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周易口义》的天道观与性情论

胡瑷《周易口义》的天人观上契汉唐,下启宋明.在天道观上,继承了汉代元气生成论,认为“太极”是宇宙生发的始源,“太虚”是“太极”的一种存在状态,并提出了“天体乾用”的体用观.胡瑷是基于元气生物的天道观讨论性情关系的,他将性分为纯善无恶的天地之性及人之性,人之性是禀受天地之性而来.他认为情有正与不正,而邪情是导致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节情”、“明心治性”、“养气”的工夫论.胡瑗的天道观及性情论在程颐、张载的思想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衍义体:经典诠释的新模式——以《大学衍义》为中心

"衍义"是一种解释行为,是指对文本及其意义的扩展、发挥,使之流传久远.所谓"衍义体",就是以真德秀<大学衍义>诠释体例作为典范的经典诠释方式.     

论中国经典诠释的两个基型:直释与旁通--以《易经》的诠释为例

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有没有自己的特点?经作者研究之后,感觉到传统经学的实践中确实有直释与旁通两个基型, 可惜没有受到学者充分的注意。故本论文为了具体讨论起见,特别以《易经》的诠释为例,依以下各节:一、前言,二、对“中国经典诠释基型”的界定,三、《易》籍著作的诠释体式,四、直释型诠释的方法与问题,五、旁通型诠释的方法与问题,六、结论, 来论述。其中第四、五两节又各立细目,详细讨论诠释的方法与问题。中国经典的诠释体式是依字-句-章-篇-卷逐次解释而成立低层的训诂、章句、注、笺、解、疏、说、传,甚至更有不泥于文句。而依义理而成立高层的释义、通释、通义,乃至最高层的哲理诠释。其诠释可归纳成两个基型,即依各经本身在历代表现出日新乎高明的直释诠释与依异经互释在后代表现出富有乎博大的旁通诠释。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此两型诠释之于经典正犹乾坤之于易,经典在诠释中表现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皮锡瑞《春秋》经传“借事明义之旨”辨非

皮锡瑞以“借事明义”概括《春秋》大旨,是一项错误而又有待辨析的学术主张。承认“事”的次要性、工具性和可阙性,不意味必须接受“事”的可伪性。皮氏的举证不能证明孔子和《公羊》作者同样允许“事”的假托,论证欠缺说服力。此外,“借事明义”的观点不见得符合经传的内容,掩盖了《公》《穀》二传也有强调史实的一面,因此不宜把它视作指导经传解读的有效原则。     

中国传统经典诠释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儒家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经典诠释的视角,以儒家为中心,思考在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走上“以西释中”的西化误区。我们应在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于中国传统,以经学作为中国哲学建构的主体,在经学的基础上深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子学、玄学、道学、佛学作为多元辅助,借鉴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使中国哲学史具有西方哲学的外貌而其实质却仍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以实现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非断裂性转换,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完善。     

论诠释在中医经典化形成中的意义——以《温病条辨》为中心

中医经典化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以《温病条辨》为例,探索诠释在中医经典化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温病条辨》作为一部重要的中医典籍,本身就是在阐释早期中医经典的基础上,经过了后世医家的诠释、研究和实践,才逐步确立了中医经典的地位。诠释在《温病条辨》经典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吴鞠通通过“以论释经”的传统性诠释、“以病诠经”的临床实践性诠释、社会性传播诠释和学术性传播诠释,使其根于经典、成于临床、要在革新、广泛流传、普遍接受,创造性地促进了《温病条辨》经典化的形成。

     

从“内在诠释”层面看《以赛亚书》中“创造与救赎”神学观念的演变与发展

从"内在诠释"层面看,《以赛亚书》三个部分所揭示的以色列民穷通顺逆的不同历史处境,是以色列体认上帝的创造和救赎的"前理解"的基础。正是不同阶段的处境,引发了本书对创造和救赎观念的增广和演进,并在创造和救赎之间始终维系着一种美妙的平衡。     

译作经典的生成:以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为例

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对人物视角下外部客观世界以及人物内心世界两方面的刻画是极其成功的,尽显其艺术至上的创作理念。小说原作中的上述特点在李健吾的译作中得到近乎完美的再现。本文以李健吾的翻译观、艺术观为阐释依据,结合他对福氏艺术理念的不俗把握,通过对《包法利夫人》不同汉译本的比较,试图展示李健吾译本对原作两大特色的成功诠释,探讨其译作的经典之处,进而指出译者与作者艺术理念与审美追求的契合在翻译文学经典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易经》“天”“帝”超越意义的诠释

上古“鬼”“神”的分别是：“鬼”指人鬼,其他为“神”。《易经》有“鬼”字无“神”字,并非没有神的观念,而是没有“神”的概念。《易经》的“天”“帝”即神。“天”是至上神,即超凡存在者;“帝”与“天”同义,同位同格。“天”“帝”不仅是至上神,而且是唯一神。蓍筮不是超凡的,而是超验的,即人的一种超越经验世界而通达超凡者的努力。《易经》的超越观念存在矛盾：一方面肯定帝王的超验性、神圣性,另一方面又解构帝王的超验性,否定帝王的神圣性。     

弗洛伊德所说的“性”——以《精神分析引论》为具体文本

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种种问题和考验，其中之一就是对精神分析的误解，尤其认为“精神分析就是谈性的”，以及由此而产生地对精神分析的抵触与反对。以《精神分析引论》为具体本，本力图梳理并整理出弗洛伊德所说的“性”的涵义，以此来澄清人们对精神分析的某些误解。首先，弗洛伊德不同意人们对“性”的一般见解。他认为儿童是有性生活的。婴儿的性生活分为三个阶段：口欲期、肛欲期、生殖器期。经过后天的发展和教育，成人的性生活分为两类：正常的性生活和非常态的即倒错的性生活。而倒错的性生活也就是婴儿的性生活。最后，弗洛伊德认为“性”应包括三部分：生殖机能的性、倒错的性和儿童的性，即“广义的性。”此即为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所说的“性”。     

亚里士多德论运动与现实的区分——以《形而上学》Θ6中的“观看”为例

在《形而上学》Θ6的1048b18-35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运动和现实,认为同一项活动不可能既是运动又是“严格意义的现实”。本文旨在阐明这一区分的内涵。通过考察“观看”这一典型例子,可以发现一项活动是运动还是“严格意义的现实”,取决于我们所采取的视角。从动力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现实都是运动;而从形式的角度来看,只有一些运动,因其在形式上具有完备性,而成为“严格意义的现实”。因此,“观看”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活动可以同时被称为运动和“严格意义的现实”。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朱熹《孟子集注》的诠释特色及其时代性分析

朱熹《孟子集注》的诠释特色是既借助经典诠释创新哲学体系,又尽量重视古注,追求本义;前者是对时代的呼应,后者是对经典的尊重。由此在诠释实践中弱化了“本体”与“方法”的紧张,强化了“原意”与“用心”的统一,发展了中国特异于西方的诠释传统。     

物的能动性及其意义世界的建构——以湖南新化“还都猖愿”仪式中的纸扎为例

纸扎是一种兼具艺术性和宗教性的民间工艺品,在传统民间信仰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是人神沟通的媒介和社会关系连接的纽带。纸扎是静态呈现的,随着仪式展开而具有流动性。在人与物的互动流转中,纸扎发挥其主体能动性作用建构神性秩序、关系网络及其意义世界,形塑地方社会,又进一步巩固其生存发展基础。纸扎作为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视角,可以成为我们研究宗教的一个新的向度。     

戴震哲学方法论新探——以“解释学循环”为视角的观察

利用"解释学循环"理论来考察和评论戴震的哲学方法论,学界已有之阐述还存在层次不明和理解偏失的问题。通过梳理和区分"解释学循环"的三重含义,以此对照考察戴震的哲学方法论论述,可知其一方面有与现代哲学解释学相通的地方,另一方面亦有自身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对比,戴震哲学方法论的合理价值、独有特色及其不足,亦得以明白彰显。     

严遵释老的文本结构、解说体例与阐释方法——以《老子指归》为考察对象

《老子指归》是西汉后期解释《老子》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作者严遵尊崇老庄而又精于易学,会聚众书而成《老子指归》,释老风格颇为独特。在文本结构上,《老子指归》以德经四十章为上经,道经三十二章为下经,其分章契合于天地阴阳之数。在解说体例上,《老子指归》采取义理式的诠释,而非训诂式的通达文义,其概念分析具有明显的哲学意蕴。在诠释方法上,严遵依循老子要旨,以"道""德""神明""太和"贯通全篇,体现出体系性、融贯性的诠释方法;并援引《庄子》《周易》中的语言与思想阐发《老子》,运用了跨文本的诠释方法。严遵在对《老子》思想进行体系化诠释的同时,显现出其自身思想的体系化。     

在“天使”和“野兽”——西方哲学方法论的人性论视角

可以说，自有哲学以来，凡是讨论到人，讨论到人的本性的学说，无不首先必须说明他们所说的人，到底是现实物质的人，还是以某种以纯粹精神为其本性的人。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构成了哲学史上论争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通过简单梳理历史上基于人性问题而展开的若干争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西方主导思维方法即其哲学方法论在深层次上的观念基础。     

儒家生命伦理的原则及其实践方式——以“生”为视角

以儒学的进路探究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建构方式,离不开对儒家生命概念的特定内涵及其言说方式的准确解读。在此前提下,我们才能有效发掘儒家生命伦理思想的精神旨趣,并以一种开放眼光将之融入当代生命伦理学语境中,从而构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儒家生命伦理学。     

“符号化的孔子”与“历史的孔子”——以吴虞批孔为中心的讨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大多数学者在对孔子的认识与评价上,存在着一个“共时性”的逻辑思维定势:将孔子原生儒家与后世儒家相混同,“诠释暴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就是当时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我们今天拂去历史的尘埃,小心翼翼地从“符号化的孔子”中剥离出“历史的孔子”,不仅具有“求真”层面的学术意义,也具有“求实”层面的现实意义。     

《管子》论“静”及现代意义

"天燥有雨,人燥有祸。"人要"平心静气"地去做事才能成功;《管子》中很详细地论述了"静",指出了"中不静,心不治"、"心能执静,道将自定"、"静则得之,躁则失之",其中道理对现代浮躁的人们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道家思想的曲折发展及其现代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与孔子差不多生活在同一时代,但面对同样的“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老子却提出了不同于孔子的解决方案。如果说,孔子提出了仁和礼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倾向于用礼乐教化的方法来重建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那么,老子则提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通过对社会文明异化的批判,来解构仁和礼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约束而导致的人的异化,以实现对个体生命的关怀。老子以后,道家思想经历了战国中期的庄子、秦汉之时的黄老、魏晋时期的玄学等不同的阶段。魏晋玄学以后,从道家学派史的角度看,道家学派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但其思想理论在与儒家和佛家的相互借鉴、融合与渗透中,主要通过道教学者对道家著作的注疏和对道教思想的发挥,而继续不断地得到新的发展,并始终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生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而儒、佛两家对道家思想的借鉴、吸收和发挥(例如宋明理学和禅宗),是否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看作是道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延续和发展,也值得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主要探讨道家思想在历史上的曲折发展,特别是从道与儒、佛的关系中来揭示其曲折发展的特点、独特的社会作用,并探讨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