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文王之卦”解

李贽《九正易因》着力于阐发文王、孔子"神圣心事",其"文王之卦"说继承发展了传统"三陈九卦"说,以《明夷》、《困》等十六卦为具体内容,深入阐发文王忧患之事、处困之道、尚贤养贤之道、风化天下等内容。"文王之卦"是李贽《易》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体现了《九正易因》独特的《易》学史价值。     

退溪与阳明:朱熹哲学的不同走向

陈荣捷先生曾从儒学的整体发展上把理学看作一大模式,认为从广义上可以把朱熹也看作心学,从朱熹到王阳明,亦是理学的发展进程。退溪学对理学的发展不仅是继承朱子,亦可以说是以阳明心学的传播及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为中介。退溪学与阳明学大约处于同时代,面对朱子学在明初以后向着心性道德之学发展的形势,及提出的理论课题,他们从不同方向上发展了朱子的心性之学(或可从广义上称为心学)。阳明学走了体用合一之路,他以“一性”消解心、物对立,将外物移至心中,以期杜绝士大夫外事物以求理的“口耳之学”;而退溪学走了体用重整之路,他分析理、气,心、性,心、理之不同,在“心统性情”的基础上主“性情理气分发”说,侧重理、气在性中及情中的分别。退溪的“四端七情”说是坚持朱子的以“理”为本体的路线,而对朱子心性学的发展,也是对宋明理学乃至东亚儒学发展的贡献。     

朱子对“离爱言仁”说的批判与辨正

朱子对“离爱言仁”说的批判,学界多有关注,但不曾结合仁、爱的分合关系和心性、工夫论的内在关联等内容进行专门考察。朱子的心性论与其工夫论关系密切,其心性哲学为其工夫修养提供理论基础。在己丑之悟后,朱子通过新建“心统性情”之心性结构以凸显“情”的心性论实质。立足于工夫论的角度,朱子一方面批判二程门人杨时、谢良佐及其后学的“离爱言仁”说无警切之功、沉潜之味,不合圣言,空而不实;另一方面,他主张以爱推仁、因爱知仁、以爱之理释仁,倡导升高自下、下学上达、先涵养后察识的工夫论路径。这彰显了朱子由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及其理学心性、工夫论建构的发展与完善,透显出其与时俱进地建构理学、大力推动传统儒学创新性发展的努力。     

论朱子性情关系中的性善论假设

在朱子性情关系的多重分析中,性善论只是一种假设。此种假设体现在“性体情用”原则中,体现在“心统性情”关系中,亦体现在“心贯已发未发”命题中。此种假设在朱子哲学中是可能与必要的。对于朱子性情关系中的性善论假设进行剖析,有助于为研究朱子哲学提供新的视角。     

从礼制美德到性情之正——朱熹对《关雎》诗旨的扭转

作为《诗经》首篇,《周南·关雎》具有明大旨的意义,因而其解释历来为注家重视。《论语》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语对于学者理解《关雎》诗旨具有指导性。《毛诗正义》化用《论语》此语解释诗旨,体现出以礼制美德说诗的倾向,这也是《毛诗》系统叙说诗旨的一贯风格,朱熹突破这一传统,从《论语》“乐而不淫”之语中提炼出不同的诠释原则——说明“性情之正”。本文从经学史的角度梳理并比较《毛诗正义》与朱熹《诗集传》关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解释,进而展现朱熹对毛诗的突破及其《诗》学建构,最后指明这种转变的《诗》学意义。     

“心性情”与“易道神”:朱熹对程颢思想的创造性诠释

程颢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朱熹大概43岁开始一直到晚年,反复以心、性、情来对解这里的易、道、神.朱熹认为易道神是从天的角度来论,相应地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心性情.借用程子的易道神话语来阐发其心统性情思想,这是朱子对程子思想的一个创造性转化和诠释.在朱子的诠释下,“易体”非“...     

朱陆“心学”及其异同的几点观察

朱熹尽管批陆为禅,其学亦吸收了佛禅的“明心见性”思想。陆九渊虽自谓“心即理”之说得自孟子,实亦受到程朱影响。要之,二人都讲道德本心,分歧只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上。朱子强调二者相辅相成,实则在“道问学”上用力较勤。象山强调“先立乎其大”“发明本心”,但亦未尽废“道问学”。朱批评陆自信太过,陆则以朱为支离。然而正是这些差异,使得朱陆之学得以相辅而互补。     

论朱子学“未发之前气不用事”的思想

随着“气质之性”说的确立,“气”的观念成为朱子晚年讨论已发未发问题时的一个要素。文章从黄榦论性时所引述朱子“气不用事”的思想出发,梳理分析明清朱子学和朝鲜性理学中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对于朱子学中所说的“未发”,如果从性去理解可称为主性派,从心去理解则是主心派。主性派中,又可细分为主“天地之性”说和主“气质之性”说。主心派中,又可细分为“未发为中”说和“未发不中”说。通过这些不同理解,可见有的问题朱子本人虽论述较少,但却成为后世朱子学者的重要讨论对象。正是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形成了朱子学内部的不同观点或派别,这一过程也使得朱子哲学体系中的各种逻辑可能性得以渐次展开。     

我弹《闻王操》

九百年前,大诗人苏东坡在长江岸边船头上听父亲弹琴时,写下千古名句“江空月出人绝响,夜阑更请弹文王”,诗中“文王”当指古琴曲《文王操》。二千年前,孔子曾向师襄学琴,弹了多遍自认进步不大,后来老师说：“你可以弹新曲了。”孔子说：“我还不知道曲名呢。”接着又弹了十遍、百遍,孔子在弹琴时似乎看到一个高大形象,他断定此人只能是文王。老师     

“中和旧说”与朱子早期思想的关系及其理论困境

朱子的“中和旧说”是对其早期思想的延续和深化。在“中和旧说”中,朱子以生生不息的变化和心灵的不息活动为已发,以使得这一活动得以不息的本原为未发。为了通过已发把握未发,朱子将工夫指向了把握不息之流的一念、瞬间,但这一工夫方向却带来了支离、急迫的难题。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朱子调整了对生生变化的理解,在生生变化中确立了本原的相对稳定的完足的呈现形态,这一调整体现在心性关系上就是心灵在未发时节呈现自身具足的天命之性。这一转向既是朱子对延平静中体验未发之教的安顿,更是他本人致思生生变化的思想结果。     

论蔡清《易经蒙引》对《周易本义》的注疏价值

作为对<周易本义>具有注硫性质的<易经蒙引>,其对于理解朱子的<本义>,到底有多大帮助?蔡清的理解与朱子<本义>原义是否贴切?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文章通过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易经蒙引>是对朱子主要易注的宏观审视与抉择,其对<本义>与<程传>的承传与不同有清醒的分判与吸取,并融会宋元诸易家研究<本义>之释,择精存义,且以历史的、礼学的闸释具化对<本义>的疏解.<易经蒙引>是蔡清在对朱子易说进行深思热虑的基础上作出的,是研究朱子<本义>不可或缺的材料.     

自律还是他律——反思牟宗三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定位

在心学史上,陆象山、王阳明、黄宗羲等人都曾对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其有“义外”之嫌.牟宗三延续了这一看法,他从康德哲学的视角,指出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是将道德法则置于主体之外,从而是一种他律道德.陆王心学家特别是牟宗三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存在误解.实际上,在朱子那里,格物致知就是克服气禀、物欲的影响,从而使主体充分认识自身性理并使其现实呈现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子格物致知的道德形态也是一种自律道德而非他律道德.     

论张栻的本体与工夫观——以《太极图说解义》为核心

黄瑞节《朱子成书》所载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对“无极”的论述与其他版本不同,它考虑了“无极而太极”的“无所不该”这一无限性的超验问题,以“莫之为而为之”表达本体的自为性。张栻又以“太极,性也”之义构建起性—太极的本体结构,以心形显太极,以道德实践发明太极,实现了宇宙论与心性论的统一。他还吸收了朱子心有未发已发的观点,使湖湘学的察识端倪得以据心之已发之际介入;同时肯认未发之性的存在,存养未发的工夫亦得以进行,由此形成了存养与省察并用的工夫论。     

儒学修身的特质及审美——以《诗经·卫风·淇澳》为中心的讨论

孔子从周，以传承文王之“文”为使命。“文”既指外在的礼乐制度、道德典范，亦指内在的於穆缄渊，两者通过“体用一源”得以统合。卫武公传承文王之学，《诗经·卫风·淇澳》呈现了其修身的特质及君子之美，借此可以蠡测文王之“文”及证成。《淇澳》以绿竹猗猗、青青、如箦象征修身的三个阶段，在成就有德君子时，亦伴有三个阶段的美；内外兼修，身体既是审美的客体，亦是审美的主体，在审美过程中实现主客统一。《论语》引《淇澳》首章，展现出修身的内发与外令、方向性与无限性、道德优先与审美“退场”。《大学》引《淇澳》首章，侧重修身的起点，呈现修身的内、外两个向度，在方向性与无限性基础上，以三个“不忘”来表现阶段性目标实现。《淇澳》展现的修身特质有：承认起点的个体差异性，由此决定功夫的进路以及终点的集成。修身包括个体发展的两个阶段：“即凡而圣”与“即圣而凡”,从而分别成就“小身子”与“大身子”;改变内在品质，以接近文王之德之纯。《淇澳》修身体现出个性之美与集成之美、仁之美与敬畏之美的统合，具有道德与审美的双重面向，后世儒学在继承时，有道德抑制代替审美的倾向。回望周代修身文化，有助于理解德美合一，对于激活儒学的艺术精神主...     

论朱子的《尚书》学诠释思想

朱子对于《尚书》并未有专书论之,但他对这部经典却有着精深的理解,对《尚书》思想的诠释是深刻的。朱子在治《尚书》的过程中,不仅重考证,而且重义理。训诂考证方面,在朱子的《尚书》学中主要是对伪《古文尚书》及《孔传》、《书序》的考证辨伪;在义理阐发方面,朱子提出治《尚书》要"求圣人之心",并强调重在以义理解之,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难通。可以说,重义理阐发而又不废章句训诂是朱子对《尚书》经典诠释的原则。     

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

一、道学、理学、心学 北宋中期,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对于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著书立说,各自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他们宣扬所谓“圣人之道”,标榜所谓“圣人之学”,有时以道、学二字并举。后来,他们的学说被称为“道学”,亦称为“理学”。 程颐在所作《明道先生墓表》中说:“先生名颢,……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于四百年之后,得不     

朱子如何诠释“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章的解读历来存有较大争议，朱子参酌多家之说，赋予此章以明晰意涵。在“其”字解诂上，朱子不废多方观点研讨，最终以《集注》为准的，继承了邢昺“指子”之论。钱大昕不明朱子训诂演进过程，遂酿成以朱子书信、《或问》反《集注》的谬误。朱子一方面接受了汉唐注疏观点，认为此章文字属圣人之论，另一方面又力图消解古今论说的矛盾，通过对此章之“三年无改”“道”等处展开阐释，增强本章义理的适用性。朱子对“三年无改于父道”的诠释，触及“人情”与“原则”、“公”与“私”这一哲学论题，解决了人的生活实践、孔子学说中存在的道德难题；同时，朱子以生活化为视角、日用人情为论域，就此章贯彻“下学上达”的学术思路，反省荆公新学影响下的务高谈妙之风。     

周敦颐与道教

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 ,所以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把他排在首位 ,认为他继承儒家绝学 ,孔孟之道。朱熹说 :“濂溪周公先生 ,奋乎百世之下 ,乃深探圣贤之奥 ,疏观造化之原 ,而独心得之。”① 朱熹说圣人之道从周代开始就衰落 ,孟子以后就没有人传播了 ,到了宋代 ,周子出来 ,无师自通 ,继承孔孟之道 ,发扬了道学。这在史学上也是有记载的 ,《宋史·道学传》中说 :“至宋中叶 ,周敦颐出于舂陵 ,乃得圣贤不传之学 ,作《太极图说》、《通书》 ,推明阴阳之理 ,命于天而性于人者 ,了若指掌。”② 但他是否真的像朱子说的那样 ,他的思想是“独得于心…     

"理"能否活动? --李退溪对朱子理气论的诠释

李退溪是朝鲜性理学之巨擘,其学以朱子学为宗。他曾撰文严厉批评王阳明。在李退溪与奇高峰关于“四端七情”的辩论中,双方均援引朱子的文献作为论据,且自认为忠于朱子的观点。然究其实,李退溪对孟子“四端”说的诠释预设了一套与朱子性理学系统不同的义理架构,虽然合乎孟子的文本,但却脱离了朱子的基本立场。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理”能否活动?在朱子的性理学中,理是气之所以然,只存有而不活动。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证明：李退溪在诠释朱子的理气论时有意无意地赋予理一种活动性,而逸出了朱子性理学的架构。     

从邵康节、陈白沙之诗与诗论看宋明理学诗的特点

理学诗是指表达理学思想或表现理学风味的诗.邵康节的诗突出表现乐的情感,这与他的观物学说相联系.他重视诗“曲尽人情”的作用,也对“累于性情”、“溺于情好”保持警惕.陈白沙以诗为教,以自然为宗,强调自然之乐,认为“论诗当论性情”,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学习诗歌的修辞技巧.宋明理学诗的整体特点是:(一)重视吟咏性情,抒发乐的情感,并间接阐明义理;(二)相对轻视修辞技巧;(三)不排斥议论,但也不主张单纯以议论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