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论空间直观的统一性——兼谈概念论对康德哲学的误读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中,空间被阐明为一种先天必然的直观表象。而到了先验演绎,康德提出在空间的先天表象中存在着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既先于一切概念,却又以综合为前提。鉴于综合被一般地理解为属于知性的行动,学界就空间的统一性与综合的关系问题争论已久却鲜有共识。近来,不少学者支持一种“概念论”立场,该立场从先验演绎出发主张空间统一性是知性综合的产物。本文立足于康德文本,通过阐明知性的综合只能产生推论的统一性,而后者并不能把握作为整体的空间表象,以此论证概念论解读与先验感性论中对空间之性质与结构的论述是不相容的,从而反驳概念论的立场。     

先验哲学的确证与康德的经验实在论

康德的先验哲学考察了知识得以可能的先天条件,然而其自身也面对着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它们属于一类怎样的知识;二是这种知识如何得到确证?针对第一个问题,笔者指出,康德认为先验哲学是一些由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共同组成的先天知识。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表明康德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先天确证理论,该理论既不依赖于直接的经验,也等不同于理性的洞见,而是基于可能的经验。然而康德的这一理论并无法适当地解释具体经验的偶然性和自在之物所暗含的另一种实在性来源的问题,因此之后的观念论者们对经验进行了内在化处理,而当代英美学界中塞拉斯和麦克道威尔等人基于新的确证理论肯定了这一趋势。     

我“X”故我在 ——读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

一笛卡尔与康德不同:康德把知识与自由意志区分开,认为自由意志超越了人的理解能力。这是康德哲学的最杰出的思想,也是他超出笛卡尔哲学的最关键之处。笛卡尔则并没有像康德那样在思想内部清晰地划定理解与自由意志之间的界限,更没有从自由意志方面来理解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后一个思路引出了叔本华和尼采,乃至现当代的欧洲大陆哲学。     

成于乐的圆成之境——论牟宗三的美学世界及其与康德美学的不同

牟宗三虽然不以美学家名世,但是却有丰富的美学思想。牟宗三的前期美学思想,为其后来的美学思想奠立了基调,这是解开与把握其美学思想的关键。他的美学世界是以本体论的逻辑构造为基础而建立的宇宙论的逻辑构造。他以中国儒家式的天心为建立美的判断的最后的超越原则,以取代康德以“自然之目的性”概念为建立美的判断的最后的超越原则,从而重建康德的美学;相对于康德的美学乃至于西方主流的美学来说,的确是提出了一条新的美学思路即道德的形上学的审美之路,拓宽了美学的领域,开阔了研究美学的视野,对人是不乏启发的。牟宗三与康德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哲学传统之中,其所成就的哲学或美学以不同的面貌、风格与类型现世,原属自然。问题在于,如何在中西哲学、美学,乃至文化之间找到一块双方都承认的共同所有的空白地带,作为通约的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上来展开中西哲学相互对话与相互融通的工作,既有世界性人类性,又不失其民族性与个性,才是我们所企盼的前景。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论物——以对康德“物自身”的批评为线索

胡塞尔起初将物作为意向性的构造对象和意识发生的构成物,然而在此必须以身体的特殊性作为基础和前提方才可能。因而在彻底探求事物的构成和发生之中,通过将空间和物的构造奠基于身体空间和活动空间构造之上,胡塞尔最终将身体和大地作为原初构造的双重维度。而海德格尔基于此在存在论分析所揭示的物之为物,一开始以用具性为物之原初性,但在对康德先验原理的探问中,他围绕设置空间的原初活动,最终海德格尔在艺术等的制作活动中给出物的原初显现,而设置空间也即成了天地人神四个要素的相互开启,构成活动空间。比勘二者,最终揭示两条不同的超越论道路,也可以说是两条不同的通达大地之路：大地的诗学之路还是大地的考古学之路,成为二者区别的根本所在,而这根本上又体现于身体缺位与否。     

牟宗三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兼论中西哲学比较应有之心态

牟宗三依据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分析批判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指出康德只有道德的神学,而无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的批判基本上没有真正把握康德道德哲学的实质,因而其批判是落空的。由此,也使得我们反思在进行中西哲学比较和融通的工作时,必须本着宽容的哲学心态,依据恰当的立场,来分判中西哲学的特点,从而获得对各自哲学理论实质以及哲学问题的把握。     

“绝对自我”：寻求哲学的拱顶石——赖因霍尔德哲学与费希特知识学第一原理

康德哲学因其“自在之物”的赘疣及将认知、情感、欲求诸先验机能“单纯并列”的致思格局，引发了其后的康德主义者们重新塑造“先验唯心主义”体系，以使其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种种努力。赖因霍尔德关于哲学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应置根于一个单一、绝对无条件的原理的思想，被包括费希特在内的哲学家们广为接受，但其作为第一原理推出的“意识命题”却因着对主体及其能动性的漠视而未能经受住他自己所提出的第一原理标准的检视。基于独断论思维的怀疑论者针对康德哲学因“自在之物”引发的内在学理上的扦格向先验唯心主义发起严峻挑战，这亦促使费希特思索建构一个将主体性原则贯彻到底的新的学思体系。费希特通过对人的“自我意识”所做的独立而深彻的思考，为其知识学体系寻获了坚实的立足点——“绝对自我”。作为绝对自发、自我圆足的原初存在，“绝对自我”集主体的能动性与客体的受动性于一身，具备一种自我眷顾、自作贞认的本质。知识学通过“绝对自我”将康德哲学倚重主体的精神性状推向极致，彻底放逐了“自在之物”，亦有力回应了怀疑论者的诘难。     

批判哲学的裂缝和重构——从康德《遗著》谈起

一裂缝和过渡在1798年致伽夫和基塞韦特的信中,康德指出了批判哲学的未完成和裂缝(L櫣cke),这带给他一种坦塔罗斯的痛苦。[1]《遗著》(Opus postumum)也多次提及这一裂缝。《遗著》主要由     

诠证不易——评《建构与范导—康德哲学的方法论》

康德研究是汉语圈哲学领域的显学,仅康德研究专著就有数十种之多。但今天在大陆地区出版康德研究专著却非易事,因此,陈嘉明的《建构与范导——康德哲学的方法论》(以下简称《建构》)一书的     

“日月之道”与明王之治——论《易传·系辞》的政治哲学向度CSSCI

《易传·系辞》中以"日月之道,贞明者也"表达了其对政治的一种思考。日月交错不息,光照万物而不已。为政者法日月之道,其由"明"来沟通天地,使得天地不闭塞,由此居于天地之间的人们才不会受限于人的机制,为其现实社会所固化,而可能向着更为广阔的天地之道敞开自身。为政者以"明"来治理天下,其最终的目的是天下之人自明其德,从而将治天下转化为了每个人自治自正的过程。个人的自明不已源于人所本有的自然之性,天地交通无碍则"明"自显,个人之性命因而能够各得其正。王者以开通天地之道为务,积极营建富有生机的天地之境域,万物于此相互沟通而无阻,明王治天下的政治智慧从而得以展现。     

罗尔斯对康德伦理学的“建构主义诠释”——兼论《正义论》证成结构的思想“原型”

一、罗尔斯所理解的康德伦理学的基本特征:道德建构主义罗尔斯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从未间断过对康德伦理学的研究,其康德解读的精髓是从哲学方法论上把康德伦理学理解为一种道德建构主义(moral constructivism),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构主义概念,并把它运用于道德和政治哲学。     

隐喻思维与诗性文化——兼论《周易》对中国文化诗性特质的贡献

从思维方式和文化人类学的高度解读中国文化的诗性特质是一个新的视角.中国传统文化在以己度物、想象性类概念以及象形文字等诸多方面都与维柯等人所倡导的诗性智慧若合符契.而起源于远古文化观念的中国古代象征传统在本质上所体现的就是一种诗性精神,<周易>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和极为典范的意义.它确立了象征文化的东方传统、奠定了中国思维的基本范型、开创了"立象尽意"的审美传统、发明了"仰观俯察"的创造法则、开启了诗性言说的批评传统.     

《中庸》的儒教解读——以经学天人论与理学心性论为参照

儒教的成立除开功能考察描述,还需对其内部神学系统给出交代说明,因此,对“孔教之本”《中庸》的阐释无疑变得十分重要和关键。文章认为《中庸》是从属于《易传》的天人之学系统,以“天命之谓性”为前提,以“慎独”为起点,以“致中和”为原则,以“成己成物”为内容,以参赞化育为目标。由于朱子对《中庸》的心性论改造影响巨大,文章将自己的解读与之对照,从训诂和义理诸层面进行分析考察,在更广阔的思想背景下给出进一步的论证。     

论宋常星对《老子》的诠释与发挥

本文从真常之道、无为之德、修养之学等三方面分析了全真道龙门派第七代弟子宋常星所著<道德经讲义>的诠释思想.宋常星以"真常"解<老>,突出了真常之道"真"、"虚"、"和"的特点,并将这些特点通贯于具体的修养实践.这一诠释理路,既体现了道教老学尤其是全真道学者解<老>的一贯传统,同时也反映出道教学者在诠释<老子>过程中所作的理论探索,而全真与老学的关联,于此亦可觅获.     

观念的关系,或先天的形式——论胡塞尔对休谟与康德"先天"概念的反省

一方面,在休谟的主要著作中,先天(apriori)这一概念很少出现,但胡塞尔却认为休谟的"观念的关系"是惟一真正的认识论上重要的先天概念。另一方面,"先天"是康德哲学原则性的主题之一,"先天的形式"可谓康德对先天的基本理解,但胡塞尔却宣称,康德缺乏真正的先天概念。胡塞尔正是通过对休谟和康德"先天"概念的反省而发现他本人所谓的"本质-先天"概念,并在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效应。     

从经验想象力到先验想象力——《纯粹理性批判》中想象力的先验改造与疑难

《纯粹理性批判》中想象力的定位是康德学界的一大难题。本文认为,要解答这一问题,须重新思考两版《纯粹理性批判》中想象力概念的不同之处。康德在第一版对想象力的主观演绎,实质是对亚里士多德经验想象力所进行的先验改造。第二版的改动则说明,康德意识到,从亚氏想象力推知出的先验想象力,仍缺少必要的先验规则。深入理解相关问题,则须内在地引入休谟想象力概念,以分析康德对先验想象力的推导中所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想象力的疑难在于康德未能区分经验想象力与先验想象力在综合规则上层次的差异。     

从乾坤易到礼乐易——论《乐记》对礼乐哲学和易学的双向推进

通过辨析相关文献史料,认为《乐记》乃公孙尼子所作。研究《乐记》与《周易》的关系,应当跳出以往《乐记》袭易还是易袭《乐记》的单向思维,深入比较《乐记》与《易传》思想。《乐记》创造性地援易解乐,同时创新了礼乐哲学与易学,形成礼序乐和的重要思想,将传统的以礼统乐发展为以乐统礼,由更重视秩序之“中”发展为更强调感通之“和”,建构了新的礼乐哲学和美学典范。同时,《乐记》以礼乐代乾坤,将乾坤易发展为礼乐易,成为孔子以德解易的完成式,开创了天人合一的新形式,由此奠定了它在先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维特根斯坦存在之思——《逻辑哲学论》的一种现象学素描

存在学可被视为“真（理）一逻辑地说（命题）一现成存在者”^＊＊的三方关联。存在学的主题是：为获得作为命题之正确性的真（理）,存在必须被命题规定为怎样的现成存在者。存在令维特根斯坦毕生惊异。存在问题作为灯塔,照耀、牵引维氏哲思始终。在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的前期思想中,他以显示“开路”,划分出多种不可说者,展示了让不可说者显示自身于其中的7种言说方式（特别包括命题的澄清活动与沉默）;存在展开为“不可说者——7种言说方式——不可说者在7种言说方式中显示自身”。维氏以其独特的存在之思超越了传统存在学。     

“间距化”——论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

“间距化”的基本内容有四:(一)《春秋》之辞字面义与本质义以及《春秋》之义的“间距化”;(二)《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的“间距化”;(三)《春秋》之常辞、常义与变辞、变义的“间距化”;(四)《公羊传》解释的意义与《春秋》之义的“间距化”。“间距化”形成了《春秋》之微的主要特征;是理解的障碍和误解的原因,构成了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根据;“间距化”为董仲舒发挥主观思想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