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廷堪倡导复归古代礼学思想新探

凌廷堪是清代乾嘉之际的著名经学家。他提倡复归古代礼学,其礼学思想是在由清初至乾嘉学术思想领域理学与礼学之辨、尊孟与崇荀之争、以古礼正今俗的学术氛围中形成的。他采用了考据的方法研究礼学,辨析理礼字义,目的在于剥离宋儒在古代礼学研究中所加进的非儒学的"理"的性质,以维护儒学的纯正。他的礼学思想未能开辟出新的学术规模,反而要退回到原始的礼学那里,其学术气象亦可谓狭而小也。虽然他已越出了乾嘉纯汉学研究的藩篱,但是他对乾嘉新义理学所起的实际作用仍是有限的。     

乾嘉汉学再评价─—兼评方东树对汉学的回应

一、“汉学”名目及学风特点汉学、宋学的概念是由清人江藩提出的,他著有两部传记式的小书,名为《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是分别记述清代的考据学家和理学家的。对乾嘉时期所盛行的考据学,不名为“经学”,也不名为“考据学”,又不名为“清学”,而名为“汉学”,江藩本人显然有其道理。乾嘉时期的学术以惠栋、戴震两家为大宗,前者称为吴派,后者称为皖派。江藩为惠栋的再传弟子,他之所议标榜“汉学”的名目,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惠栋方可称得上乾嘉学术的典范。《汉学师承记》卷二说惠栋“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遂于易,…     

“侈靡”与社会进步——章太炎《管子》研究新视野

章太炎的《管子》研究贯其一生,特点鲜明。从注释《管子》到挖掘《管子》的时代价值,上承乾嘉汉学、下启近代《管子》研究,开启了《管子》研究的新时代。《管子·侈靡》因其发展经济的观点新颖,正契合于社会转型时期,即传统重农抑商观念向重视工商业发展转变的时代潮流,而受到章太炎的热烈赞颂。章太炎指出,《管子》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重视商业贸易发展的理论,并首次提出以侈靡拉动工业和商业发展之论点。《管子》的消费观与社会进化论不谋而合,是国家发展的有益滋养和宝藏,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应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总之,章太炎阐发《管子·侈靡》之新义,是他会通中西、汲取中外思想资源,以探求救国救民之路的必然选择。     

论崔述与朱熹学术之关系

崔述是清代中期的一位经史学家，他生当乾隆、嘉庆之世，其时为清廷提倡的朱学派在思想界较之清代前期更为根深蒂固。与此同时，汉学也因开设四库馆而在学术圈内称盛一时。一般而言，清代的汉学家继承朱基的知识主义传统，重视经典的考证，而来学家发挥朱善的义理之说，轻视对史料文献的考证。尽管在乾嘉时期钦走的程本理学已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是汉学同时也发展到鼎盛阶段，其时“许郑之学大明，治来学者已鲜，说经告主实证，不谈义理。”（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1页）由于汉、来两派同时为清廷所嘉许。所以，清…     

近代经学的形式和内容

近代经学以复古的形式表达创新的内容。形式和内容的矛盾与统一,尤其突出了它的时代特征。仅就形式而言,近代经学继乾嘉时期复东汉之古以后,先是复西汉今文之古,继而复先秦诸子之古,最终又转向金石之学而复殷商之古。此时的经学大师又多承乾嘉请老之遗韵,也以考据、小学为治经之途。因此,近代经学在形式上表现为各种学派并存、交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大致说包括有：今文经学的崛起,乾嘉考据之学的发展。诸子之学的复活与优劣异同的比较;理学趋于汉家兼容而从旁路摸入以及考古学的勃兴。一、今文经学的崛起近代经学从形式到内容最显…     

《警枕录》的精神世界及其思想史意义

本文探究《警枕录》这部以往学界不曾措意的著作,通过具体考察其内容,包括其中引用的宋明理学人物及其话语,以及作者本人的自我表达,力求呈现和分析作者的精神世界与心理状态。通过本文的考察,可见宋明理学传统尤其明清之际所格外突显的,以日记方式记录自我修养的工夫实践,至清代中后期仍被儒家知识人所践行。在这一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于理学传统与乾嘉考证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重新认识清代思想史尤其儒学的发展线索和整体面貌,尤其是其内部的多样与复杂,本文也试图提出一些个人的观察,以期推动进一步的思考。     

从惠栋重构汉代象数宇宙图式看清代易学哲学的范式转换

惠栋对乾嘉时期甚至整个清代学术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开启了经学研究的新局面,在由"宋学"向"汉学"以的范式转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就易学而言,"汉易"以偏于天道之自然哲学为主要特征,"宋易"以偏于人道之人文哲学为主要特征。本文认为,惠栋在西学东传、中西互交的时代思潮下,试图重构汉代象数宇宙图式,包括宇宙生成图式和宇宙变化图式,最终以落实宇宙大合的价值为旨归,由此推动了乾嘉时期易学研究从偏于人道之人文哲学向偏于天道之自然哲学的范式转化。乾嘉之后,偏于天道之自然哲学思想占主流地位,甚至影响了近代学术的形成。     

章太炎哲学思想内在矛盾的本体论原因——以“种子说”为中心

在章太炎的哲学理论中,唯识学的"种子说"居于极为重要的位置。他以唯识学的"种子"与康德的"十二范畴"、庄子的"成心"等概念进行格义,从而对其作了独具特色的阐发。继而,章太炎在唯识学的引导下,基本接受了佛教非本体的本体论立场。章太炎非本体的哲学资源(即唯识学)不可避免地与其本体追求之间产生了冲突,从而构成了其哲学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正是导致章太炎哲学"夭折"的深层原因。     

试论清代易学转型中的图学批判与汉学复萌

清初图学批判运动与乾嘉汉学复萌之间相隔数十年,两者在批判宋代以先天、河洛为代表的图书易学上秉持一致态度,但在对治《易》正途的理解上,前者认为当效法王弼、程颐之易学,以义理研习为务;而后者则高扬“汉学”大旗,力主恢复两汉象数易学的传统。因此,图学批判运动实与“汉学”无涉,清代易学中之“汉学”范畴理当适度缩减,将其起点延后至惠栋。“汉宋之争”说和“两派六宗”说分别将两汉象数易与宋代图书易、义理易与象数易相对立,然而两说均无法在二分法中合理安置象数易学、义理易学与图书易学的位次及关系。以象数、义理、图书三分,可以成为对历史上易学类型划分的修正方案。     

通向21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新范式——《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的主要论题及其延伸性讨论

在通向21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新范式的道路上,《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在充分总结和评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有力探索,特别是在某些重要方面突破前人之见并形成比较系统的观点。该书论明,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术有其哲学形上学方面的追求,且这种追求以"气化即道"的新道论为基础。与此相应,乾嘉学术内在地包含了一套哲学方法论即"人文实证主义"。"气化即道"以及"人文实证主义"的说法揭示出乾嘉学术、思想的独特性,并展现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性价值和通向现代学术的可能性。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和话语的支配下,该书体现了宏阔的思想视野和知识视野,但其主题不够突出,这限制了讨论的力度以及深度。     

顾炎武对宋学的取舍

宋明理学延异或反动为清代考据学是近世中国哲学的重大转型。清代考据学取汉学舍宋学,而顾炎武为其开山,但顾炎武对于宋学的取舍,实有待分疏。《五经同异》是顾炎武辑录宋、元、明以及清初诸儒论述经学相关问题的纂辑体著述,反映了顾炎武在论学旨趣、内容、方法上对宋学的取舍,以及他为清代考据学所奠定的哲学基础。     

乾嘉汉学思想的东传与升华——以金正喜《实事求是说》为中心

19世纪韩国学术文化宗匠金正喜与清代乾嘉学界名流联系密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乾嘉学者桴鼓相应,且具有独特之处的学术思想,《实事求是说》是反映其接受、发扬乾嘉学者经学思想的精要文献.清儒标举的“实事求是”,以汉儒训诂为典范,认为这是学者应当恪守的原则,舍此不能探求儒学真谛,在这方面,金正喜是乾嘉汉学的忠实追随者.金正喜尊信汉学家先通训诂、再明义理的路径,认为这是推求圣道的正途.他还着眼于以学经世,并赋予“实事求是”思想更博赡的涵义.     

阮元的心性论及其对汉、宋学的调和

阮元乃乾嘉汉学的殿军,为其汉学之名所累,学界对他的心性之学历来关注不够。阮元以"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为宗旨,建构出哲学史上颇具特色的心性论体系。在"性"论上,消弭"天命之性",主张"血气心知即性";在"心"论上,反对以往儒学对"心"的道德性、虚灵性的诠释,而以实体化的形式论述"心",特别是反对将"心"与"仁"混而不分;在"仁"论上,主张在"以身验之"处见仁,反对将"仁"一味向玄虚高妙诠释的倾向,提倡"仁"的实践意义;在心性工夫上,提倡"居敬",反对"静坐",主张以礼节欲。阮元反对宋学"理在解语内"的诠释方式,主张"理在经文内"的解经方法,调和汉、宋,将心性之学建立在训诂之上,纠正是时宋学、汉学各执一端的弊病,吹响了清代中后期学术转向"汉宋兼采"学风的前奏。     

气学——明清学术转换的真正开启者

关于明清两代不同学术典范的转换及其成因,学界或者以清代文字狱的打击来说明,或仅仅诉诸明清改朝换代的影响,其实这些都是外缘性的条件。只有从明代理学的总体走向出发,尤其是从朱子理学到明代气学发展演变的内在理路出发,才能揭示从明代气学到乾嘉汉学的一贯性;而气学本身对朱子理学的继承与转向、对阳明心学的抗辩与纠偏以及其本身所突出的宇宙根源意识与实然求知趋向,不仅表现了其与乾嘉汉学的内在一致性,而且也充分证明了其对明清学术典范转换的开启与促进作用。     

作为制度史的语言文字——章太炎语言文字学的方法论意义

辛亥革命前几年间,章太炎在应对以"言文一致"为主张的语言文字论战中,以及思想界多种探讨何谓"中国"的背景下,展开了以语言文字为基石的国学研究。他将文字的创制与制度的创制相对应,认为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体现在文字的创制之中,文字孳乳的枢纽便是追溯古代政治制度的必要途径。章太炎对传统小学进行了创造性整合,强调转注、假借是位于源头之处的"造字法",在纵向上保证了源流互质的方法和途径;章太炎认为转注是方言之间以及方言与雅言之间的联系规律,在横向上将各地方言和雅言统合于一套语言文字系统;方言即是古语的判断,则沟通了历史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学承前启后,成为他讨论何谓"中国"问题的重要方法论来源。     

章太炎“新四书”体系中的《孝经》学

章太炎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并举,作为"新四书",置《孝经》于纲领性的首出地位,这一"新四书"体系意味着章太炎晚年儒学观的成熟和系统化,其中亦蕴含了强烈的现实关怀。针对新文化人士非孝毁礼的风潮,章太炎将卑视怀疑《孝经》的朱熹作为非孝论之鼻祖,实则是在移花接木地批评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新学思潮。章太炎之《孝经》学是理性平实的《孝经》学,其提出的"新四书"也正是理性平实的"新四书"。归结言之,章太炎早期的"夷经为史"瓦解了传统经学,但他晚年又树立起了理性平实的新经学。这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如何复兴经学仍有借鉴意义。     

顾炎武与清代学术之转向

本文对清初至乾嘉时期的学术走向进行了重新考察,试图表明明清之际的学术实质一直存在着学术以"为道"这一本原性价值追求与以博文为形式的单纯"为学"之间的内在紧张.作者首先对明末清初学术之大势进行了概要性叙述,对梁启超关于顾炎武为"清学"开山之说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乾嘉"汉学"实不足以承续顾氏的学术精神,推顾氏为"清学"开山,也未足以推崇顾氏.文字训诂名物典制的考证之学,本质上是疏离于甚至逸出于"明道"的学术传统的,不仅未能上接顾氏学术的根本义旨,而且也为戴震学术的某种质变形式.而"宋学"的重新张扬与"今文学派"的重登舞台,在思想史的意义上,则表明学术以"明道"这一本原性价值取向在现实性上的重新挺立,所以将"汉宋之争"以及"今古文之争"仅视为"门户之争"并不恰当,是忽略了其思想史意义的."宋学"与"今文学"的合流,既导致以考证为特征的"汉学"衰微,也使"明道"再次成为学术主题,并由此而转向于社会现实的激烈批判,中国学术正由此而进入于近代.     

如何进入柏拉图对话?

近现代柏拉图研究传统中的发展论、编年学说、文体研究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它们相互支撑,构筑起柏拉图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即发展论范式。然而,这一范式很大程度上只是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自我表达,并不能完美地诠释柏拉图。20世纪90年代左右,发展论范式开始动摇,研究者纷纷转向对柏拉图的作家身份以及对话文体的研究。通过探究柏拉图哲学和他所选择的文体之间的本性质关联,可认识到对话这种"最富孕育性的形式"足以克服书写的缺陷,能使得读者参与到鲜活的哲学对话中。     

论戴震伦理学对乾嘉新义理学的引领

戴震改变了清代汉学家重考据、轻义理的研究学风,他以考据为手段,发掘儒学经典中圣贤立言之意,体贴出一整套有别于宋明理学的重视情欲的伦理学。在戴震由实而虚的伦理学研究理路的引领下,乾嘉时期涌现出大量的义理学专著,显示了清儒建立新义理学的努力。戴震循着"人道本于性,而性源于天道"的哲学思路,认为"理"指事物的条理,而社会中的"理"存在于礼仪制度之中。戴震"理存于礼"的思想直接启迪凌廷堪"以礼代理"思想的提出。戴震以"血气心知"言性,坚持人性一元论,并认为人之情欲是人性的基本内容,可以节,不可灭。戴震重视人之情欲的观点得到程瑶田、焦循、凌廷堪、阮元等人的认同和发挥,最终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宋明理学的乾嘉新义理学派。     

进化:真实抑或迷妄?——重审章太炎对进化论的批判与困境

被誉为辛亥革命理论旗手的章太炎较早提出了"俱分进化论",对当时俨然成为第一大潮的进化论提出了深刻的批评。然而,章氏对进化论的批判不仅仅局限于"俱分进化论";他借助其独创的真如哲学体系,对进化论所预设的目的论、必然性、人性向善论等维度展开了细致而系统的批判。然而,由于真如哲学体系内涵的矛盾,他对进化论的批评既充满洞见,又是饱含紧张,充满了自我瓦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