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批判正义的阐释

艾伦·布坎南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既有基于法权的内在批判,又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外在批判.他以此反驳了伍德一方断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观点,又批驳了胡萨米一方辩称马克思以外在于资本主义的正义原则去批判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正义、权利等法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是一种缺陷性的、补救性的价值,是一种意识形态,且不起主要的革命动机的作用.应该说,布坎南的诠释在融通、综合双方的理论优长上是较为成功的,他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上,虽不如伍德的立论激进,但在理论旨趣上却表现出“既捍卫历史唯物主义,也拯救正义”的理论倾向.     

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马克思和罗尔斯似乎有着十分不同的正义观。马克思主张,正义概念的功能,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以主导生产模式所要求的操行,作为具有普遍约束性的律令。罗尔斯则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它的法则可能被所有这样的人所认可:他们公正、合理地商讨的问题,是如何公平划分彼此之间在社会合作中的负担和利益。尽管体现在马克思和罗尔斯立场之间的种种重要不同仍然存在,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正义观上显然不同的立场,是能够调和的。尽管受到黑格尔和康德的不同影响,马克思和罗尔斯的观点还是能显示出一致之处。在提出明确的正义政治概念时,罗尔斯认为,可以接受的正义原则,必须是在社会体制中能够实行的。这导致他的“康德式构成主义”,向黑格尔的观点靠近,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奠定了他对普遍的、社会先验的正义原则的拒斥。笔者认为,马克思和罗尔斯两人所追问的,都可以被看作是何种社会制度能够实现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不过,其间仍有两点重要不同。首先,马克思憧憬的,似乎是一种超越休谟和罗尔斯所谓“正义环境”的社会,而对罗尔斯(2001,P177)来说,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则是乌托邦。其次,马克思认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市场关系应该被超越,因为这些市场关系天然地包含着生产者与生产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劳动产品的异化。虽然在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里,市场的消亡也许可能,罗尔斯却宣称,在要求必须公正解决竞争的任何社会里,市场消亡均不可能。笔者认为,如果将马克思对市场的拒绝,看作是从根本上拒绝“商品拜物教”,那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就能调和。笔者的结论是,除了马克思关于未来无阶级社会概念中含有理想成分外,在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观上,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相当接近。     

马克思是否主张剥削是非正义的——对伍德重释马克思剥削理论的批判性考察

当前,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研究已成为学界热点,其中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对于深化马克思与正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关于马克思是否主张剥削是非正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伍德以“中性”立场和“脆弱性”概念为核心重释了资本主义剥削,将剥削视为无涉价值的客观事实,并据此提出“马克思不主张剥削是非正义的”。伍德错误地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内置于西方早期现代哲学传统,抽除了马克思剥削概念的价值意涵,因此既未能把握马克思剥削理论的全部意蕴,也误解了马克思的正义理论。这一错误的根源在于,伍德摒弃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方法,未能在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逻辑下理解马克思剥削理论与正义理论的内在统一性。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和未来社会文明形态可能性的生成立场上,马克思从现代形而上学、资本、技术三重维度开启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马克思寻找到了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社会存在论根据,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前提、本质真相和来历,把握到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得以确立的历史本质性和社会现实,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作用和限度,阐明了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辩证法原则,筹划了未来社会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和展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呈现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本身的特征和态势,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伍德对胡萨米:马克思和正义问题之争

伍德与胡萨米关于马克思是否批判资本主义为不正义之争是一场富有启发性的论争。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场论争做了简要的述评：(1)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基于某种正义观?(2)马克思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不正义的?(3)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共产主义是否是一个正义社会?     

马克思、生产方式和正义：塔克—伍德命题的批驳

塔克和伍德认为马克思主张一种功能式的正义观,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非道德主义的.事实上,马克思的批判是在道德意义上进行的,其所构建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及其道德实践合理性为他斥责资本主义为不正义提供了依据.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宗教批判——《资本论》的三重拜物教批判

马克思宣告宗教批判已经终结,继而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即转向对现实的批判。本文旨在探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如何一以贯之地推进其宗教批判,思路,分别从三个层面考察宗教批判"道成肉身"转化成了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由此揭开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实质的神秘面纱。以宗教批判为线索来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方面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其资本主义批判的内在结构,另一方面也可以调和其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教之关系所作出的批判性反驳,此外,对于研究改革开放视域下中国社会意识变迁之哲学基础亦有一定借鉴意义。     

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双重维度的统一

在马克思一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存在前后相继的两种维度,即青年马克思以道德批判为主导,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逐渐转向以科学批判为主导。如何看待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两种维度之间的关系,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问题,学界围绕此论题存在着争论。事实上,尽管马克思的理论从道德批判转向科学批判是不争的事实,但即使以科学批判为标志的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亦并未抛弃道德批判的维度,这两种批判维度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之中,单纯强调一种批判维度而贬低甚至否定另一种,都是片面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及其正义悖论——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看围绕“塔克-伍德命题”的讨论

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来看,资本主义既是一种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又是一种建立在阶级剥削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在前者,资本家作为货币商品的占有者,工人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占有者,他们之间是普通的买者和卖者的关系;而在后者,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他们之间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前者,资本家和工人的交换遵循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既是自由的又是平等的,因而是正义的;而在后者,工人则必须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他们之间的关系既不自由也不平等,因而是非正义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决定了其正义的悖论性和自反性。不了解和把握这一点,就会要么像塔克和伍德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拒绝承认资本剥削的非正义性,要么像胡萨米那样只能从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认资本剥削的非正义性,要么像杰拉斯那样指责马克思在资本剥削与正义的关系问题上是自相矛盾和不一致的。     

技术正义何以可能？——基于马克思对资本逻辑批判的考察

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技术正义问题的新一轮追问。但关于技术正义的研究滞后于技术的发展,对技术正义的理解学界并不一致,仍有很大讨论空间。可以说,技术正义蕴含一般正义的要素,但技术正义因技术的特殊性而具有不同于一般正义的特征。技术正义有多种分析视角,借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逻辑的语境或者说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语境进行研究,是对技术正义的积极建构。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技术正义问题虽然在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指导下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但仍无法完全避免市场经济推动下资本逻辑的渗透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立足本国的现实境遇,在准确把握公平与效率、创新与安全、人类与自然、权利与责任、专利与共享、工具与价值等核心范畴及其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不断探求当代中国技术正义思想的合理性样态,进而为化解新时代我国技术发展难题,共筑人们的美好生活确立更高的价值旨归。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技术的资本宰制是技术非正义性的历史性渊源,马克思通过批判技术的异化现象揭示了私有制度的非正义性原罪,同时依托技术实践与变革私有制使技术正义这一技术的最高价值境界在现实维度上得以出场,即在最高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伦理正义”的解释力 ——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

"伦理正义"是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所谓"伦理正义",是肇始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一种正义理解。与"法权正义"基于个体权利追问平等优先还是自由优先的理论争执不同,"伦理正义"以个体德行与公共善的一致为前提,主张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自由的实践统一。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思辨把握,揭示了"法权正义"的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二元结构及其困境,探索了以"伦理正义"超越"法权正义"的国家哲学路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认了"法权正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耦合关系,阐释了从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复归的人类解放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法权正义"的根本批判,回答了在现代社会重构"伦理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     

青年马克思对“德国自由主义”的批判

在历史哲学层面,通过与英法自由主义的比较,马克思指认德国自由主义秉赋"观念论"特质,并揭橥德国自由主义"观念论"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成因。在实践哲学层面,马克思认为德国自由主义"观念论"崇尚一种"理论实践"形态,并依据"群众-精神"实践主体、"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实践结构、"改变世界-解释世界"实践功能等实践唯物主义逻辑,揭示德国自由主义"理论实践"的抽象性和狭隘性。在政治哲学层面,马克思认为德国自由主义"理论实践"的重要指向是对英法自由主义的批判,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自由人"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自诩的"自由主义批判"的批驳,马克思揭穿德国自由主义的错位历史观和保守政治观,彰显实践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意蕴。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正义批判思想探论

市民社会正义是一种底线道德权利要求,旨在确保社会成员互不伤害,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马克思从互利、自主和自我实现三个方面对其展开了批判。从互利来看,市民社会的生产领域呈现的是资本财富的增值与工人阶级的贫困,权利与权利相对抗;从自主来看,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商品等物的形式中介发生关系,这一关系呈现为类似自然界的盲目运动规律,物支配人;从自我实现来看,工人在生产领域屈从于资本的强力,受到必然时间的限制,劳动成为谋生手段,人的自我实现理想成为梦幻。在马克思这里,市民社会正义问题不再单纯是个体道德问题,本质上是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交织的问题,是与共同体命运相关的问题,是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一的问题。     

《剩余价值学说史》中的资本逻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前提性批判

通过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现存社会关系是在历史运动中,通过人们的感性交往活动被创生、并且不断改变着的。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剩余价值的秘密,马克思进而指出,资本是私有财产运动的感性表现,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其生成是历史的;作为抽象劳动的积累,其生命力就在于不断的自我增殖和扩张。进入21世纪,普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即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莅临了,马克思的生产决定论不能自圆其说。因此,澄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进行批判的要义,对于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是非常必要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这一要著中,通过对"物质生产"这一经济学范畴之规定的前提性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物质生产是被生产性所规定的,其存在的前提是资本作为一种抽象的社会权力统治具体活劳动,劳动力和劳动条件发生分离,而国民经济学家逻辑的、抽象的表达了现实中真实发生的关系,把具有社会-历史规定的现实变成了永恒的自然规律。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整个资本主义现存关系是如何落入生产强制的"支架"中,资本主义生产强制、需求强制和消费强制又是如何内在勾连的。     

“批判正义”与人的自由和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的正义观是一种"批判正义".这种"批判正义"大致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一,批判蒲鲁东(主义)、杜林等人"永恒正义"理念,确立正义理解的生产方式基础;二,批判资产阶级抽象人权理念,确立人权范畴的"过渡正义"性质;三,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私有制度结构的非正义制度安排,确立未来正义社会的根本实现原则--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他们的目的是要摒弃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下的狭隘的、片面的正义观念,确立一个每个人得以自由发展和全面解放自身与个性发展的正义社会.对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正义"理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马克思正义观的基本主张

按照列奥.施特劳斯的考证,在马克思之前出现了古典正义观和自由主义正义观两种大的类型的正义观。古典正义理论和自由主义正义理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比如,古典正义观强调共同体高于个体,预设了一个神圣实体的存在,强调义务优先于权利,强调基于伦理的必然性的自由,强调一种普遍性的公共善和强调公正是城邦立法的第一美德;自由主义正义观则强调个体优先于共同体,强调权利     

从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看其与基督教的联系及意义——以马克思的几句著名格言为例

通过对马克思几句著名格言的分析,我们看到,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主要以基督教为原型),既是一个否定、颠覆的革命过程;又是一个无法决绝断裂的文化承继发展过程.马克思思想与基督教是两种具有许多本质差异的世界观、人生观,但这些差异性的存在,并不一定是两者相互诋毁、相互对抗的根本,也可以成为双方相互尊重、相互补充的前提;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对上帝存在不存在问题的辩驳,因为这其中包含着对于世界、历史、人的价值、生存意义、人格尊严的革命性宣告;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对近现代基督教思想家产生过巨大影响.     

重思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有过三个回合的论战。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聚焦于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立足于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文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批判过程中对鲍威尔的思想进行了降格处理,主要体现在将鲍威尔人的解放的主张降格为政治解放的主张。这一降格处理根源于二者思想的深层分歧,即是否承认“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前提,只有承诺这一前提,才能说鲍威尔只能达到政治解放的高度而达不到人的解放的高度。未澄清并重视此前提而径直将鲍威尔的主张定性为政治解放,既会掩盖鲍威尔对人的解放的关切,也会模糊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深层分歧所在,不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独到之处。     

对数字社会主义正义方案的批判——兼论“数字中国”的正义观建构

数字资本主义是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新样态。这一样态在引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剧烈变革的同时,也使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萌生数字资本主义将助推资本主义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等规范性理想的正义幻象。作为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的主要思潮,数字社会主义从“数字主义”“社会主义”“折中主义”等不同视角进行了置辩,但由于未能脱离资本主义制度形态的窠臼,最终导向失败。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没有“群众的世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资本主义非正义问题就不可能消解。所以以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为基础,中国在数字时代提出了“数字中国”理念和方案,通过“数字中国”建设,中国不仅摒弃和超越了数字资本主义、数字社会主义的片面性,还创新和建构了社会主义“高阶正义”,丰富了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