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自身意识的伦理之路——列维纳斯自身意识思想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列维纳斯的自身意识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往自身意识的伦理之路。列维纳斯对自身意识的伦理性理解有其独特性:在他看来,自身意识作为一种对于自我及其存在的伦理性意识,是对自身存在之恶和对自身被他人指控从而不得不为他人负责的意识——而这很可能触及到了意识与存在的某种更为根本的特征。进而,列维纳斯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也并不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样的存在论-生存论问题,或"为什么有存在而不是什么也没有"这样的传统形而上学问题,而是我如何为我的存在的权利进行辩护、如何为他人承担责任这样的伦理问题。由此,列维纳斯就为他的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观念进行了论证。探讨列维纳斯的自身意识思想将不仅丰富学界对自身意识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其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观念。     

通往自身意识的伦理之路——列维纳斯自身意识思想研究

列维纳斯的自身意识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往自身意识的伦理之路。列维纳斯对自身意识的伦理性理解有其独特性:在他看来,自身意识作为一种对于自我及其存在的伦理性意识,是对自身存在之恶和对自身被他人指控从而不得不为他人负责的意识——而这很可能触及到了意识与存在的某种更为根本的特征。进而,列维纳斯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也并不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样的存在论-生存论问题,或"为什么有存在而不是什么也没有"这样的传统形而上学问题,而是我如何为我的存在的权利进行辩护、如何为他人承担责任这样的伦理问题。由此,列维纳斯就为他的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观念进行了论证。探讨列维纳斯的自身意识思想将不仅丰富学界对自身意识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其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观念。     

从上帝到他人:论列维纳斯现象学神学的内在伦理进路

列维纳斯指出,上帝是一个道德行动,而不是抽象的宗教事件.在“上帝死了”之后要想保持上帝信仰,我们必须从伦理的维度对上帝进行重新阐释.列维纳斯从现象学的维度描述了人类的宗教经验,这种经验结构是一种伦理结构.上帝信仰并不是偶像崇拜,也不是神秘的个人体验,而是人与人伦理关系的最初结构,这种结构导向最高的善;爱上帝在根本上是爱邻人.     

从邻人到第三方政治——论列维纳斯的“伦理-正义”的同构性与困境

第三方和正义是列维纳斯思想的重要概念,也是其思想常被忽视的重要环节。列维纳斯的伦理学通过对存在和意识的现象学悬搁与还原,描述了一种我和他人之间原初的"面对面"关系,这是一种封闭的、原初的、超越的形而上关系。实际上,在与他人之根本关系上,诸多的第三方与正义是不可摒除、叠加其中的。第三方从一开始就介入并调校着"面对面"伦理,请求对所有人的责任——正义。第三方的介入激发了意识,随之而来的是对面容(责任)的识别、比较、计算与权衡,在这基础上,组织、规则和制度成为必需且合理的。我们要看到列维纳斯在第三方正义问题上的重要论述,他对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性的考察;也要看到他的政治理论的不足与面临的批评:深刻的神学(弥赛亚/乌托邦)政治倾向,以及在政治实践中伦理与正义的分裂。     

不安意识作为原意识——再论列维纳斯的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

以伦理学为第一哲学是列维纳斯哲学的标志性主张。学界多从列维纳斯前期《总体与无限》的思路来理解这一主张。根据这一思路,列维纳斯是通过把自我与他人的伦理关系展示为一切客体化思想(包括存在论)的条件来论证伦理学为第一哲学。但在其哲学思想的最后阶段,列维纳斯深化了对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论证:他不再是通过将伦理学视为存在论的条件来证明伦理学是第一哲学,而是通过展示出前意向性的或非意向性的原意识是一种伦理性的"不安意识",通过阐明哲学的首要问题不再是存在的意义问题而是关于"存在之正义"的伦理问题,来证成伦理学才是第一哲学。这一证成深入到了原意识层次,而且严格说来已不是论证,而是通过对原意识之伦理性的现象学描述来表明伦理学是第一哲学。列维纳斯的这一新证成是对其前期伦理思想的深化与完善。探讨他的这一工作既有助于更深入、全面地理解其以伦理学为第一哲学的主张,也有益于推进列维纳斯伦理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的比较和会通。     

论列维纳斯的政治思想——基于源初伦理的视角

传统社会契约论将人的本性界定为自我保存与提高,基于理性权衡所订立的社会契约将有助于每一个体的福祉得到稳定的保障。如此所产生的和平乃是权能与利益平衡之上的和平,缺乏一种真正伦理性的基础。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则为我们提供了对于自我/主体性的批判性理解。在他人面容投射向我的"反向-意向性"的触发之下,首要的问题不再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而是"存在如何为自己的正当性辩护"。通过对自我权能之正当性的不懈拷问,列维纳斯让我们重新审视了自我与他人的共在关系,领悟到对他人的责任同样是自我内部的源初构成性环节,从而重构了主体性:别样于权能主体性的伦理主体性。而政治只有奠定在源初伦理性——自我对他人的无限责任——的基础上,去公正地捍卫诸个体存在的伦理独一性,才能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对道德规范性的现象学解释

在日常生活中,道德规范性现象无处不在,但它面临着被怀疑论者认为只是一种假象或错误的危机。现象学观点对此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德拉蒙德借助胡塞尔式的现象学方法指出,对人格的敬重表明第一人称立场的道德规范性具有加诸行动者的客观权威;列维纳斯通过我们与他人面对面相遇的情境表明,我们对他人负有一种第二人称立场的无限责任;海德格尔则指出,“此在”在世界中的历时生存建构既体现了面向自己的第一人称道德权威,也体现了面向他人的第二人称道德责任。     

走出匿名性与去形式化 ——列维纳斯早期哲学中的主体超越

列维纳斯的早期哲学以走出实存的匿名性为最基本的问题意识,探求主体何以超越自身的形式化束缚的可能。因循列维纳斯为主体所建构的三种实存情态,列维纳斯早期对于主体超越的刻画可以概括为:匿名的实存之夜中的失眠与孤独,光之世界的滋养与死亡的逼近,以及躲避光之照亮的爱欲关系与新生。在这个过程中,列维纳斯揭示出现象学方法作为一种光学,只能引导主体与自己的死亡相遇。主体要想真正实现超越,就必须超越现象学。主体所能凭借的只有对他人的爱,也正是这种爱胜过了死亡,为主体带来永不枯竭的真正的生机与青春。     

面向他者的主体性——尼采与列维纳斯的伦理思想比较

表明上看来，尼采和列维纳斯的伦理思想似乎是截然对立的。因为尼采否定了一切超越性的维度，坚持内在性的原则，并且提出了主人道德和超人，而列维纳斯坚持一种面向他者的伦理学，并且试图重建伦理学的超越性维度。不过，从更深层的视角来看，尼采与列维纳斯的伦理思想并非只有纯粹的对立，而是有着很多基本的共识。首先，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对于人的内在性领域的肯定。对于尼采来说，这个内在性的领域就是权力意志及其所创造的意义、价值或真理，而在列维纳斯看来，这一领域就是主体通过享受和劳动所建立的内在性世界或家。其次，他们都肯定了一种无法被内在化的外在性维度，这一外在性维度在尼采的哲学中就是“偶然性”或“命运”,而在列维纳斯的哲学中则是“他者的面容”。不同之处在于，尼采所肯定的外在性没有伦理维度，而列维纳斯则明确地强调了外在性的伦理维度，并且将它理解为一种伦理意义的超越性。     

论勒维纳斯的他者理论

他人问题或主体间性问题是现象学的核心问题。为了避免重新落入"主体主义"或"唯我论"的窠臼,勒维纳斯既没有像胡塞尔那样,从认识论上用"同感"概念来构造他人,也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从生存论、存在论上用"共在"结构来描述他人;既没有像舍勒那样,用"中立的体验流"来说明"我—你/他"关系的起源,也没有用萨特的(本质上是黑格尔式的)"主奴辩证法"来刻画"自我—他人"的施虐—受虐关系,而是从"面对面"的伦理关系上肯定了他人的绝对"他异性"和"外在性",以及相对于我的至高无上的优先地位。他人是不可还原、不可表象、不可认知、不可同化的超越和无限。我是被他人绑架为其负责的"人质",我与他人的关系是一种无限地为他人负责的伦理关系。     

从内在性到超越——让·华尔对列维纳斯思想的关键性影响

让·华尔(Jean Wahl)是列维纳斯思想形成中的重要人物,却经常被忽视。在形而上的经验、感性内在性与超越的关系等问题上,华尔给予了列维纳斯重要启发。华尔提出了超越的两个向度:沉降和升越。前者向下沉至内在性,后者向上朝向绝对的他者。此处与彼岸、深度与高度、内在性与超越在华尔那里构成强烈的张力:超越寓于绝对的内在性之中,又外在于内在性;最高的主体性与最高的客体性相关。人与上帝关系的开端与本质在这种张力之中得到揭示。这些命题在列维纳斯的思想中得到了阐述和发展。列维纳斯对华尔思想的解读与吸取,一方面表明了列维纳斯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另一方面也呈现了20世纪法国哲学的一个基本主题和路径。     

从存在到亲近——列维纳斯后期意向性思想的语言阐释

尽管鲜被提及,可列维纳斯哲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意向性的转向,但这种转向直至其思想后期才依靠语言得以完成,且步履维艰:列维纳斯先是通过批判胡塞尔指出意向性的基础不是直观而是语言,再又阐明语言的这种基础定位实际上仍是将之与存在相等同,接着表示逃离存在的关键在于将以往偏执地认作是"所说"的语言澄清为"说"——因为由后者所引出的亲近正借助其历时性反对了认知占有,最终表明遭受意向性质疑的亲近本质上就是一种转向的意向性。亲近的这种转向意向性定性意义重大,因为它对现今学界列维纳斯究竟是否是现象学家的争论进行了回答。     

勒维纳斯和利科的伦理学的异同

法国现代哲学把伦理学作为一个核心问题。在现象学的框架之下,勒维纳斯和利科重新思考了主体的自由及其责任。该文简单地介绍这两位哲学家的基本观念。勒维纳斯比较强调个人对他人的无限伦理责任,而利科更强调美德,把它当作为伦理生活的出发点。虽然这些伦理立场不同而很难协调,可是它们都提供很必要的资源来思考现代伦理生活所面的困境和它的未来的可能。     

塑成作为伦理主体的父母与子女——勒维纳斯与儒家的孝道和父道

在勒维纳斯的哲学规划中,繁衍为主体打开了一种开放性的时间。在这种时间中,自我通过父道和孝道,让自身在亲子关系中成为面对他者的伦理主体。勒维纳斯对亲子关系的这种论述与儒家的慈孝存在共通之处,且能为儒家的亲子观念给出某种合理性证明。不过,由于勒维纳斯将亲子关系的重心放在为他人的伦理责任之上,他的父道和孝道观念又能为儒家的亲子伦理提供一些另类的补充说明。     

论列维纳斯伦理学的新形而上学意义

对列维纳斯来说,真正的道德只能植根于个人与他人之间的不可比拟的相互关系之中,至善只能在他人的无限王国中才能实现。列维纳斯把呈现在人人面前的"他人"提升为高于"存在"和类似"无限"的新形而上学基本概念,试图创建将伦理学设为"第一哲学"的崭新世界观,颠覆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彻底批判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不再从传统"自然权利论"出发,强调自由作为人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不能单纯依据个人主体性的原则去探索,而是首先必须把"他人"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把"他人"的存在当成考察个人自由的绝对条件,让"他人"的脸的显现成为实行德行和自由的永恒威慑力量,使"无条件尊重他人"成为自身进行德性实践的最高目标,以确保自身的自由变成为朝向"无限的他人世界"的超越活动。     

超越现象学——列维纳斯与他人问题

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列维纳斯 (1 90 6— 1 995 )从现象学出发最终又超越了现象学。通过融通思考希腊和犹太两大文明 ,通过批判反思现象学的他人学说 ,他形成了自己关于他人问题的独特看法 ,一种形而上学的伦理学观点 :超越关于他人的各种相对他性主张 ,力主他人的绝对他性地位。这既不同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认识论姿态 ,又与海德格尔、萨特和梅洛 庞蒂等人的现象学存在论立场有别。本文从列维纳斯有关意向性、时间性和主体性等问题的新思路出发 ,探讨他是如何超越现象学立场的。一、别一种意向性在现象学运动中 ,意向性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     

存在之例外与无限之发生——论列维纳斯后期哲学中的主体性

与现代哲学中各式各样反主体性和解构主体性的流行做法不同,列维纳斯以保卫主体性为其哲学宗旨。但列维纳斯所保卫的主体性既不是作为存在之环节,因而可以还原为存在的主体性,也不是自身被视为原则、根据、本原的主体性,而是一种别样的主体性。在列维纳斯哲学后期,这种主体性一方面被视为“存在的例外”,体现在我对他人的说、感受、切近与替代之中;另一方面是对无限的见证,是无限由之发生的方式。如果我们把列维纳斯所说的“主体性”视为中国哲学中“心性”的对应物,而把“存在”或“无限”视为中国哲学中“道体”的对应物,那么列维纳斯这里主体性与存在以及主体性与无限的这两种不同关系,正可视为“心性与道体”在西方哲学中的两种可能。     

欧洲哲学视野中的"知识"和"道德"——读列维纳斯《存在之外》一些感想

追问“什么”是欧洲形而上学的核心,它真正追问的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在理性观照下,事物在不同层次上的显现与本质。事物的这种显现与本质,既是它们的存在,也是关于它们的知识。但是,对于列维纳斯来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前,尚有人与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外于“知识”,外于“存在”。因为它是自由者间的关系,他者不可由“我”来显现、观照,是完全异于“我”的。因此,人与人之间首先是伦理-道德的关系,而不是知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伦理-道德外于、高于知识。然而,对于人这种有限存在者来说,他的一切知识,实质上都是对“不断（的经验事物）”的一种断,都是在不全处作出全的论断。因此,知识实乃包含着自由与责任于自身。换言之,伦理-道德也在知识中,知识实际上也是事物的一种自由的存在。因此,存在论-知识论与伦理学之关系,是否如列维纳斯所认为的那样,仍值得深究。     

无限的责任与艰难的正义 ——勒维纳斯的伦理政治

勒维纳斯以提倡“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和对他人的无限责任引领了当代法国哲学中伦理学的复兴.勒维纳斯在关于无限责任的概念基础上通过第三方的引入,建构起一种政治的可能性.这样的一种政治又因奠基在无限责任的基础上而使得正义的实现变得既必须又艰难.这种无限责任和艰难正义的结合产生了勒维纳斯独特的伦理政治.     

好客中的伦理、政治与语言——德里达对列维纳斯好客理论的解构

德里达从列维纳斯的好客理论出发,指出在绝对好客中存在一种悖论,好客只有通过不好客的方式才能够实现。这种悖论同样也出现在好客与人质的关系中,好客本质上就是要成为他人的人质,让客人成为我的主人,但在现实层面,好客和人质的法则往往使得我的每个选择都需要在实施这一绝对法则时,牺牲其他选择和人质。二者还把好客理论深入到了语言层面,对于列维纳斯而言,语言即好客,而祈祷和诗歌最接近于语言的这一主旨。德里达又指出了另一种好客的语言模式:反讽,一种在绝对好客和相对好客之间斡旋的语言。德里达对于好客的论述时常陷入两难,这与解构的主旨一脉相承,于他而言,好客应当以一种赠与礼物的方式来践行。为了不使礼物进入交换的经济学循环,我们需要既赠与礼物,又使其不成为礼物,既践行好客和正义,又时刻对其质疑。这种悖论的赠礼和好客最终导向的是一种不断的自我批判和超越,以及列维纳斯所言的"艰难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