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性话语到人民话语——关于毛泽东人民话语建构的一项考察

青年毛泽东受时代思潮影响,接受了国民性改造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分析方法,帮助毛泽东完成了对国民性话语的扬弃,创立了以阶级分析为基础、人民性为核心、合法性建构为目的、纳入和包容为基点的独具特色的人民话语。人民话语对国民性话语的扬弃,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任务和国民性话语本身的局限使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则为超越国民性话语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条件。人民话语与国民性话语之间是扬弃、超越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对立和否定。     

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

要求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改造,是中国近代思想领域的一件大事,它曾受到几代中国改革者的持续关注。何谓“国民性”?使用这一概念的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均未对此作出定义性的明确说明,而当代的研究者们则众说纷纭,认识很不统一。显然,欲求对此取得共识尚须时日。不过,对这一问题的暂时搁置并不影响我们对近代的“国民性改造”问题作进一步的认识、探讨。这是因为,从这一问题提出之日起,提出者们所说的“国民性”乃是指中国“民性”、“积习”中的“劣根性”,亦即当时中国民众在心理、精神、观念、行为习惯各种方面所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缺点、…     

世纪末的焦灼与期待──评《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

世纪末的焦灼与期待──评《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潘自勉自鸦叶战争始．一、大批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为近代中国的国富民强进行了苦苦的思索和不懈的奋斗,从他们的思想理论和实践行动中,可以发现一条明晰的线索,这就是从对器物的表层模仿转向对社会制度的政治批判,然后再进到对人的文化分析。因此．国民性问题便成了中国人自近代以来的自我认识的迫切要求。它实质上是中国人为了适应现代化的挑战而必须自我革命的重要问题。它既有地域性和时代性,又有人类文化比较的同一性。这意味着对它的理解和认识,必须广泛承认和接纳世界各民防泊Ｏ优秀文化传统才可能获得更合理的答案,必须走向现代人类社会公认的文化与价值标准才可能获得更具体的操作意义,从而获得更大的实践上的成功。最近,中山大学青年学者任剑涛同志的新著《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月出版）,正是一部对中国国民性进行系统探讨的专著。读毕．深感国民性问题不仅仅是当前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更新我们社会历史传统的长期艰巨的文化改造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恰如作者所指出的,是历史提出的严峻课题。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借助多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方法论评析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相对冷清的今天,我读到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高瑞泉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以下简称《思潮》,引文只注页码）一书,感到特别的高兴。在SO年代,有不少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分别作了一些研究。gO年代初,在冯契先生指导下,上海的学者组织撰写“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出版了几部有份量的研究近代各个社会思潮的专著。《思潮》则是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作进一步研究的结集。这部书～方面是分别深入地研究了在近代中国比较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对不少思潮产生的根源、思潮的特点、思潮演变的理…     

解脱与救赎——近代中国审美静观的路径分歧与演进逻辑

近代中国学者引介西方美学并以此观照和改造中国传统美学,提出了审美静观说。在立人启蒙的同一历史语境下,由于个性气质、文化心态的差异,服膺叔本华意志美学的王国维和汲取席勒美学思想的丰子恺分别形成了"人生解脱"到"人性救赎"两种路径的审美静观思想。梳理近代中国审美静观的路径分歧及其演进逻辑,既能管窥近代中国美学思潮的时代变迁,又可探讨近代中国学者美学本土化的心路历程及其经验得失。     

中国近代史上伦理观念的变革

中国近代伦理观念经历了一个变革过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潮同代表封建顽固势力的旧思潮进行了较量,而进步思潮的主流属于前期的改良主义思想和后期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中国资产阶级伦理思想形成、产生和发展,以国内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步发展为基础,以近代西方伦理学说的输入为条件,以改造中国传统思想、促成中西文化思想的溶合为途径。中国近代进步思想家,在接触和吸取西方文化思想过程中,曾力图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这种伦理思想,在激励爱国主义道德情操,批判封建纲常伦理,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提供道德依据等方面起了历史进步作用。国际国内的特殊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西方有关理论思想的移植,它对封建伦理并没有作出系统地批判性总结,更未能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占过统治地位。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戊戌思潮的继承与超越

今年是五四运动８０周年，去年则是戊戌维新运动１００周年。这两次运动在性质上虽有差异，且时间相隔２１年，但就思潮而言，两者又有明显的内在联系。弄清戊戌与五四的内在联系，对于正确认识五四，正确评价戊戌，从整体上把握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历程，都是十分必要的。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民主与科学；两个中心：道德革命与文学革命；为实现这些而发动的反孔斗争和国民性改造，均发端于戊戌。但戊戌只是开始提出问题，而五四则作了深入探索和解决，从而引起更广泛的关注，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民主与科学在戊戌时即已被提倡…     

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近代西方思潮的比较研究

本文主要就国外毛泽东学专家关于毛泽东与两方近代思潮关系的比较研究作一介绍和评析.主要概述了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所受的各种思想的影响,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理论和实践上与西方思想家不自觉的"共鸣"这两个阶段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探究了其结论的缘由和依据.他们认为,毛泽东一生都受到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笔者认为,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西方近代思潮关系的探讨是具有启迪意义的,但是,有些学者比较极端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试论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文化自信思想

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分析中国文化问题,认为近代以来面对文化复古主义、全盘西化论和教条主义等错误的文化思潮,中国人迫切需要树立文化自信。毛泽东从文化的人民性、时代性、民族性、创新性和生活化等角度,对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如何可能"问题给出答案。毛泽东关于文化自信的丰富思想启示我们:树立文化自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     

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三个环节

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变革是伴随着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而演进的。中国近代历史哲学变革的进程如下: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比较研究的中心是中西政体的优劣问题,从魏源、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到康有为都致力于中西政体之比较,主张从改革上层建筑着手来改造中国;从戊戌变法失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严复、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皆致力于比较中西民族性或一般社会心理状态的异同,主张从改造民族性着手来改造中国;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中西不同的社会经济状态方面,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把中西政治、学术及民族性的差异归结到经济基础的差异,实现了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变革史,就是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历史。     

The Bilingualism of the Language of the Victim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Victimizer

Inspired by a panel which took place at the 2018 IARPP conference in New York – this paper, which deals with the bilingualism of the language of the victim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perpetrator, offers a close reading of the panel’s three papers, trying to characterize their unique poetics of testimony through a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four modes of traumatic testimony which are distinguished from one another by the degree of the psychic motility they succeed to form in relation to traumatic memories: the “metaphoric”, the “metonymic”, the “excessive” and the “Muselmann” testimonial modes. The last part of the paper suggests a link between the testimonial language of the victim and the testimonial language of the victimizer,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se polarized languages as two variations of the refusal to mourn.     

From the fixity of the past to the fixity of the independent

There is an old but powerful argument for the claim that exhaustive divine foreknowledge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freedom to do otherwise. A crucial ingredient in this argument is the principle of the “Fixity of the Past” (FP). A seemingly new response to this argument has emerged, the so-called “dependence response,” which involves, among other things, abandoning FP for an alternative principle, the principle of the “Fixity of the Independent” (FI).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arguments for the claim that FI ought to be preferred to FP.

     

论经济哲学的部门学科性质

1　　经济哲学究竟属于什么学科 ,是经济哲学研究必须首先弄清的前提性问题。也只有合理地解决了这一前提性问题 ,才能够进一步确定经济哲学的对象和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将通过对经济哲学的概念界定、特别是通过对哲学史所做工作的分析 ,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经济哲学的概念意     

论科学哲学研究的方向

在中国科学哲学研究上 ,一直有人强调所谓纯而又纯的科学哲学研究 ,并且强调各种转向 ,认为只有对科学哲学的理论问题研究 ,如理论解释、说明、评价以及发展模式的研究才是科学哲学的正宗 ,而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已经是科学哲学研究的外围了 ,至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则根本不是科学哲学。最近我们比较了国内和国外科学哲学研究刊物中的一些文献发现 ,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一直是国外科学哲学的主流。一　国外研究状况我们以国外三个著名科学哲学刊物 (PhilosophyofTheSeience ,BritishJournalforthePhilos ophyofScience ,JournalforGe…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costs of narcissism: the case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wo studies examined narcissism and behavior in a commons dilemma. Study 1 used a four-person, laboratory-based task and Study 2 used a dyadic task. Participants were told that they represented one of four (Study 1) or two (Study 2) forestry companies and then were asked to harvest timber from a renewable forest. Narcissism was found to be positively related to acquisitive goals and harvesting more timber in the initial round. The more narcissists harvesting in the competitive group of four (Study 1) or dyad (Study 2), the less timber was harvested overall and the more rapidly the forest was depleted. Within competitive groups and dyads, however, narcissists harvested more than the nonnarcissists competing with them. In all, narcissism provided a benefit to the self, but at a long-term cost to other individuals and to the commons.     

论汉代易学文化解释功能的扩张

《周易》尊崇的经典地位是在西汉时期确立的,汉《易》之特色在于象数学大昌。汉代易学既以其哲理观念的宏观层面的影响,更以其卦爻符号、象数模式的具体形态的影响,介入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等核心领域,也介入天文历法、物候气象、灾异、医药等自然科学领域,还介入音乐、文学、建筑等艺术领域,表现出易学文化解释功能的扩张。汉代易学文化解释功能之扩张,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极大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     

《宋刻〈唐柳本尊传碑〉校补》文中"天福"纪年的考察与辨正--兼大足、安岳石刻柳本尊"十炼图"题记"天福"年号的由来探疑

本文对重庆大足、安岳等地的石刻中有关《柳本尊传碑》中所记载的“天福”年号作了考证,认为柳本尊作传的作者是释祖觉禅师,“天复”应为“天福”,“十炼图”题记中的年号应为蜀王王建所称。安岳“十炼图”添刻的柳本尊生卒年失实,《汉州志》所载与史实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