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寺院与佛像

汉地佛教寺院在汉代时主要按汉代的官署布局建造,不少官吏、贵族、富人舍宅为寺,由此沿袭下来,佛寺的格局总体上与中国传统的院落形式相似。院落重重,层层递进,回廊相绕,引人入胜。唐代以前,汉地佛寺主要有石窟寺、塔庙两种形式。北魏至唐代,相继开凿了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供奉石刻佛像,绘制精美壁画,并在石窟周围建立寺院。“天下名山僧占多”,随着佛教的传播,僧人在封建王朝的扶持下,在风景秀丽的名山建立了众多佛寺。塔庙,也称浮图寺,它以塔为中心,周围建以殿堂、僧舍。塔中供奉着舍利、佛像等,是寺院的中心…     

隋大兴城佛寺考

隋唐佛教大兴,京城大兴城佛寺林立。迄今为止,对隋代大兴城佛教寺院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涉及者主要关注唐长安时期寺院情况。本文着眼在佛寺以及少量的佛堂,不涉及内道场,研究范围为皇城之外的坊区。通过综合考察研究,共得佛寺116座,其中僧寺91,尼寺25。同时,发现大兴城佛寺的分布很不平衡,北多南少、西多东少,有65坊的佛寺存在史料记载。寺院的建造集中在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炀帝大业七年(611)之后急剧衰落。同时与116座佛寺有关之重要佛教人事亦一并择要录出,以见当年大兴城佛学研习与佛教流传之概况。     

佛教世间化视域下的晚明题寺诗研究——以紫柏真可为中心

寺院是佛教僧团居住、修道、弘法的场所,也是僧团活动的基地。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批寺院在各地兴建起来,成为佛教兴盛的体现与标志。北朝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洛阳城郊佛寺之盛,“京城表里,凡一千余寺”。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也体现了南朝佛教的发展盛况。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众多寺院形成大大小小的经济实体和文化中心,并发挥了广泛的社会作用。     

山东龙口市南山禅寺

正一、寺院历史南山禅寺原名石泉寺,为山东龙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寺庙。据史书记载:佛教在唐代时传入龙口,自唐至清,佛教兴盛,全县800余村,均建有庙宇,境内著名寺观有三观八寺之称,石泉寺位居八寺之首。寺名原称昭庆寺,唐代贞观元年(627)初建,宋建隆、明万历、清雍正、光绪年间屡经重修。鼎盛时,庙容金碧辉煌,为邑内一大胜景。寺址位     

略论北魏佛教寺院之功能——以《洛阳伽蓝记》为中心

<正>由于北魏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佛教得到了迅速发展,域内宝刹林立、香火鼎盛,盛况空前。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记载：“至于晋室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1]而及至北魏末年,各州郡所立寺院已达三万余所。《魏书》中云：“（北魏）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2]北魏佛教之盛,可见一斑。本文将以对北魏洛阳佛寺记载翔实的《洛阳伽蓝记》为文献基础,对当时佛寺的社会功能做些初步考究。     

发凡起例 彰往考来 《西明东夏：唐代长安西明寺与丝绸之路》评介

<正>在中国宗教研究中，唐代佛教是一个具有恒久魅力的领域。20世纪后期以来，国内外有关唐代寺院、丝绸之路的佛教研究，有向纵深推进的趋势，近十年间更成为新的热点。在这方面，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湛如教授近作《西明东夏：唐代长安西明寺与丝绸之路》（中华书局，2022年）。该书不但对以西明寺为中心的佛教史事彰往考来，更于寺院史研究发凡起例，可谓“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     

唐代河东佛寺地理分布研究

以五台山为代表,唐代河东地区佛教发展迅速,境内旧存和新建佛寺众多,寺院林立,各州县均有佛寺分布。受自然条件限制,在经济、政治、交通、人口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之下,佛寺分布呈现不同特点,密集程度不一。对于佛寺分布的研究,可以认识唐代河东地区佛教的发展情况。     

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斯里兰卡

本刊讯 应斯里兰卡佛教部邀请，以中国佛教协会刀述仁副会长为团长的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行9人，于4月16日至22日对斯里兰卡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友好访问。　　访问期间，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行拜访了斯里兰卡佛教三派四方（暹罗派的马尔瓦特寺教派、阿斯吉里教派，上缅甸派的阿摩罗普拉教派，下缅甸派的罗曼纳教派）的领导人，还分别参访了凯拉尼亚皇家佛寺、大菩提会、智严佛学院、阿鲁寺，圣菩提寺、无畏山寺、佛牙寺等十余所著名佛教寺院。在与斯里兰卡佛教界领导人、各寺院住持长老的会见中，双方愉快地回顾了两国佛教友好交流的历史，探讨和展…     

罗睺寺

在五台山佛教中心区台怀镇,著名古刹显通寺东南侧,有一座保存完好的黄庙,这就是罗睺寺。罗睺寺旧为五台山五大禅林之一,现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寺院。寺内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月御制碑记云:“罗睺寺者,灵鹫之精蓝,祗园之名刹也。”可知它很早就是有名的寺院。它占地     

唐代经济和佛教兴衰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唐代佛教本身又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过程。以往的史家一般都以为:唐代佛教的兴衰决定于帝王们的好恶,而帝王们对佛教的态度又为他们与佛、道、儒三放的不同关系所左右。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对唐代佛教兴衰的原因作出科学的解释。本文拟从考察唐代经济和佛教关系入手,略陈管见,就正大方。一、武德、贞观年间佛教的恢复和沙汰僧尼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到隋代已经相当繁兴。据《法苑珠林》记载,当时有寺3985所,度僧尼236300余人;造像110430躯;译经82部。但遭隋末兵乱又一度中衰,“佛寺僧坊,并随灰烬,众僧分散,颠仆沟壑”。以致到唐初“天下寺庙遭隋季凋残,缁侣     

小记五台山七佛寺

站在台怀镇地面的北部,翘首北望,可以看见一座巍峨壮观的宝塔耸立云霄。这座宝塔的所在地就是五台山七佛寺。七佛寺名称源于《长阿含经》,《长阿含经》载:在释迦牟尼之前已有六佛,即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图、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与释迦牟尼佛统称“过去七佛”。七佛寺之名即缘由于此。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演法道场,又因文殊菩萨曾为七佛之师,因而为之立寺,以作纪念。五台山别的寺院均以文殊菩萨为主要供养的对象,唯独此寺以七佛为供养主尊,这是十分独特的一个佛教现象。沿着寺前弯曲的水泥小路向上攀登,天王殿额“七佛寺”三…     

大理古城的佛教建筑--以崇圣寺为例

大理处于中国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交汇口,是多种文化的交汇地带。大理所遗留的文化遗产种类繁多,是人类文化遗产最密集和杰出的一个区域。唐代中期佛教传入大理地区,并成为南诏国的国教,佛教成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自此成为大理地区盛行的宗教,佛教建筑盛行。大理佛寺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崇圣寺。以崇圣寺为例来介绍大理古城的佛教建筑。     

当代村镇寺庙存在状态调查--以浙中金华诸村镇为例

“寺”,原意是官署。《汉书》注曰:凡官庭所在皆谓之寺。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寺又指寺院,而自东汉“白马驮经”这一佛事典故后。虽然作为官署的“寺”仍然存在,但不久即逐渐成为中国佛教寺院的专称了。“庙”,本为奉祀祖先的处所,所以又称祖庙、宗庙。后来,人们把对一地有特殊贡献的人物也立庙奉祀。所以说寺、庙有着明显的区别,但由于佛教诸神和民间神鬼信仰长期以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佛、菩萨、人神等在人们心中的界限并不明确,所以在普通民众中往往寺、     

千年尚存的辽代佛塔

公元9世纪，居住在我国北方的契丹族崛起，占据北方大部分地区。公元947年，建立了大辽王朝。辽代各皇帝笃信佛教，在各京城与州城里建造佛寺，佛寺中建立佛塔，其数量之多，足以说明当时佛教发展的状态。辽代寺院规模比较大，有的建塔，有的不建塔。建塔是根据寺院的经济状况和各宗派主持人来决定的。凡在寺院内建塔，都将塔建在寺院中轴线上，大雄宝殿的前端或者山门外，完全是仿照唐代佛寺市局风格。辽代塔造型基本相似，从总体观察，各种塔具有基本的标准式样。辽塔平面呈八角形，有繁复的基座；第一层塔身特别高，自第二层起做密檐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贵州佛教

贵州地处祖国边陲，文化落后，佛教传人较晚，相传于唐代传人。到了宋代，黔北已有福源寺、万寿寺、鼎山寺、永安寺等。从元至正初起，贵阳、安顺、铜仁、黔南等地已广建梵刹，且殿宇崇宏，佛像庄严。明朝以来，统治者用佛法“化愚俗，弭边患”，贵州佛教大兴。清中叶发展到“三里一庵，五里一寺”，贵州佛教达到鼎盛。清末到民国时期，贵州佛教渐处式微。主要原因是后继乏人，寺院管理不善，戒律松弛；新学兴办，一些寺院被改为学堂；战争不断，寺庙常被军队和政府占用。     

明代南京佛寺知多少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提起历史上的南京佛寺,相信每个人都会吟诵起杜牧的这首千古名篇《江南春》。的确,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南京,南朝时各朝先后建都于此,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南京佛教盛极一时,成为全国重要的佛教中心,佛寺多达700余所,“南朝四百八十寺”为当时南京佛教、佛寺繁盛的形象说法。南朝以后,南京政治地位下降,佛教时有兴盛,断续发展,但已远不及南朝,佛寺数量大减。到了明代,南京先后作为首都和留都,政治地位提高,再次成为全国的重要佛教中心,佛寺大量修建,为南朝以后又一高峰。登…     

成都佛教文化珍品展展品选登(上)

密不示人的成都各大寺院历代珍藏,于9月27日至10月17日在成都大慈寺举行的“中国·成都佛教文化展”上,首次向中外游人展出。这批稀世珍品包括释迦牟尼佛舍利、高僧玄奘顶骨舍利,唐代雕塑观音像等。这些佛教文化的宝藏,是从成都市文殊院、昭觉寺、宝光寺、大慈寺、石经寺、龙兴寺、观音寺、铁像寺等寺院浩瀚的佛教文化遗产中层层遴选出来的。展品中有价值连城的镇寺之宝;有唐、宋、明、清以来的精雕圣像,有历代精心收藏的佛教经籍宝藏写经和经书刻板,如精美绝伦的贝叶经,金银粉写经、血写经及令人叹为观止的石经书刻板等;有密不示人的法器、…     

“伽蓝七堂”之疑

“伽蓝七堂”（或称“七堂伽蓝”）,近年来被广泛使用却又含义模糊,带来了大量的误读。就笔者所见,众多寺院的介绍中都称伽蓝七堂为其建筑制度,不少寺院建设时以此为参照。一些专业机构也受影响,专门介绍称：“宋代以后,汉传佛教寺院的建筑平面逐步模式化,形成了‘伽蓝七堂制’。即：佛寺通常坐北朝南,沿山门南北中轴线,保持一定的距离修建若干殿堂,殿堂建筑大致按以下顺序……”《汉化佛教与佛寺》中称“唐宋时代,按常规,佛寺须有‘七堂伽蓝’,即七种不同用途的建筑物。”     

“拔苦”与“威仪”:宋代佛寺声钟丧俗考论

佛寺声钟丧仪是朝廷特命某些寺院专为去世的皇室人员和重要品官持续击钟若干杵之礼俗,体现着佛教的"拔苦"义理和皇家的政治"威仪"。佛寺声钟丧仪的声钟对象、声钟寺院和声钟杵数等虽在宋真宗景德年间制度化,但文献稀见北宋时期国丧和臣丧佛寺声钟丧仪事例。南宋时期一定程度地践行了佛寺声钟丧仪,除了帝后等人丧仪外尚能降礼于个别重臣、权臣及其亲属。佛寺声钟的杵数常因逝者身份不同而有所变化,未能形成固定的佛寺声钟杵数。宋代创设的佛寺声钟丧仪至明清时期尚用于部分帝后的国丧活动中,声钟杵数亦完全定制为三万杵。佛寺声钟丧仪自北宋真宗景德年间定制,至雍正去世清廷诏命京师寺观为其声钟三万杵而终结。在宋、明、清时期的国丧活动中屡有施行,反映着国家礼制与社会信俗之间的互动与合流的文化意蕴。     

《新编金山志》评介

古人有云:“天下名山僧占多”,盖以佛寺多居山林名胜处之故。当代已有许多人提出异议,认为应改一字为“天下名山僧建多”。我国僧人向来崇奉“人间佛教”,主张“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凡创立寺院,经常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从客观方面说,在开发和保护山林、旅游资源,服务于社会、人民,与海内外七众密切联系等方面,都起到了极好的作用。即从驰名海内外的金山寺来说,到如今,究竟是山以寺著还是寺以山名,已经很难划分清楚。山寺合观,始称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