没有人能够证明无权无势的正义者幸福而不义者不幸福,不义者只要通过最大的不义以权谋私就能获得超乎寻常的"强者幸福".柏拉图在回答中,首先调换了"正义"的含义,结果他所得出的所谓真正正义("内在正义")对于许多人来说显得恰恰是"不义",是灵魂中的理性压制欲望和政治中的君主集权等级精英制;这令民主派愤怒.而柏拉图又认为掌权者应当是哲人,这自然又令贵族派愤怒.在得罪了几乎所有人之后,柏拉图却又证明大权在手的哲人在"正义的国度"中也不幸福.由于现时代中相信智者的"聪明人"越来越多,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工作究竟是否令人信服,就不仅有学术的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值得人们的深入思考.     

论普罗提诺的“宇宙”观念

普罗提诺作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后继者,同时也继承了他们的问题:如何在本质与现象、可见与不可见的宇宙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不解决这一问题,普罗提诺的“太一”就只能是逻辑上的死结。鉴此,“宇宙”的观念变得至关重要。另外,尽管他追随柏拉图,但并不捍卫极端的二元倾向;同时,他的论证也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始于具体存在或“第一实体”。这些情况使他的宇宙观念显得很复杂。具体而言,它至少有三层含义:实在的宇宙,普罗提诺构想的宇宙,以及自我解构中的宇宙。这三种“宇宙”判然有别又紧密相连,后者将改变前两者的形态与意义。伴随着“流…     

德里达：翻译与解构

德里达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有一个根本的错误,即都在寻找某些“超验所指”(在任何语言中的任何时间都表达同样概念的所指),并以它们为中心,建构起具有等级秩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要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必须先解构其赖以生存的“可译性”基础。这样,解构问题转化为翻译问题。翻译,特别是语际翻译,见证、展现和诠释了能指与所指的分裂、所指/概念/意义自身的分裂、语言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分裂以及文本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分裂。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翻译也撕裂了自身。它不再担“翻译”的名,而蜕化为无限暧昧的“变形”(transformation)概念,德里达用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一句话“when mercy seasonsjustice”(情理兼顾)揭示了其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