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先生对当代中国哲学的贡献

<正>贺麟先生生于1902年,1992年逝世。其一生经历了封建制度的衰败与崩溃、辛亥革命后的动荡、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进程。可以说,他们那代学者在五四运动与新中国成立之间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1949年之后他们是学术研究的不灭火种。在我最初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时候,贺麟先生在我心目中就是“神一样”的存在。我没有成为其亲炙弟子的运气,只是有一次学术讨论会在台下聆听过先生的简短发言。我对先生的认识,     

贺麟先生与黑格尔哲学

在中国,贺麟先生的名字是同黑格尔哲学、同脍炙人口的《小逻辑》中译本连在一起的。贺先生的名字确是与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是分不开的。虽然贺先生毕生的学术研究并不止于此,但毕竟是以此为重点的。作为贺先生多年的学生和助手,想就贺先生的黑格尔哲学研究作一简要介绍。贺先生幼时深受儒学熏陶,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在梁启超指导下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毕业那年,他选听了吴宓的“翻译课”,自此,他便立志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特别是当他读了吴宓译的亨勒论述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一书后,对新黑格尔主义更加有了     

贺麟先生对黑格尔真理观的阐发

贺麟先生是黑格尔哲学在我国传播和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贺先生非常坚信精神价值的恒常与持存。一九三0年在德国时,曾与他的外国朋友在暮色苍茫、落日夕阳的景致下谈论过哲学、诗与人生。这种生活激起了他思想的灵感,进一步体验了哲学的内在意义。一     

熊秉明书法美学思想中“理性”与“反理性”论

熊秉明先生是享誉海外的艺术家,也是艺术哲学家,他对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的研究颇具中西比较的视角和方法,在书学界影响深远。通过撷取熊秉明书法美学思想中"理性"与"反理性"这组核心理论范畴,对其书学体系建构和阐释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分析。书法是"理性"与"反理性"相融合的艺术,在"理性"中寻找书法的秩序,在"反理性"中表达书家精神,在创作中以"反理性"为主导,反映书法美的核心是书家本心的回归。从熊氏的理论分析中可看到中西传统艺术间的某种共通性,对书法的美学生成有了新的阐释。熊秉明的书法美学研究显示出以书法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所迸发出的勃勃生机,以及在中西方艺术思想碰撞下中国书法所具世界话语的可能性。     

贺麟先生对我国深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杰出贡献

马克思哲学是西欧哲学科学文化传统的最高成就;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发展的辩证综合。因此,对马克思哲学的深入研究,就不能不研究西欧哲学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对古希腊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探讨。这其中具有直接先驱作用的,就是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哲学历来为共产党人所重视,但     

贺麟思想与西方哲学引进研讨会综述

贺麟思想与西方哲学引进研讨会于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９日至３１日在澳门举行。会议由澳门中国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协办。来自中国大陆和港澳专家学者共３０人与会,会议收到论文２２篇。澳门中国哲学会会长岑庆祺致开幕词。澳门新华分社宣传文体部顾问冼为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汝信、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李鹏程也在开幕式上致词。他们认为,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深度推进的伟大时刻,在澳门回归前夕,在历经中西文化交融几个世纪的澳门召开这个研讨会,共同回顾总结贺麟先生引进西方哲学文化的伟绩和贡献,对于…     

应当怎样理解“自由自觉的活动”

周国平同志在《国内哲学动态》1982年第8期上,撰文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价值观的关系;文章颇具新意,耐人寻味,对于人们重新思考那些似乎已成定论而变得公式化了的哲学问题,有积极的启迪作用。我赞同周国平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体系又是价值体系的基本观点,但不能赞同他在阐述这一基本观点时,对(《巴黎手稿》关于“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提法的理解。     

贺麟的道德思想浅述

贺麟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的道德思想是对中国古代道德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发扬。贺麟认为: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进化的;五四以来的新道德有不同于以往旧道德的几个方面;道德决定经济;对几千年来支配中国人道德生活的五伦观念作出了新的解释。     

贺麟对中国现代哲学文化的贡献

<正>贺麟先生是对中国现代哲学建设作出独特贡献的人,但是正如张祥龙曾讲过的,贺先生对中国现代哲学事业的贡献还没有为学界所充分认识与估计。因此,在他诞生12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重新认识贺麟先生在现代中国哲学建设上的突出贡献。我认为,贺麟先生对于中国现代哲学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对中国的西方哲学之引进与研究,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之引进与研究的贡献。贺先生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当然不限于德国古典哲学,还包括斯宾诺莎、叔本华、尼采、新黑格尔主义、     

“思潮”与“知识”在思想理解中的交互作用

时代性的思潮与历史性的知识是解读思想史所不可或缺的两大条件,而两者的一致则代表着思想史研究的一种较为完备的范型。但在实际研究中,两者的差异、背反几乎是常态,即要么由于历史知识的匮乏而形成某种不到位的错会,如郭象、成玄英之注庄子与朱子之注孟子;要么因为思潮与价值观的不同而形成某种背反性的误解,如南北朝儒生对佛教的理解。这些误解不仅存在于不同时代之不同的解读中,还存在于同一时代之相互对立的思想流派间。戴震对孟子的疏证,既表现了在知识理解上的准确一面,又表现了在精神走向上的背反一面。这表明,思想史研究既要坚持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由微观到宏观之路,还须坚持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之由宏观到微观之路。两者的统一与循环,是思想史研究的积极互补之路。     

“理解”的理解

理解的最为典型的对象是与心灵活动有关的行为,包括言语和行动。这一理解过程表现为一个心理活动的过程,它是通过对意向性的把握来理解行动的意义的。理解者力求达到的是与被理解者在心灵上的会通。与此相应,"理解"也就具有不同于"认识"的性质(透明性、内在性等)与方法("最佳解释的推论")。正是基于这些理由,本文并不赞同当今知识论中有关理解的一些观点,诸如它是把握事物的结构、整体性关系等。这些观点并没能把握"理解"的特性。     

“哲学的启蒙”与批判的理性——叶秀山先生对“启蒙”的一种读法

正近期在研究有关启蒙的话题,这个话题自然与康德有关:他发表于1784年的文章《什么是启蒙?》使"启蒙"成为近代思想史上最具冲击力的概念。[1]在那之后的两百余年,谈论启蒙的声音从未间歇。1984年,福柯在其与康德论文同名的文章《什么是启蒙?》中概括说,从康德、黑格尔开始,经尼采、韦伯、霍克海默直到哈贝马斯,几乎没有一种哲学能够回避启蒙问题。他接着指出:"现代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哲学,它一直在试图回答两百年前非常贸然地提出来的那个问题:什么是启蒙?"[2]可见现代哲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共产党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其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就把为人民群众谋幸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这一宗旨决定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只要是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共     

贺麟对王夫之哲学的研究与借鉴

贺鳞是以西方哲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哲学史家,但他懂得,研究西方哲学是手段,并不是目的。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在于促进中国哲学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贺麟在研究西方哲学的同时,花费相当大气力研究中国哲学。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哲学家当中,贺麟比较重视明清之际著名哲学家王夫之的思想,专门写出长篇论文《王船山的历史哲学》,发表在《哲学评论》1946年第10卷第1期。贺麟对王夫之哲学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哲学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一系列独     

论诺奇克对“自由”与“自愿”的混淆

诺奇克的国家学说和分配正义的资格理论都基于其对"自由"概念的推崇,然而,在具体的论证中诺奇克不是以"自愿"曲解"自由",就是用"自由"曲解"自愿",从根本上混淆了"自由"与"自愿"两个概念。这些混淆揭示了诺奇克最小国家理论和持有正义理论存在重大漏洞,有必要对其进行澄清。     

如何理解“理性”与“资本”的关系?——基于“现代性逻辑”界定的考察

资本逻辑与理性逻辑作为两种界定现代性逻辑的方式,长期呈二元对立状态。之所以造成这种格局,是因为人们要么执着于理性的观念性,要么执着于资本的客体性。理性和资本应该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在资本逻辑的发展过程中被证明是可能的。这种统一是包含差别的统一:"资本"涉及现实的实践批判,"理性"涉及理论的形而上学反思;同时,"资本"蕴含着"理性"的逻辑,"理性"蕴含着"资本"的内容。只有把资本与理性看作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才能精确把握"资本逻辑"的要义,进而准确批判现代性的本质。     

马克思与尼采对“现实”的理解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关注现实、从现实出发、研究现实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和非常基础性的问题。可什么是“现实”？如何才能走向“现实”呢？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究。从黑格尔、谢林、费尔巴哈、马克思、赫斯甚至施蒂纳，一直到尼采，都强调回归“现实”、从“现实”出发的重要性。     

时空观重塑视野中的贺麟“新心学”

贺麟是现代新儒家"新心学"的代表人物。他在一篇长文中相对系统地探讨了"新心学"与时空、超时空的关系。时空是主体的认识功能或理性原则,运用时空去统摄杂多质料的独特潜能并非外铄而在心之内,显出理在心中。人类的认识和实践领域限制在具体时空之间,但是世间万物的本性并不由具体时空决定,而是由普遍的超时空来决定。人性由理所规定,理是心的本性。理以超时空的逻辑形式存在。贺麟以道德的理想主义范导西方的理性形式,使得心中有理。贺麟认为理在心中,心中有理,从而得出心与理一的结论。不过,前者的理是理性形式,而后者的理是理想主义。直觉法具有辩证性,辩证法具有直观性,中国哲学推崇的直觉能够实现理想主义与理性形式"合为一体"的境界。经过以上繁复论证,贺麟大致实现了"新心学"——心、性、理在本体论上的贯通。     

在“佛教化”与“中国化”的思想张力之间──关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一种理解方式

如果人们在近代中国哲学思想的脉络中读解近现代中国佛教思想史,则近现代中 国佛教的思想活动也就是近代中国哲学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对近代中国佛教思想活动 的解释和理解作方法论的省察,对于广义的中国哲学研究也就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思索的意义。本 文结合作者多年来研究近代佛教尤其是欧阳竟无先生佛教思想的经验,对此作了认真的探索。文 章将近现代佛教学者关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理解范型概括为三个类型：即欧阳竟无的范型,陈寅 恪的范型及牟宗三的范型,作者在对以上三个范型所作批判省察的基础上,最后提出了一个“面向 中国佛教思想创造自身”的新理解范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