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境菩萨行:欧阳渐晚年的教法思想体系

欧阳竟无先生晚年创立的教法思想体系,是近现代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教思想体系之一。本文首先从“佛境菩萨行”的教法纲领、“立教”及作为文字教法的“佛学四科”三个方面,精细地考察了欧阳这一教法思想体系的内涵;接着将欧阳的判教思想与近代以来另外两大判教体系（太虚及韩清净二人的判教体系）加以比较,阐述欧阳判教体系的特质。同时指出如何将欧阳偏向“佛教化”的判教思想体系与太虚偏向“中国化”的判教思想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加以整合,实现“佛教的真精神”与“当代中国机性” 的协调,当是近代佛学巨匠遗留给当代中国佛教的一大思想主题。     

净影慧远与嘉祥吉藏的判教思想及其意义

慧远以二藏、四宗、顿渐局来判释佛陀所说经教.吉藏则以二藏三法轮来判释佛教经教.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皆以二藏判教思想为旨归.慧远、吉藏的二藏判教思想,是对整个南北朝判教思想的总结,标志着南北朝佛教判教思想的成熟.     

南北朝判教略说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各种佛教判教学说。判教亦称教相判释 ,萌芽于大乘经典中对大小二乘的分判 ,由来华梵僧译介经论时将其传入 ,为中土高僧所继承和发展。在南朝 ,自慧观分二教五时始 ,经刘虬、成论师的发挥 ,形成了三教五时等判教。北朝的判教学说以地论师为主 ,出现了四宗、五宗、六宗等异说。南北朝判教是自印度传入的佛教获得创造性发展、实现自身形态中国化的非常关键的一步 ,是中国佛教创宗立派的先声     

摄禅归教与摄教归禅:牟宗三禅教一致论之反思

牟宗三先生基于宗密的禅教一致论,提出了以慧能禅与天台相匹配为最高的新禅教一致论,其基础在于以存有论为核心的哲学立场。但牟先生此理论有三点可质疑之处:判教标准转移、教内之教外别传与牟式禅教一致论之不足。经过质疑之反思,牟先生仅关注佛教义理的判教标准被拓展为兼顾佛教义理与修行证悟的新标准,并依此判教,得出禅宗较之天台宗更为圆融的结论。     

20世纪天台判教研究综述

在 2 0世纪出现的中国佛教研究的重大成果中 ,凡是涉及到天台宗的 ,大都注意到了天台宗的判教。纵览先贤时彦的这些成果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关天台宗判教的共识。在这些成果的相互比较中 ,也可以看出各家研究的个性和特色。有关天台宗判教的共识大致有以下几点 :1 .都将智大师对全部佛教经典和理论所作的“五时八教”判释视为天台佛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并且当作天台宗与其他宗派互相区别的基本标志 ;2 .都对“五时八教”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详尽而明晰的解释和说明 ,由于所据原典大致相同 ,所以大家在此一点上基本没有什么分歧 ;3.都注意到智…     

崇圣法师及其三宗义

唐开元年间崇圣寺僧尘外,又号檀子法师,著有《金刚般若经疏》等。其所立三宗义,将佛教判摄为法相、破相、法性三宗,是从法藏四教判改造而来、具有转折意义的判教理论,并对宗密的判教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从判教看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

正太虚面对近代社会危机及佛教自身的危机,提出了新的判教体系,并展开了"人生佛教"的新佛化运动。"人生佛教"是以他对佛法的判摄和对时机的判断为基础的,从判教思想契入能够更清晰地把握他的思想的教理基础,也更能理解"人生佛教"的时代意义。一清末至民国是一个中西古今文化相互碰撞之下,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解构和重构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在民国佛教判教活动中充分表现     

多罗那他大师判教思想论略

藏传佛教的判教是判别佛教显密教法次第和高下的理论.多罗那他大师作为明代藏地藏传佛教觉囊派的中兴大师,他通过宗义阐释和密宗经典梳理的方式,对佛教显密教法进行了判释,立“大中观”为自派的“了义”见.这既是多罗那他大师修证体悟的结果,也是当时时代背景下回击藏传佛教其它教派诋毁、维护觉囊派独立的现实选择.     

中国佛教大乘意识的萌芽与树立

一、序论：印度佛教的大乘意识 在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中国佛教学者不但面临着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化与诠释印度佛教的问题;更是对印度佛教的继承与扬弃,表现为中国佛教最终舍弃与吸收了小乘佛教,建构了中国大乘佛教的核心体系。但是,中国佛教大乘意识的萌芽与发展,是经过南北朝佛教漫长的批判与转化,伴随着印度佛典的翻译、判教...     

袁宏道《西方合论》净土思想初探

本文分别从佛教的教、理、行、果四个方面,对袁宏道的《西方合论》进行研究,探索其净土思想。通过分析宏道的判教原理、净土实存之证明及信、愿、悟并进的修行理论,反映出其显净理、破狂禅的宏法目的。     

推动佛教事业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正清末民初以来,在杨仁山、寄禅、圆瑛、太虚、弘一、虚云、谛闲、欧阳竟无、印顺、赵朴初等高僧大德的努力下,衰微到极的中国汉传佛教展现出勃勃生机。尤其是太虚大师,一生致力于革新中国佛教文化传统中的积弊,一方面重新确立中国佛教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试图发扬中国佛教精神来救治西方文明泛滥所造成的世界性灾难。他提出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划时代理念,成为两岸三地佛教在不同阶段实现现代转型的一面旗帜,影响持续至今。本期邓莉雅著《从判教看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一文,以"判教"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了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产生的因缘、     

慧苑三教关系思想及其地位新论

慧苑的三教关系思想长期以来未受到学界的应有重视和深入发掘,甚至遭到曲解,事实上慧苑的三教关系思想具有分判三教和融通三教两方面相结合的深刻内涵,即在分判佛教与儒道二教的差异基础上,力图以佛教特别是华严宗统摄和融通儒道二教而将儒佛道三教调合成一个彼此融通的系统化统一整体,慧苑三教关系思想的深刻内涵实际上与中国佛教(含华严宗...     

台教关钥一《天台四教仪》略析

高丽国僧人谛观所录的《天台四教仪》(以下简称《四教仪》),在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书对天台智者大师五时八教判教理论作了提纲挈领式的总结,学者资之可了解天台一家教旨的纲宗,有力地促进了天台佛学的推广与普及。不过我们在研究《四教仪》时应注意天台教判学说所固有的圆融精神,避免以偏概全的过患。     

论天台智顗判教的三条标准

天台智者大师诠释《法华经》的目的,旨在将佛陀整个说教看成一个前后连贯的体系,其判释各种教相即是对一代佛教作体系化的梳理。大师之判教相,即是设立三条判教的标准,以为诸教有关教化方法和内容性质的特征做纲领性的定位。一曰根性融不融,二为化道始终不始终,三是师弟远近不远近。以下分述之。     

对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中"同教"部分之概念"乘"的解析

“乘”这一词,本义是运输工具,指车乘,在佛教经典中,用它来比喻能够运送众生到解脱果地的佛陀教法。以“乘”判教的源头在印度,佛典传译到中国之后,这个词又衍化出更为复杂的涵义。《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是法藏的判教论著,也是法藏的佛学概论,其在讲说“同教”时,把佛陀一代说法,进行了分乘。我们把这些关于“乘”的名相,进行分析。     

显密之理，相应一贯——太虚大师融通汉藏显密佛教的思想

基于中国传统佛教而倡导人间佛教的太虚大师，对民国时期的密宗热潮进行抉择，并着力于汉藏显密佛教的融通。在戒律与判教方面，他批评日本密宗，赞扬重视戒律与次第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针对藏传佛教的缺陷，太虚强调树立人间佛教大旗的重要性。他从教理、行持、果证等方面说明显密佛教圆融不二，提倡汉藏佛教互相修学，坚持汉传佛教立足自身以求振兴。     

西夏佛教之“系统性”初探

本文试图重构“西夏汉传佛教系统”,认为西夏佛教基础是辽代“圆教”信仰.此信仰基础来自于晚唐华严思想,可见西夏汉传佛教以“华严信仰”为主.西夏有两个佛教传统,即是“官方”佛教与“民间”佛教.前者最早传入西夏,思想基础为汉传佛教；藏传传统传入时代较晚,最初流传在民间.在西夏“判教”体系中,语言标准需要由“官方/民间”的标准加以补充.“官方/民间”佛教成为西夏佛教之“大传统”.     

悲智等运 严土利生——惟贤法师谈“人间佛教”思想

3月2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会长扩大会议,借此机会,笔者就“人间佛教”思想的有关问题,采访了前来参加会议的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惟贤法师。问:中国佛教的发展和未来的走向,无疑是走“人间佛教”之路。法师一贯提倡“人间佛教”思想,请问这一思想的提出,与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思想有什么内在关系?答:“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是基于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思想而来的。太虚法师将佛法判摄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教之佛本,三期三系:“教”指佛的遗教,为整个佛教所依从之根本。“三期”:指佛灭度后…     

慈悲与愿力:净影慧远判教观中的佛陀与众生

慧远的判教观,可以从佛陀与信众两个层面理解。佛陀层面,慧远从根本上否定以时间为判教依据的"顿渐五时判教"。慧远根据佛陀慈悲济世的立教本怀,认为佛陀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为追求大乘的信众开示究竟佛法,而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佛陀所说的大乘经教都是平等究竟的。信众层面,慧远认为声闻众和菩萨众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智力"而在"愿力",强调"愿力"在大乘佛教信仰中的核心地位。     

南北朝至隋唐解经体例的演变与发展——以《观经》四家注疏为中心

南北朝至隋唐是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佛教,随着佛典汉译的逐渐成熟,对佛典的传译、研习和阐释等活动也方兴未艾。僧众对教理的理解逐渐加深和佛教教义的弘传,讲习之风兴起,这促使南北朝时期许多著名的学派和僧人,围绕着佛性论、当常、现常等理论焦点问题展开讨论,诸学派间呈现出一种博弈消长的关系。中国佛教的解经体例在高僧们对佛典的注疏中逐渐形成并体现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方面,僧人们的解经体例大都遵循着各自学派的判教思想;另一方面,解经体例伴随着理论焦点的转移也有所改变,在继承原有解经方法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与创新。如《观经》四家注疏就体现了这种解经体例的演变,从"五要"→"五重玄义"→"六门要义"→"七门料简"。尤其这四家注疏的高僧又分别是地论学派净影慧远、三论宗吉藏、天台宗智顗与净土宗善导,四位高僧各自分属不同的学派系统和判教系统。通过研究同一部经典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派僧人中的解经方式,更能够深入地理解南北朝到隋唐之际解经模式的演变过程及佛教中国化的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