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容许行为”到“次道德”——道德评价标准理想性的丧失

道德评价标准的理想性、前瞻性是道德存在的意义,是道德导向功能、教育功能、规范功能发挥作用的理论前提。从“道德容许行为”到“次道德”范畴的提出,道德评价标准的理想性、前瞻性正在丧失,道德的规范作用、引领作用日益淡化,道德已经跌出了“道德底线”。道德在沦为经济附庸的同时丧失自己的高贵品位。因此,道德建设必须高扬理想的旗帜,实现道德评价标准理想性和现实性的有机统一。     

斯坎伦论道德动机与道德的优先性

本文的目的,是讨论欺坎伦的实质性道德动机理论(moral motivation),如何能回答"我为什么要道德"的问题,并且他如何通过这个理论来解释道德理由(moral reason)较其它理由具有优先性和重要性。我们认为,斯坎伦的动机理论,诉诸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的关系这个实质性的价值,来说明道德要求的给予理由的效力,并不能准确地描述我们的道德经验,而较之效益主义也不见得高明。其次,他对于道德价值较其它价值更重要和具有优先性的论证,也没有说服力。因为当道德价值与其它价值相冲突时,并不是道德价值总是优先的,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人们的实践,远较斯坎伦描述的为复杂。宣称道德价值总是有优先性,是一个太强的论旨,因而缺乏说服力。     

两种道德要求的分疏和转换——朱熹的"诚"、"信"之别及其对当代诚信道德建设的启示

朱熹的诚、信观建基于四书中的相关思想,他的诚意味着人从肉体的欲望中超拔出来,获得了合于天道的超越境界;他的信主要指人际交往关系中的表里如一,言行相顾。朱熹的诚、信大体上可以归为法理学家富勒所说的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两种道德类型。分别立足于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的研究范式,审视朱熹对诚、信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思考当前诚信建设的问题:第一,义务的道德提示我们应以公共法规进行诚信制度的建设,确保人们达到朱熹所谓凡事都著信之境;第二,愿望的道德提示我们回味朱熹‘诚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借助信仰力量夯实个体的诚信道德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与道德关系的一种论争 ——塞耶斯对卢克思的批评析论

卢克斯认为,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拒斥道德,对社会进行一种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又极富道德判断,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只要将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道德区分为法权的道德与解放的道德,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拒斥的只是法权的道德,而信奉的是解放的道德,这个似是而非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塞耶斯对卢克斯的观点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塞耶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道德只是历史的、相对的,而卢克斯却错误地割裂了科学与价值的关系,并基于对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错误地将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道德分割成了相对主义的法权道德与绝对主义的解放道德.实际上,塞耶斯不仅在多处误解了卢克斯,而且他本人既未能有效解决有关的道德问题,又始终摇摆在道德的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相反,卢克斯的观点对我们思考相关问题却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医生的“道德心”

“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道心”是儒家修养论的起点和归宿,演绎了完整的修养论。然而,这一传统思路目前在很多研究领域被遗忘,包括医德研究领域。强调尊重传统,用“道德心”来重新衡量医生内在的精神世界,并从祖国传统医学文献的角度,对医德这一常规命题做全新的解读。     

论人权的道德性——兼与莫纪宏教授商榷

有关人权究竟是法律权利还是道德权利的问题是人权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莫纪宏教授提出了"人权的非道德性"观点,但是否定把道德作为人权的本源并不能推出人权与道德权利没有相关性这一结论。道德是为了调整人们现实的利益关系,满足个体的利益和需要而产生的。这里的利益不是狭隘的、自私自利的个人利益概念,而是人类共同的、天然的、相通的利益,这决定了道德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人权,正是这种人类共同的、相通的利益的抽象表达和诉求,道德的利益基础决定了人权构成了现代道德的基础和核心,决定了道德与人权的相关性。人权是法律之合理性的必要前提,是作为法律之根源的道德之最核心、最本质的内涵。     

近代道德重建的可贵探索——孙中山论道德的革命与革命者的道德

道德重建是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一个重要任务。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对革命的得失进行了持续的反思,愈益清醒地认识到道德重建对于革命的重要价值。围绕着国民道德的革命与革命者的道德这两个方面,孙中山阐发了诸如人格救国、替众人服务、为主义奋斗以及为主义牺牲等道德主张。这些道德思想为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与价值引导,其合理的内容在今天仍然闪烁着历史的光辉。然而,囿于历史的与阶级的局限,孙中山的诸多道德主张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精神问题,但并未能对道德的本质与道德发展的规律进行科学的认识与探究,故未能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现实途径。     

对“小悦悦事件”的道德反思——兼论社会道德建制

在以寻求利益最大化为价值追求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依循市场的经济原则行事.市场的经济原则渗透到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之后,必然带来矛盾与冲突.如何面对矛盾冲突,在接受与正视矛盾冲突之后又当如何作为,成为摆在世人面前的尴尬难题.经济人与道德人的两难进路,虽然难于明确地、截然地取舍与平衡,但是基于共同的理性认知能力和共通的对于快乐与痛苦的感受,我们应该能够做出改变、寻找到出路.     

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精华”与“糟粕”

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既包括优良的美德,也包含腐朽的糟粕,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剔除其腐朽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概括说来,“三纲”基本上属于腐朽和束缚人性的“糟粕”,应当彻底予以否定,而“五常”则可以视为维护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重要纽带,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精华,我们要持分析和“扬弃”的态度.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必须同弘扬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紧密结合起来.     

论道德作为一种生产力——兼评王小锡教授对“道德生产力”问题的探讨

"道德生产力"与"道德资本"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经济伦理学概念,后者是前者合乎逻辑推进的结果,王小锡教授在这两个领域作了诸多积极有益的探讨,丰富了我国经济伦理学的知识理论体系.在理论上阐明"道德生产力"的道德闲限及其生产力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厘清"道德生产力"研究的应有理路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促进"道德资本"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推动我国经济伦理学的建设和发展.     

基督教“道德金律”与康德的道德律令

康德为道德寻求客观依据而确立的"道德律令"继承了基督教传统"道德金律"的普世性、律法及上帝观念,同时又从实践理性角度赋予了这种基督教传统文化思想以新的时代意义。这种新的解释具有现代科学理性及人文性特征,从而对后之学者在道德问题上的探寻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人性与道德——一种道德学的分析

揭示人性有哲学、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等多重维度,但从道德上考究人性即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讨论是主流;道德与人性的关系集中表现为人性决定道德还是道德决定人性的问题,决定道德的利益不过是人性的体现,而人性的善恶又以利益的取舍为标准,如果我们认同由伦理入道德的分析进路,那么人性就构成道德的"第二土壤";但人性又是欲望与情感的总和,利益只不过是人的欲望的现实化,就此而言,人性又构成道德的"第一土壤";因此,基于真实人性的道德学应该破除人性要素的二元对立思维,从人性的完整性、客观性出发,为正当与善提供坚实的人性基础,为"完整的人"和"自由的人"的实现提供道义支撑,真正使道德成为人的道德,而不是道德异化。     

“道德感”抑或“道德情感”——论休谟和哈奇森道德基本根据的分野

休谟和哈奇森同为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的主要代表。尽管休谟继承了哈奇森道德根据于情感的观点,但他在讨论道德根据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逐渐呈现出由“道德感”向“道德情感”转化的现象。休谟的根本目的是彻底瓦解道德感的神学基础,将道德完全奠定在人性真实的、普遍的情感之上。在基础概念的转化中,休谟一方面为道德情感增加了历史内涵,出现用历史给道德定位的显著倾向;另一方面休谟为道德情感增加了社会内涵,反映出他对道德和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因而,系统全面地辨析休谟和哈奇森关于道德根据的论述,不仅可以清晰展现两者道德学说的不同进路,还有助于把握整个道德情感主义的发展历程。     

论郭店装简“情”的内涵

通过对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等篇中的“情”义内涵的分析,本文认为其中的“情”仍然是“真实”,而不是“情感”之义。“情”在不同语境中虽有多种分析的涵义,但它们之间是统一的,皆根源于性情论之“情”。这为我们重构性情论的真实内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未发”和“已发”而言,“性”与“情”二者在郭店楚简中并不具备相互对应的特性,这与宋儒的性情论并不相同。从先秦到宋明的性情论,朱熹等人利用先秦儒家的相关文献作了创造性的转化;而Chad Hansen和A.C.Graham对中国早期文献中的“情”字义的某些观点,是值得批评的。     

道德的利益之维——兼评“利益决定道德”论

利益和道德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从利益的角度,道德可以分为无利益诉求的道德和有利益诉求的道德,而有利益诉求的道德又可以分为有物质利益诉求的道德和有精神利益诉求的道德。有利益诉求的道德与无利益诉求的道德,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     

“批判正义”与人的自由和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的正义观是一种"批判正义".这种"批判正义"大致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一,批判蒲鲁东(主义)、杜林等人"永恒正义"理念,确立正义理解的生产方式基础;二,批判资产阶级抽象人权理念,确立人权范畴的"过渡正义"性质;三,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私有制度结构的非正义制度安排,确立未来正义社会的根本实现原则--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他们的目的是要摒弃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下的狭隘的、片面的正义观念,确立一个每个人得以自由发展和全面解放自身与个性发展的正义社会.对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正义"理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道德旁观与道德消费——关于孟子“推扩”心理的再反思

与现代社会的道德旁观现象类似,《孟子》中的"见牛未见羊"现象揭示出:虽然人皆有不忍之心,但却不是人人皆能将其有所推扩。要解读这一现象,必须撇开孟子性善立场的先入为主,回到齐宣王本人的语境中审视其心理状态的变化过程。总体而言,孟子强调的不忍之心对齐宣王而言主要意味着一种心理平复所带来的道德欲求的满足。这种满足感对应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乃是一种原始意味的被动道德欲求,而孟子希冀齐宣王具备的却是一种"不谓命"式的君子道德意志。两者在外向推扩方面的动力差别造就了"见牛未见羊"现象的出现。引申而言,促使齐宣王做出行为反应的被动道德欲求更普遍地以一种旨在使行为主体获得道德满足感的消费形式存在。这致使人们往往将道德等同为一种道德消费,并因满足感获得途径的便宜而过高估计了自己践履道德的真实能力。故而每当身临困境时便习惯以一种旁观者的角色介入其中,拒绝或不能担负相应的道德责任,于此就出现了常见的道德旁观现象。因而"推扩"的心理基础或更应被理解为一种不得满足的负疚感,以及由此激发的使他人从中获得解脱的决心,而不能简单架构于恻隐之心的"人皆有之"上。     

由“道德束缚”到“道德美感”——乐道而自得的“孔颜之乐”境界

“孔颜之乐”的体验由“道德束缚”转变为“道德美感”,是源于这种美是生命主体在悟道、得道、践道的过程中,消融了道德在人生命中的紧张感、异质感,在美之陶冶中自然而然检点身心,从而自觉追求道,自觉运用礼。这种“乐在其中”体验是在道与人之生命相统一后的精神和谐。作为儒家传统命题的“孔颜之乐”在宋代以后多次被理论阐述,宋明理学家对“孔颜之乐”的诠释虽然见仁见智,但相互之间亦存在着共同点,他们在获取“乐”时重视对超越物质基础之上的内在涵养工夫,使“乐”没有摆脱儒家伦理道德成分,指向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和谐。     

探寻“积”的伦理学意蕴——荀子论道德之“积”

道德上“积”的思想是荀子论“积”的核心环节,构成荀子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荀子伦理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荀子道德上“积”的思想主要关乎人的道德品性、道德行为的积累形成,关乎个体道德人格的成长发展.“化性起伪”是道德之“积”的前提;“积善成德”是道德之“积”的主要内涵;注重学习、专心一志、实践行动和人文环境,是道德之“积”的主要方法.     

论现代临床护理决策的“非语言性”道德语境

现代临床护理决策的“非语言性”道德语境包括道德多元化、患者中心化和责任独立化三个主要方面.对“非语言性”道德语境的忽视导致了护理决策缺乏公信力.临床护理决策伦理模式的建构能使护理决策主体充分考虑“非语言性”道德语境,有利于道德争议的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