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秀禅学的体用思想CSSCISSCI

北宗神秀禅学思想不同于南宗慧能禅学思想,神秀注重修持过程中的逐渐修证、逐渐开悟。同时,他也吸收般若学中的心性思想,注重"观心"的修持思想。从理论上来看,他提出了"心"为根本,万法不过是遮蔽在心上的染物而已,要离染得净、返归内心的澄明世界,就必须以心为本、以物为用,他以体用关系的方式论证了禅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神秀禅学的体用思想

北宗神秀禅学思想不同于南宗慧能禅学思想,神秀注重修持过程中的逐渐修证、逐渐开悟。同时,他也吸收般若学中的心性思想,注重"观心"的修持思想。从理论上来看,他提出了"心"为根本,万法不过是遮蔽在心上的染物而已,要离染得净、返归内心的澄明世界,就必须以心为本、以物为用,他以体用关系的方式论证了禅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论南顿北渐

中国佛教的顿渐指修行者见悟道理的迟疾。所谓南领北渐,指顿悟与渐悟,是慧能与神秀分别在南北两地弘传的禅法。本文追溯中国佛教晋宋之际的顿渐分野,依次论述重渐修渐悟之神秀系统,主顿悟渐修的慧能、神会系统,倡无修顿悟的洪州、石头二宗和五家,并从顿渐学说的理论根据、运思理路、禅修方式和终极境界上概括了南顿北渐的特点。     

神会的禅学思想特色——兼论神会对慧能禅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为了批判神秀北宗的不究竟的禅法,弘扬慧能南宗的顿教禅法,神会引经据典地从佛性本体论、无念无住的修行方法论和顿悟境界论等多方面对慧能南宗禅法做了非常全面而深入的理论上的论证和发挥。神会禅学立知见,注重知解,神会的顿悟说注重于解悟,神会禅学的这种特征是应该结合当时的禅学背景才能恰当地理解的。与后来侧重于从实践上发挥和发扬慧能南宗禅法的禅派不同,侧重于从理论上论证和发挥慧能南宗禅法的神会禅学是有它特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特征的,神会禅学是禅宗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经史、义理学的重建:刘咸炘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化

晚清以降,作为整体的经学系统逐渐瓦解,经学史学化与义理学哲学化成为现代学术体系建立的重要环节,中国学术的整体性被现代分科之学所替代。刘咸炘重新阐释经学、义理学与史学的内涵及其关系,开掘中国传统学术的精义,探寻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出路。刘咸炘会通儒道,提出经学统摄子史,通过道家圆通广大之史观阐发儒家义理的精微之处;儒家义理学以性善为本,因时创制群体原理,在性情与理智、个人与群体之间建立有机系统;人事学意义上的史学在"博学于文"的文史之学与"学为人之道"的义理学之间建立相资为用的能动关系。考察刘咸炘建构推十合一学术系统的宗旨,或能在现代学术的语境中,探索义事兼备、知识与道德相贯通的人文学术系统,为建立中国本位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提供有效参考。     

试论清代易学转型中的图学批判与汉学复萌

清初图学批判运动与乾嘉汉学复萌之间相隔数十年,两者在批判宋代以先天、河洛为代表的图书易学上秉持一致态度,但在对治《易》正途的理解上,前者认为当效法王弼、程颐之易学,以义理研习为务;而后者则高扬“汉学”大旗,力主恢复两汉象数易学的传统。因此,图学批判运动实与“汉学”无涉,清代易学中之“汉学”范畴理当适度缩减,将其起点延后至惠栋。“汉宋之争”说和“两派六宗”说分别将两汉象数易与宋代图书易、义理易与象数易相对立,然而两说均无法在二分法中合理安置象数易学、义理易学与图书易学的位次及关系。以象数、义理、图书三分,可以成为对历史上易学类型划分的修正方案。     

冯友兰中国哲学视域中的《大乘起信论》研究

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视域中,中国佛教哲学特色鲜明,义理深刻。在梳理中国佛教"格义""教门""宗门"三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上,他重点分析了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在哲学思想上的根本差异。在他看来,印度主流佛教及其传入中国后衍化而成的三论宗、唯识宗乃至神秀禅宗,其哲学思想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而具有鲜明中国化特征且为中国佛教发展主流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慧能禅宗等,其哲学思想则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哲学思想之核心,几乎都奠基于《大乘起信论》之"众生心"即"宇宙的心"概念及其思辨结构。这一"宇宙的心"的哲学思想及其展开对后来宋代理学的兴起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象数”与“义理”新论

《周易》是中国最古老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历代对《易》的诠释方法多样、观点不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易学分为两派六宗,其中占卜宗、机祥宗、造化宗可归入象数派,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可归入义理派。象数派和义理派成为易学研究的两大学派,象数和义理成为易学的组成要素。传统一般认为：象数派和义理派是截然对立的,象数与义理也是难以相容的。我认为这种观点负面影响了对易学本质及易学哲学的客观认识和深入研究。本文旨在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一、象数为《周易》之本,义理为《周易》之用在《周易》中,象数主要指卦交象和阴阳…     

马一浮与章太炎的国学观比较研究

马一浮和章太炎是近现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二人的国学观各有特色,在国学的性质层面,马一浮认为国学是经学,而章太炎视之为史学;在国学的研究方法上,马一浮采取的是宋学的义理取径,而章太炎更倾向汉学的征信精神;在国学的立场上,马一浮主张儒佛互摄而以儒为宗,章太炎肯定佛儒相资,徘徊于真俗之际,却以佛法为高;在国学的价值判断上,马一浮主张日新,从六艺的超越性层面肯定自由、平等和真善美等时代价值,而章太炎提倡存古,更多地展现了为故国保存文化典籍、延续历史记忆的民族情怀。     

禅宗与宋代书法“尚意”说

正宋人以笔墨作佛事,将书画等艺术创作视为参禅悟道的手段。不论是参禅还是学书,都务必经过长期熏习和苦修,才能达到刹那的自悟。在禅学修行上,渐修与顿悟本不对立,而书法学习更是必经不断反复、艰苦训练的过程。宋代书法"尚意"说由来已久,最广为人知的即清代梁巘的《评书帖》:"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从宋人书论中可以看到,"意"的含义在宋代得到了全面的深化。禅宗思想在北宋中后期的士大夫圈子里炙手可热,文人乐于读经、谈禅,喜与禅僧交往,甚至参禅悟道,禅宗思想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反映到文学艺术上来。书法理论中的"我书意造""无法之法""无意"与"忽得",与禅宗"即心即佛""非法非非     

在跨文化对话中重释传统——“传统与当代世界:走向多元文化、思想与价值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代以来,传统成为许多人极力批判的对象,但全球化为人们重新理解传统提供了全新的语境,使其在当代倍受关注与热捧。在全球化时代,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是重构当代中国价值秩序的内在要求。我们对待传统应该保持批判与建构之间的张力,从"解构性批判"转换为"建构性批判",通过跨文化对话来重新阐释传统并借鉴西方现代文化的优秀成果,使中国传统摆脱狭隘的地方性而走向世界。     

白居易从法凝所学为南宗禅法考论

白居易贞元十六、七年间从洛阳圣善寺和尚法凝学禅,是其与禅结缘的开始,对其思想走向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早年经历,白居易在其作品《八渐偈》及序中作了比较明确的交代,但由于禅宗历史传承的扑朔迷离及偈子本身内容难以确诂,对白居易早年所学究竟为北宗禅法还是南宗禅法的看法,在当今文化介入文学研究的热潮中,成了一桩莫衷一是、难以定论的学术公案。不过,通过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禅宗史的发展流变及南、北二宗与当时皇权的分际离合而对信教人士之影响等相关史料,结合《八渐偈》自身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义理,可以得出白居易早年所学为南宗禅法的结论。     

重论经今古文学的问题

晚清经学有今古文学之争,而今古文家都将此学术现象追溯至两汉,以为两汉经学亦然。但返观两汉,则其时虽有王官学与民间学之辩,却无廖平《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所罗列的那种壁垒森严的对立。文章从廖平表中选出四例,即今文与古文、《王制》与《周礼》、孔学与史学、义理与考据等,证明以今文和古文不能概括经学之争,而王官学并未必以经学为孔学,民间学也不以史学看待经学;且二派都既重义理,也重考据,二者不偏颇;又《王制》之大法未行于汉代,新莽乃以《周礼》改制。凡此证明经今古文学之争是晚清所特有的经学形态,与两汉事实不大相符,如再以今古文学的对立思维来研究经学,显然不甚妥当。     

社会批判叙事的复兴与重构——关于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承继马克思社会批判的话语分析

社会批判是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始终的精髓。马克思思想的生命与活力,始终是在宏大的社会批判和强烈的现实关照过程中得以体现和验证的。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承继并重构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话语,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不断发起深刻的批判,他们以现代性反思作为批判叙事的话语基点,以重构的"异化"作为批判叙事的工具,以意识形态向度的批判作为批判叙事的旨趣,以日常生活视阈的拓展作为批判叙事的解构和发展,从而全面复兴与重构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叙事。     

论渐修与顿悟的同异

学界一般认为 ,南、北禅宗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南顿北渐。本文认为 ,所谓渐修与顿悟 ,实际上是一个修行过程线上的两个不同点 ,即事物变化时的量变和质变。北宗所追求的也是刹那间的顿悟成佛 ,却强调渐修的重要 ;南宗默认渐修过程的存在 ,却强调顿悟。由于强调点不同 ,导致了南北二宗兴衰的不同。     

澄观的“撮台衡三观之玄趣”及其启示

"一心三观"("圆顿止观")是天台宗"圆教"的重要标志性学说,其思想内核是天台宗的"性具"原理。澄观自觉地吸收了天台宗的"一心三观"("圆顿止观")学说,并将其加以理论改造、转化和发挥,使其与华严宗"性起"立场下的根本旨趣和独特观行融会贯通,成为表达华严宗"圆教"特色宗趣的基本学说。这是身处唐代中叶的澄观以"根本法轮"华严宗会通当时包括"教""禅"对立在内的佛教各宗各派分裂争论的重要内容。从中可见,天台宗和华严宗可以共同使用通常被理解为彼此差异乃至相互对立的范畴或命题,但二宗相同的文字表述背后又蕴含着彼此差异的思想内涵;而澄观对二宗思想较为成功的理论融会,反而激化了后来二宗的彼此争论。这为更准确把握澄观思想的根本内涵、更深入反思天台宗与华严宗乃至中国佛教不同"宗派"深刻复杂的理论异同与发展关联带来重要启示。     

净影慧远四宗判教发微

慧远判教观的核心是四宗判教。四宗判教在慧光等人提出之后,由于其自身的张力,分别按照"浅深"和"平等"两个原则展开。其发展主流是"浅深"这一原则。慧远则坚持"平等"的原则,倡导平等大乘经教观,认为大乘经教只有法门的差异,而无浅深之别。但同时慧远又坚持大乘二宗具有浅深之分。由此,慧远大乘二宗的判教依据不是某部经典,而是大乘经教阐明的具有浅深的义理及二宗对这些义理的理解层次。平等的大乘经教观是慧远判教观的特色所在,代表着慧远消弭当时大乘教派纷争的努力,但由于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悖论,这一努力并未成功。     

禅者之思:现代科学在南怀瑾佛学思想中的回响

南怀瑾是当代有"禅宗大师"之称的著名佛学家,他为回应现代科学的挑战,对佛教义理作出了创新性的阐发和弘扬.通过融通佛教禅学与现代科学,他探索了禅宗实现现代转换的可能性.借助对传统"神秘"文化的阐释,他沟通了佛教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对话渠道.但是其"禅者"的致思倾向以及佛法观念上的保守性,也影响了他融通佛教与科学文化的彻底性.     

批判、回归与革新——吕澂禅学与唯识学关系研究的思维向度

吕澂先生禅学与唯识学关系研究的思维向度为:批评——回归——革新。其特征是:批判是工具,回归是途径,革新是目的。吕氏治学于印度所传法相唯识今学系统,批判中国禅宗的性觉说,试图把中国禅学回溯到印度大乘唯识学中去。通过批判、回归,意欲实现大乘唯识学革新人间社会的目的。     

“有宗”与“无宗”的对立和梵佛本源精神的一致性

"有宗"与"无宗"的区分是印度古人对自身知识和实践情势的自我理解。作为固有传统,这一区分在宗教层面虽得到现代学界的接受,但从哲学层面看,它并不充分。在对两者作出充分的语文学及哲学分析后,这一区分可以追踪到印度宗教哲学的"实事本身"——超越、至真。通过对奥义书哲人与佛陀教诲的原则性回溯,可以看到,"有""无"大防是宗派性和教条性区分,而在本源精神上,奥义书(及商羯罗)与佛陀(及龙树)的智慧保持着根本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