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命”“天命”概念与儒、墨“天命”观的异同及其实质

在上古时期，“命”和“天命”观实际反映了中国早期宗教由“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由多神教到一神教的发展特点。春秋战国之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作为至上的人格神上帝或最高主宰之“天”所赋予人的“使命”或德性称为“天命”,而将令人无可奈何的、导致人之生死疾病顺逆吉凶等偶然性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称为“命”。墨家则出于“天志”“天鬼”“天意”的宗教立场，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皆由“天命”决定，“天命”之外不存在所谓“命”,故对“强执有命者”之“有命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墨家“非命”的实质只是反映了儒、墨两家“命”和“天命”观的某些差异，而非两家思想的根本对立。     

墨子“非命”论新议

墨子的“非命”论不是一般地否定命定论,而是以“天命靡常”的命不定论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的“不可损益”的命定论,墨孔的分歧是天命思想内部不同观点的争论。墨子“非命”而“尚力”,倡导“强力而为”,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和论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但不能认为这种观点就是唯物主义的。墨子的“非命”与“天志”、“明鬼”是一个完整地宗教世界观思想体系,并不存在矛盾。墨子的“非命”论上承夏商周三代的天命鬼神观念,下启战国后期阴阳家的天人感应论和汉初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是中国古代宗教世界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消极的。     

孔子“与命与仁”说初探

孔子思想是个相当驳杂的体系,这似乎已成公论,但我以为“命”与“仁”则是构成这个体系的主轴。“与”系尊奉之意,“与命与仁”则是指尊奉天命与人伦精神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使西周以来的“天人合一”的宗教神学变成了“命”与“仁”结合的理论形式,使其推进到了真正的哲学形态,而且中国思想史上所形成的伦理与哲学相结合的传统也是以此为嚆矢的。在孔子思想中,“天”已不是单纯的人格神,而变成了含有多义的总体性范畴,其主要表现在他对“天”的多种提法上。最常见的有“天”“天命”“命”和“天道”等提法,     

命与天命:儒家天人关系的双重视角

"命"与"天命"是传统文化中一对重要范畴,主要指人所受到的限制。二者都起源于"令",由"王令"而"天令",又因"天令"对王权的决定作用从而成为王权之"命"。西周末,随着传统天命观的式微,"命"开始向个体落实。孔子正是在对"命"深切体验的基础上重提"天命",以作为君子之为君子的依据;子思又将其进一步落实为人之"性"。到了孟子,便通过"命"与"性"、"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的比较,终于形成"命"与"天命"的不同规定:"命"体现着天对人之自然生命的限制,表现的是人所无法驾驭的客观力量,但却落实于人并表现为人之"命";"天命"体现的则是人之自我确认的道德理想,其虽然出于人却又必须证之于天,所以是天之真正的命于人者。命与天命,既体现了传统天人关系的双重视角,同时也是儒道两家不同探索侧重的一个基本分野。     

清华简《心是谓中》“断命在天”章发覆--兼论其所反映的儒家命论

清华简《心是谓中》"断命在天"章对天命、鬼神干预人事的认可,与战国楚地盛行的"信鬼好祠"之风具有密切关联。基于对这种风气积弊日深的深刻认识,简文作者采取了一种权宜之策,即通过吸取并改造儒家的命论,一方面承认"天""鬼"对人的客观限制,另一方面又凸显"心""身"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在"保家""没身"等活动中要注重个体内在的道德自律,尽力发挥自身的主观努力。     

论“殷周之变”与早期人文主义的缘起

一般认为,商周天命观之变革在于周人以道德之天、伦理之天取代殷商的命定之天与前伦理之天,从而确立了“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的德治传统,表现出“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或者“道德人文主义”的特征。但事实上,“以德受命”“为政以德”可能是源自殷商的一贯传统,而非周人的创造。周人的贡献在于,否定任何氏族、王朝与天“有亲”的观念,将“德”作为天命转移的唯一依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周人的天命观总体上呈现如上倾向,但并不意味着此后理性精神的高歌猛进与绝对胜利:一方面,道德性成为天命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西周的天命观仍带有“不完全理性”的成分,与天道“有亲”的观念通过其变形依然得以留存,甚至对春秋末期孔子的天命思想犹有影响。     

孔孟儒家的“性”的理念及其话语权力膨胀的后果

一在孔孟儒家的终极伦理观念中,以天所赐之正命为人之性是立命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性”就是指对天所赐之正命进行认同性领悟这件事。“性”作为一个动词就是指人对终极伦理的领悟,就是指人自觉自愿地与天命建立起积极的关系这件事;“性”作为一个名词实际上是终极伦理的内在化和理念化。《中庸》开篇就讲“天命之谓性”,并不是说天所命令的某种东西就是性,而是说天命这件事本身就是性,天命这件事本身就被认同地领悟为性。孟子由心说性,但也清楚地领悟到性与天命之关系：“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因…     

孔子天命意识综论

孔子有极深刻的天命意识 :他注重对神的体验 ,认为神是现世道德的本源和保证。孔子天命意识解决了道德的本源问题 ,可以为道德实践的主体提供心理支持 ,并对芸芸众生 (尤其是最高阶层 )发挥规范作用。孔子天命意识的意义 ,还可以从与之关系密切的几个历史人物身上 ,得到说明 :屈原最终用经验事实 ,否定了天命佑助善良的观念 ,但是 ,屈原恰恰因为彻底拒绝神的眷顾 ,而承受了人间最大的凄凉和孤独 ;司马迁一方面流露了对天道疾恶向善观念的浓重困惑 ,一方面却坚持天命对道德的眷顾 ;王充明确论定天命与德行了无关联 ,但却并没有否定儒学天命观的独特价值 ,即“合于人事”。要之 ,不论是就理论与实践言 ,还是就历史与现实言 ,孔子天命意识均不容回避     

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命”与“天”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以其天道观和认识论为基础的。安之若命和与天为一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核心。庄子认为人无力胜天，亦不能违命。苟子在《解蔽》篇批评庄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谓之道，尽因矣。”苟子对庄子的批判是公允而且切中要害的。“命”与“天”是理解庄子人生哲学的关键。“天”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上古时代以“天”为世界最高的有意志的主宰，与上帝同义，所以“天”当时为一个宗教范畴。“命”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说文》云：“命，使也，从口从令。”段玉裁解释为：“命者天之令也。”“天”与“命”在…     

试论早期道教天命思想

本文试图以先秦“天命”观、老子的“道”、道教天命思想及其政治作用、承负因袭的客体说、“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体说等观念为主,对早期道教天命思想作一初步分析。     

力与命

正墨子这个人很有意思,凡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思想,他都要"非"掉。当时诸侯间争战剧烈,他就"非攻";当时儒家在社会上是显学,他就要"非儒";当时社会流行"命运"观念,他就要"非命"。我感觉诸子百家中,墨子是一个特别有热血,也特别有正义感的人。他老是喜欢和当时的流行思想唱反调,这大约也是侠客的本性使然。墨家,本身就是"侠"嘛!墨子的三篇《非命》在我看来有重要价值。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还认识不到偶然性中的     

道统意识下孟子“德位”观之再阐释

孔子之“有德无位”的事实极大冲击了西周以来“以德承命”的信念,儒家学者不得不重新理解德位、德命、德福的关系,“德命”与“时命”的问题成为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孔子之后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对德行与权位关系的阐释不同于以《穷达以时》《荀子·宥坐》为代表的“时命”观。孟子从“圣人一道”的道统意识出发,在塑造与诠释圣人的过程中,聚焦于几种具有代表性与争议性的权力转移方式。孟子吸取西周以来“德福合一”“天命惟德”的思想资源,采用“天与之,人与之”的观念论证圣人的政治合法性。通过孟子的阐释,尧舜、禹、汤武、孔子都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获得或不获得天子之位。这样一种机制并非如时遇一般难以捉摸,而是遵循着相对确定化的流程与评价原则,“德位一致”的必然关联被重新建构。     

义命合一——兼论船山哲学中“命”的多重含义

命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而是天人授受之际的那个发生。天之授,命也;人之受,义也。义是命之义,义之所据即在命中;命是义之命,天之授须人之义方成其为命。如此,人非创造命,亦非命的附属品,而是命的生成的必要条件。此之谓"义命合一"。     

西周卿大夫之“德”释论

西周卿大夫之“德”是在“其惟吉士”的立政之道基础上产生的道德思想。它由“畏天威”、“屏王位”、“王家”、“柔远能迩”等诸项内容组成。它的形成经过了从西周初年的初步探索到西周中后期成熟两个发展阶段 ,经过了从周王的外在要求———他律 ,到卿大夫内心自觉———自律两个发展境界。西周后期“威仪”被纳入卿大夫道德的范畴 ,并成为卿大夫道德的载体与形式。卿大夫道德的构建 ,不仅有效地巩固了西周王朝的统治 ,而且对我国古代臣德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读《抱朴子》的“生”“命”

《抱朴子》的“生”“命”其实是平实的,在许多地方并没有我们现代人赋予的神秘,如在《抱朴子》中,“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命题,“命”就不是指的命运之义,也不是后世“性”与“命”对举的“命”。仙,也不是指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的“仙界”,是指人通过以包括服食金丹为主要手段的各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辨析

《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金人王若虚在《误谬杂辨》中,清人史绳祖在《学斋估毕》中都以为这句话应作如此标点：“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与”是赞许之意。黄式三《论语后案》则认为“罕”应读作“轩”,意为显也。杨树达《论语疏证》又以为：“所谓罕言仁者,乃不轻许人以仁之意,与罕言利命之义似不同。试观圣人评论仲弓、子路、冉有、公西华、令尹子文、陈文子之为人及克伐怨欲不行之德,皆云不知其仁,更参之以《儒行》之说,可以证明矣。抑孔子不敢以仁自居,虽曰谦逊之辞,其重视仁亦可见也。”杨伯峻《论语译注》…     

《周易》古经与墨家思想

诸子之学皆源于《易》。就墨家而言,其思想的基本特征为贵节非乐,贵兼泛爱．尚用尚齐,兴利节用,尚力自苦,尚贤尚同．右鬼薄葬,非礼非命。以此为参照,考诸《易经》,不难发现．墨家思想的许多方面,如尚节、尚力、尚用、兴利等,皆可在《易经》中见其端绪。     

“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

<正> 中国传统哲学可以概括为“天人之学”。“心性之学”是“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或主要发展趋向。“心性之学”的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质,也反映了不同学派和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分歧。《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些都是先秦时期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心性”思想。儒家“心性”思想的实质是要为伦理     

鬼神、道德、幸福——孔子、老子、墨子三家幸福观试较

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中国文化中早期的幸福观念,其与鬼神有着直接的相关性。祭祀神鬼是中国先民祈福必经的进路,天命信仰与幸福获取合而为一。周人提出以德配天,开始反思祭祀行为与幸福结果的直接对应性。孔子、老子、墨子三家承续西周鬼神与幸福问题之探讨,分别从道德、哲学、信仰三个不同的维度超越西周的天命幸福论。     

荀子的天人关系论与稷下学术

荀子的天人关系论与稷下道家的相关思想之间有密切的理论联系。荀子的“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官天地”“裁官万物”等重要思想皆吸取了范蠡、帛书《黄帝四经》、《管子》相关思想并对之进行了理论提升。同时，对荀子思想的拔高和过度解读在理论界已流行多年，作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