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神分析伦理学中的善与恶北大核心

拉康的精神分析伦理学将传统伦理学中的“善”视为一种“伪科学”,视为律法和权力关系的伪装，这种“善”恰如商品一样是被制造和再生产出来的。对“善”的追逐将产生出“康德即萨德”的倒错形式，并使主体自身的欲望受阻。拉康试图通过萨德的原乐伦理学来把康德伦理学中缺失的欲望维度寻找回来。这一欲望产生于律法的内在分裂之处，并以“恶”的形式展现出来。由此，“恶”揭示了伦理实体的内在匮乏，它使被律法质询的主体形成了重复性的驱力，并以本体论上的否定性姿态为伦理实体的匮乏进行揽责。在精神分析伦理学中，“善”与“恶”处于视差辩证法中，善恶的差异是一个本体论上的差异，善恶的调停呼唤一个采取伦理行动的主体。精神分析伦理学最终赋予主体深刻的伦理责任，它鲜明地展现了驱力的否定性功能及其历史维度，并通过驱力因素在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了内在连接，为社会斗争的历史线索提供了驱力维度。     

从人伦规范看耶儒对话的可行性--以《教会新报》(1868-1874)为例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重点和核心。本文结合《教会新报》的相关内容,从具体伦理规范、普遍伦理规范和最高伦理规范三个不同层面对照比较了儒家的以“五伦”、“五常”为特点的仁爱思想与基督教的以“十诫”为背景的神爱思想的异同,证明了基督教与儒家在伦理层面的互补性及其对话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从而为当今普世伦理的建设提供经验和启迪。     

关于工程伦理学的对象和范围的几个问题——三谈关于工程伦理学的若干问题

工程是一种独立的社会活动,这是工程伦理学存在的现实基础和学理前提。由于对“工程”的性质、对象和范围存在“广”“狭”两种不同理解,从而也就在工程伦理学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发展方向上出现了两种理解和两种发展进路。中国学者在进行工程伦理学研究时,不但必须重视“狭义工程伦理学”进路的研究,而且应该更加重视“广义工程伦理学”进路的研究。在研究和分析工程伦理时,必须把伦理分析和其他纬度的分析结合起来,不但应该注意不同纬度之间的相互渗透问题,而且应该注意不同纬度之间的矛盾、冲突、排序和协调问题。     

海德格尔哲学的“伦理学问题”——以《存在与时间》为中心的辨析

海德格尔哲学中有没有一种伦理学,构成了学界争论已久的问题。本文主要以《存在与时间》为核心,通过分析此在、他人与常人之间的生存论关系,说明海德格尔关注的焦点不是人与人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规范,而是此在与存在之间的存在论关系;海德格尔关于此在之沉沦的分析实际上颠覆了日常生活的伦理规范,凸显了此在作为具有“向来我属性”的“去存在”的在者,归根结底是朝向可能性的存在。因此,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既不可能为沉沦的常人世界“背书”,也不太可能为现存的伦理学奠基,他所说的“源始的伦理学”不是伦理学而是“基础存在论”。我们可以基于任何一种伦理学的立场评价和批评海德格尔哲学,但是海德格尔哲学本身并不导向一种伦理学。     

利益:规范伦理的逻辑起点与目标指向

规范伦理学是伦理学的基础形态,它得以构建的认知基石是人性,逻辑起点是利益:利益构成了规范伦理学的原初概念.围绕“利益”而展开的是权利与责任,权利与责任的价值诉求形态是利害与爱恨.以利益为原动力,统摄权利与责任、利害与爱恨而内驻为伦理信念,外张为伦理行为.伦理行为追求利益,必须遵守利益的普遍性原则和利益的节制性原则这一双重伦理规范,其最终目标指向是在合理利己和合理利他的对立统一价值诉求中站立为人,自己成就道德生活者.     

从元伦理看技术的责任与代价

责任与代价是技术伦理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但也是深含种种歧义的技术伦理范畴,对它们的分析,不仅具有使伦理学在技术活动中有效应用的“实用价值”,而且具有对技术伦理中含有歧义的基本范畴进行语义澄清的“元伦理”的意味。一技术与“责任”据美国学者卡尔·米切姆的考察[1],“责任”(responsibility)这一用语在伦理学中还是较为新近出现的。责任作为英语中的抽象名词,已知最早(1776年)被用来描述统治者的自我权利,即“对他行使权力的每一行动的公众责任”。责任也被理解为是与职位联系在一起的。责任是“分内应做的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论经济伦理的内涵和本质

简而言之,“经济伦理”可以定义为“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中的伦理”或者“符合伦理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但是若要探讨经济伦理的本质,还必须进一步深入到社会本体论领域,把人类美好生活作为判断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之所以符合和违背伦理的形而上学标准,并且由此出发来认真分析经济(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伦理本性以及经济违背伦理的原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经济伦理”的本质,从而更为准确地规定经济伦理学的任务,并为丰富经济伦理学这一学科提供基础.     

风险社会与责任伦理

“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特征,而传统的功利论、义务论、德性论等伦理学在应对社会风险问题时却存在着诸多局限。“责任伦理”在时空视域、伦理对象、核心理念等方面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局限。树立和加强责任伦理的建构,能够积极有效地应对社会风险问题。     

康德“目的王国”与阿佩尔“理想交往共同体”之比较——从阿佩尔视角解读康德的尝试

阿佩尔对话伦理学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改造预设了对后者的两个基本判断,即康德的道德哲学受限于主体性哲学,并且是一种严格的原则伦理或意向伦理。但从阿佩尔的视角反观康德则不难发现,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终极奠基的努力,以及他所强调的对话伦理学的责任伦理之维,在康德道德哲学的很多思想环节中都已有所体现。康德有关目的王国的思想就是其中一例。康德的目的王国与阿佩尔的理想交往共同体概念在内涵上非常相似,目的王国的法则与理想交往共同体之规范性前提以及目的王国的首领和理想对话的共识之间也存在对应性。这种比较最终得出,康德的定言命令式和阿佩尔对话伦理学的对话原则之间具有同构性,两者既包含了基本的道德原则,也是检验具体规范的程序性原则。这些都表明了康德与阿佩尔相似的思想洞见。     

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及其地位

自德国哲学家乔纳斯 20世纪 70年代末期在其《责任原理》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把技术列入伦理学主题以来, 各国学者围绕技术伦理学发表了不少论著, 并围绕“技术伦理学的理论可能性和实践意义”展开了争论。(参见格鲁恩瓦尔德, 第 7-13页) 这种争论的实质并不在于技术伦理学是否成立, 而在于把人们引向了对技术与道德关系的更为深入的伦理学思考。它主要涉及三个问题: 一是目前技术伦理学使用传统的价值、责任等概念来分析技术伦理问题, 出现了诸多矛盾 (如运用价值判断处理新技术决策会导致各方固执己见和冲突激化, 运用责任伦理无法规定技术后…     

伦理环境的原始发生及其归责问题

伦理环境乃是由人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所形成的过程及其后果,包括主体形态的思与行、客体形态的规范体系。伦理环境原本是后果性的社会事实和精神事实,但它一经形成便又反身嵌入到人们的道德世界中,从而制约着人们的道德认知、情感、意志、选择、行动和评价。对伦理环境作事实和价值意义上的分析、论证和判断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困难的是谁为一个不良的伦理环境负责,伦理环境是追问道德责任的一个重要依据。在过往的和当下的伦理学研究中,人们着力研究的是每个人都应当对其行动担负道德责任,然而却从不追问谁为过往的和当下的伦理环境负责。如果不从不同人群在造成共同的伦理环境所起的作用入手,探讨归责问题,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研究就不可能彻底,让所有的人共同承受不良的伦理环境并对不良的伦理环境担负同样的道德责任,乃是伦理学意义上的最大的不公平。     

从道德运气到伦理运气——美德伦理视野中的运气问题研究

自威廉姆斯和内格尔1976年同以《道德运气》为题发表两篇重要论文以来,运气问题逐渐成为伦理学讨论的热门话题.作为存在于生活之中但又超出行为者能动性之外的不确定因素,运气始终是人类所无法逃避的.然而,现代道德哲学出于对能动性(尤其是人类理性)的信任,不尽合理地将“道德”圈定在能动性范畴内,而把运气限定在一个相对边缘的地带.与之相比,美德伦理学从一开始就正视运气的存在,较为全面地容纳和考察运气的伦理意义.美德伦理学通过区分“道德”与“伦理”,并将“道德运气”拓展为“伦理运气”,为人们理解伦理生活和伦理知识的实质提供了新的启发.     

建构应用伦理学体系的切入点——应用什么和应用于什么

建构应用伦理学体系必须弄清两个根本问题 :“应用什么”和“应用于什么”。前者可归纳为德性论、义务论、价值论三种道德理念 ;后者可归纳为人生伦理、社群伦理、自然伦理、信仰伦理四个生活层面。这两个根本问题也构成应用伦理学的方法、对象和切入点 ,并且规定着应用伦理学不同于广义伦理学和基础伦理学的特征。     

韦伯对“道德力量”问题的阐发

任何一种伦理学理论形态都必须面对“道德具有何种力量”的问题.韦伯的理性主义伦理学沿着理论与实践两个方向思考这一问题,一是展开价值哲学的探索,着力探讨伦理学同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由此确立起一种“文化—规范”的论域；一是做出历史哲学取向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伦理作为价值符号生产之一种形式,曾经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以此形成一种“经验—历史”的研究场域.韦伯的伦理思考是在其解释社会学范围内展开的,因而不可避免具有内在的局限性.     

第九次全国应用伦理学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10月18~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发起、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承办的"第九次全国应用伦理学研讨会"在山西临汾召开。与会代表围绕"应用伦理学视野中的人的问题",展开了深入、友好的对话与沟通。一、人及其基本问题在伦理学的理论视域中,怎样定义人,哪些要素构成了人的本质,是我们进行伦理讨论的必要前提。中国社会科学院甘绍平研究员提出,对作为伦理学研究主体的人的本质或特征的探讨,构成了伦理学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前提性课题。在他看来,人的本质即在于其精神性,人既能够进行自由选择,还能够展开有道德的行动。首都师范大学王淑芹教授也认为,人不仅具备生物性和存在方式的社会性,更     

早期儒家与德性伦理学:儒学研究中的相对主义话题——兼与安乐哲、罗思文商榷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万白安、艾文贺、余纪元等西方汉学学者参照德性伦理学视角来重新诠释中国早期儒家伦理学,借以彰显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对话的新路径.安乐哲和罗思文《早期儒家是德性论的吗?》一文则持一种与德性伦理学完全相异的视角:他们认为早期儒家伦理是一种角色伦理(role ethics),“儒家不寻求普遍,而是集中关注特殊性”.本文尝试对此问题展开讨论.意在阐明三个论点:其一,德性伦理学是儒家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早期儒家伦理虽不及宋明新儒家突出,但实备此一面向.故此,以德性伦理为视角来考究早期儒家伦理,不仅并非绝然扦格,而且可以开启理解儒家伦理的新视域.其二,安乐哲、罗思文的观点固然能够启人心智,但其论说与其说阐明了早期儒家伦理的根本特征,莫若说自我指涉性地流露了其自身的理论限域:去本质化的过程哲学、以实践为先的新实用主义.将这一理论限阈视为“奥卡姆剃刀”,只会使早期儒家伦理成为一种过度后现代化和单面化的狭隘存在.其三,与角色伦理相关联的文化相对主义极度排斥普遍主义的价值诉求,对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应有的张力视若不见.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取向的理论和行为主体若将这种绝对了的相对主义内在化为主体自身的信念内容,则无异于自我设限,从而在根本上使得跨文化交流和融合成为一纸空文,在最低限度上也不能避免或消弭不同伦理体系之间的道德冲突.     

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

国际保护责任,以其深刻的伦理意蕴为国际政治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国际保护责任在实践上陷入价值选择的两难情景:为实现一种善而采取的道德行为,必然损害另一种善。这种道德行为的悖论构成了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它在本质上是道德意识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系因国际社会"康德型伦理文化"和"黑格尔型伦理文化"之间的冲突而生成。两种国际伦理文化都植根于西方中心的现代性国际体系。要消解这一伦理困境,存在两种可能路径:一是渐进路径,即国际伦理文化的涵化;二是激进路径,现有世界秩序的重构。就短时期而言,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很难得到实质性的消解。     

灾疫伦理学:当代应用伦理研究新领域

灾疫伦理学诞生并构成应用伦理新领域,既因为当代灾疫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因为灾害学、灾害伦理学、生态学、环境哲学、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公共卫生伦理学等新学科迅速发展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学科背景和肥沃的学科土壤,还在于生态理性哲学为其提供了本体论思想和认知论方法。灾疫伦理学的最高使命是为创建生态文明架通实践理性桥梁;其基本目标是引导人类进行生境重建和家园重建;其首要任务是围绕"自然、生命、人"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而引导人类重建存在信念和生存方式;其基本工作有二:一是构建其承载和表达如上三者的学科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二是探索灾疫防治的国际行动方案和国家平台,从宏观与微观维度展开灾疫防治伦理方案及实施措施的设计。     

批判与建构:规则伦理的问题及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启示

西方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通过压缩和简化,从“人”这里抽出感性或理性,将之归结为人的全部,以此为预设,它们都希望通过构建某种普遍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生活领域的问题,统称为规则伦理.在德性伦理看来,因为对人及其幸福的误解,离开德性论规则,规则伦理知识与伦理生活出现了某种脱节,追寻德性于是成为了解决现代道德问题的出路,而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中寻找智性资源.亚里士多德作为美德伦理系统经典的阐述者,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为当代的德性伦理方案提供直接借用的资源:幸福目的论的解释框架为德性伦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点;对幸福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为德性伦理搭起了生活目的的范式;在德性与规则之间追寻幸福为伦理学把握人类生活、建构德性伦理方案指明了现实途径.     

评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一书

乔治·卢卡奇在结束对《审美特征》一书的研究之后,准备写作一部包罗万象的伦理学著作。他预定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章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本体论形式问题——这是那样一些问题,没有它们,对人的行为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便不可能作出唯物主义的评述。但卢卡奇这部著作的第一章超出了预定的目标。六十年代中期,法兰克福学派同实证主义者关于重新把辩证法和本体论问题提到首位的争论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