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与立象:普遍性追寻的两种道路

西方哲学在生存论上以视觉的“看”为优先,所建立的范畴(“相”)相应于“看”而更注重形式性,注重存在的“明”性(清楚明白性),通达“相”的道路则是以分离为特征的“抽象”;中国哲学在生存论上以整个人的“感”为优先,所建立的范畴(“象”)相应于“感”而更注重形式质料统一,注重世界“幽”与“明”的统一性,通达“象”的道路是“立象”、“取象”。两种通达普遍性的道路不同,所达到的“普遍性”的内涵也不尽相同。     

“做中国哲学”中的经典与文明——读赵汀阳先生《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

赵汀阳的《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对当代中西方哲学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并基于“第一哲学”的追求,对“中国哲学”的特征进行阐述。其中,赵汀阳对“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的批评,事实上是对两种经典观的批评,指向的是当代的经典研究中的问题。对今天“做中国哲学”而言,经典意识与文明意识非常重要,经典意识意味着回到本源性问题,在这一意义上,经典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基于现实生活经验进行哲学创造的资源。文明意识意味着,在文明立场中保持哲学面向本源问题的普遍主义品质。经典与汉语,构成中国文明的主要形式。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做哲学”,其表现形式事实上便是“做中国哲学”。     

意向解释的自主性

就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而言,“科学哲学的各个领域都在寻找一种跨学科的结合”,这意味着,“第一,各个学科的本体界限在有原则地放宽;第二,各个学科的认识论疆域在有限度地扩张;第三,各个学科的方法论形式在有效地相互渗透。”(郭贵春,第4页)特别是随着科学哲学的方法论性从给定的学科性质中解构出来,方法论的大融合与大渗透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向。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多的方法在科学研究中异军突起,在其科学地位重建的过程中,展示出它们独特的、具有启迪性的哲学魅力。心理意向分析方法便是在这一趋势中凸显出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研究…     

意识哲学,还是身体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理论范式的重新认识

在当代西方哲学面临从意识哲学向后意识的身体哲学的理论转型之际,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范式提供了契机。一种对中西传统哲学的深入比较将使我们发现,与传统西方哲学不同,中国传统哲学与其说是坚持一种“反思”的取向,不如说是坚持一种“反身”的取向;与其说是具有一种“祛性”的特征,不如说是具有一种“尊性”的特征;与其说是以“还原论”为其原则,不如说是以“系谱学”为其原则。凡此种种,都使中国传统哲学在其理论范式上,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身体性哲学而非意识性哲学。故我们看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古人不仅坚持“即身而道在”把身体提升到“道”的高度,而且还使该“身道”一以贯之地贯彻在诸如宇宙论、伦理学以及宗教观等中国古代的理论之中,使之成为通向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精神的真正的不二法门。     

佛教“共相”与“殊相”的全面展示——《世界佛教通史》书评北大核心CSSCI

佛教的产生、发展与传播,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特点。这是佛教的特殊性表现或“殊相”。除此之外,佛教还有佛教之为佛教的本质性规定,也就是佛教的普遍性内涵。这是佛教的“共相”。“共相”与“殊相”,是西方哲学中的术语,中国古代哲学中通常用“一”与“多”来表示。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汉语翻译中则通常用“普遍性”与“特殊性”来概括。     

做中国哲学的三种“经典”意识

“经典”是前人已经做成的中国哲学，“做中国哲学”是今人力图做出中国哲学的新经典。作为本土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方式及其目标期待，经典是“经典解释”与“做中国哲学”的本土性之所在。首先，“格局”是“经典”的另一种表述，诗书是经典的文化载体，大道是经典的本真诉求，这是中国哲学共同体需要具备并强化的三种“经典”意识。其次，“做学问必选一典籍为基础而精熟之”,“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九部书或者七部书，“决不读第二流以下的书”而是“必须读第一流著作”,这是国学大师对于三种“经典”意识的现身说法。最后，尽性地打开格局，尽力地读通诗书，尽心地传递大道，这是敦促我们将做中国哲学的三种“经典”意识落到实处。     

何谓“做中国哲学”?——陈少明《做中国哲学》评议

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如何体现中国哲学的中国性与哲学性,向来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陈少明先生提出"做中国哲学"的方法,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思路。"做中国哲学"强调从哲学史梳理转向直接面向现实生活问题的哲学创造。而在哲学创造中,把经典文献视为古典生活经验,在经验的意义上,对古典文献的研究与对现实生活的研究具有一致性。"做中国哲学"的方法,旨在贯通古与今,使今天的哲学创造能够激发经典新的生命力,使经典智慧能够继续引导时代的精神。     

重访、拼图与激生——“做中国哲学”的“手筋”

<正>自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诞生开始，中国哲学就一直在划界:哲学在中国，抑或中国的哲学?“照着讲”的译介工作与历史叙述，抑或“接着讲”的思想探索与理论建构?划界的尝试凸显了中国哲学的三重理论困境:其一，哲学反思被预设了的“普遍性”与中国的哲学的“中国性”之间的张力;其二，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世界与精神生活中抽绎出哲学性并加以申发的哲学史，与面向当下的、基于中国经验的哲学探索之间的牵扯;其三，西方哲学的汉语化与中国思想的哲学化之间的双重他者性。     

哲学方法的个性化特征及其普遍性意义

哲学迄今尚未形成一个为大家所公认的定义。哲学是什么 ,可谓是一人一义。看来 ,我们不能也无必要去找出一个为人所公认的哲学定义。这与哲学的特性有关。在我看来 ,从功能性上讲 ,哲学乃是在其个性化的方式中表达出其普遍性的理念的。张世英先生在《哲学导论》中讲 ,哲学以思考普遍性问题为起点。他引黑格尔的话说 :“哲学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 ,而内容就是整个的存在。”“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为无所不包的存在 ,……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1] 张先生认为科学亦讲普遍性问题 ,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 ,哲学所讲的普遍性是“最大最高的普遍性…     

“理性”的诞生:重探1920年代梁漱溟的心理观念之转变及其政治意涵

梁漱溟于1920年代中前期发生了一次关键的思想转变:他关于人类心理的认识,从“本能-理智”转变为“理性-本能-理智”。哲学上的这一转变也紧密联系着梁漱溟在政治思考上的推进:经由这一转变,“理性”、“民族精神”以及乡村建设理论等梁漱溟的核心思考得以最终生成。梁的这一转变来自当时思想论争、时代困局以及自身理论的内部矛盾的催迫;以“理性”为核心的新框架,为一系列难题与矛盾提出了解决方案,也使梁摆脱愁闷、走向乡村。梁的“理性”是一种“主体”哲学,也是一种包含着普遍性色彩的政治伦理——它不但针对“中国民族自救”,更包含着克服西方现代危机、再造未来新文明的意识。     

感受与中国哲学如何做事——对“事”哲学的方法论考察

作为"做哲学"的一种尝试,杨国荣近年来提出的"事"哲学的实质内涵与"事"哲学的做法,对于如何做中国哲学具有启发意义。就"事"哲学的实质内涵而言,"做哲学"是做事之一种,而把哲学理解为做事,可以更恰当地把握中国的哲学传统。哲学家"做哲学"之事,以哲学做事,在遣词造句、辨名析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过程之中成就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做哲学"需要诉诸感受,其中一个重要面向是哲学话语的可感性。"事"字处在日常用语与哲学术语之间,既是活生生的现代汉语词,又是源远流长的古典词汇。挖掘这样一些字的深意,切磋之、琢磨之,进而实现中国传统术语的当代转换和日常语词的学理提升,让它们成为对当代生活世界具有解释力和感染力的说理词,彰显它们在思考哲学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与普遍意义,这对于如何做中国哲学来说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重新理解“异化劳动”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系--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在关联为视角

讨论“异化劳动”概念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系,应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两大文本的内在关联入手。尽管马克思在《手稿》中表述“异化劳动”的用语直接承袭自费尔巴哈的“类本质”,但“异化劳动”所葆有的真正“本质规定”,却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文本所开启出来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同一性”的价值视域。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中,正是这一价值视域,自始至终奠定和引领了“异化劳动”概念的产生、发展及蜕变,并最终推动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从这个意义而言,“异化劳动”概念理应被视作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起步;而“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同一”的价值视域,亦被置入马克思哲学自身之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本质规定。     

他者的镜像:西方哲学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

中国传统中本无“哲学”的概念。虽然日本哲学家西周在用“哲学”这两个汉字翻译philosophy时特意指出, 它与东方固有的种种思想形态有别, 但中国人却不太在意西周的这个声明, 就像几乎将西方文化所有的主要成果都当作具有无可置疑的普遍性一样, 很快就在中国展开了对哲学的研究。1914年, 北京大学成立了哲学门。1916年, 谢无量出版了第一本中国哲学史。这两件事标志着现代中国哲学的自觉和哲学研究的开始。然而,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却是, 我们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才有这自觉和开始的。这就决定了,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 现代中国哲学研究不可…     

从《童溪易传》看王宗传的政治哲学观

王宗传以心解《易》,提出人之“扩然大公”之心是万物存在的价值根基,圣人之心是人之“扩然大公”之心的典范,与天地生物之心具有相同的功能.因此在政治上提倡圣贤执政,而圣贤的执政方式便是以其本心化成天下、教化万民,使万民各遂其性.化成天下意味着一种普遍性,这与现实的有限性存在矛盾,因此必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南宋与敌对外族的关系:二是如何理解朝代与朝代之间更替的断裂性和化成天下的延续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氏理论既包容于整体上的宋代政治哲学,又体现出它的独特性.     

潘梓年对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贡献及历史意义——纪念潘梓年逝世50周年

“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此,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潘梓年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锁钥——唯物辩证法。以唯物辩证法为研究地基,潘梓年所作出的卓越的哲学贡献包括：创新性地构建了唯物辩证法的内容体系,明确提出了“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阐明了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他对唯物辩证法基本理论的阐释和探索,是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研究和创新唯物辩证法的优秀典范,其哲学贡献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理论形态提供了可能路径,为唯物辩证法在中国语境下的理论创新和实际运用提供了经验借鉴,并深刻影响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建树。     

中山大学马克思论坛第五期举办

2003年10月27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主办的中大马克思论坛第五期于文科楼马哲所会议室举行。本期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苏俄哲学专家贾泽林教授做主题发言。他报告的题目是:苏联哲学——过去·现在·未来。 针对“苏联哲学”的过去,贾教授首先界定了“苏联哲学”和“在苏联的哲学”这两个概念:前者是指斯大林时期所形成的、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干的理论体系;后者则指整个苏联     

新哲学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明确提出的一个理论命题,新哲学会群体对其进行了初步论证。该会内部对这一命题的解释是有区别的,但其论证的发展趋势,则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成为与毛泽东的名字相联结的逻辑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而为后来毛泽东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结论的得出,以及与此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产生,提供了理论的合法性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能够成立,并成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当时各种主客观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其中也体现了领袖者个人毛泽东的理论智慧,以及新哲学会群体理论论证的贡献。今天在继续使用这一在具体条件下产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时,不应忽视其原初的本真意义,并要赋予其普适性和时代性内涵。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

本文旨在说明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从理论上完成超越“哲学性”的哲学这一马克思主义纲领方面的工作,集中分析他1923年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这是一部从非哲学的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最好典范。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产生了这样一种说法,认为这本书是对革命的历史形势的直接的、具体的、公正的表述,因而有着强烈的革命性。我们的考察不从这一角度,而是从此书的实际内容出发。     

启示

二00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十九期马克思论坛,于文科大楼马哲所会议室举行。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龙霞在本次论坛上做主题报告,题目为：基于“实践”的奠基性困境——一种反身性实践的可能方案。[第一段]     

定位非洲哲学

作者通过把"有没有非洲哲学"这一问题改为"在这一所在之处所做的哲学是什么样"这一问题,来回答"非洲哲学"的合法性以及建立的可能性。作者认为,"非洲哲学"这一概念并不应当从空间性的角度去理解,因此他提出了"所在之处"与"所在性"这组概念,并提供了一系列相关的概念集,以此来重述非洲哲学的图景。在他看来,这种重述并非只适用于"非洲哲学",其根本上关乎着"哲学"这一概念本身的意义,关乎着普遍性和特殊性、真理性和地方性之间最根本的张力,关乎着我们应当如何做哲学的基本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