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与佛教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出身名门贵族，聪明颖慧，才华出众，14岁召入皇宫，太宗归西后出家感业寺。两年后又被高宗召回宫中，后辅佐国政。武则天受其母亲杨氏影响，自幼归心佛教，为天后时还决策领导了迎奉佛指舍利，并舍银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武则天利用“天授圣图”特别是《大云》《宝雨》改唐为周，建立了武周王朝，并利用佛教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武则天与唐代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后,自隋唐进入黄金时期,从武则天执政走向鼎盛阶段。这一盛况的出现显然是与武则天分不开的。所以,研究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不仅是揭示武周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且可从中深入了解五台山佛教发展的原因和背景。一、武则天对佛教的发展武则天从光宅元年(684)执政到长安四年(704年)让位唐(?)宗李显,二十年中对佛教给予了大力     

岑文本升官而忧

正岑文本,字景仁,出生于官僚世家,是唐太宗最赏识的几位重臣之一。他自幼聪慧,博览群书,很有才华和智谋。十四岁那年,其父岑之象被人陷害入狱。为了营救父亲,他只身前往司隶鸣冤。面对堂上老爷,他不亢不卑,据理力争,辩对哀畅。司隶命他作《莲花赋》,他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司隶只好重审此案,并释放了他父亲。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岑文本被任命为秘书郎,兼任直中书省。唐太宗行藉田(古时帝王     

中国基督教图像历史进程之一: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传入唐朝首都长安,时称景教。景教入唐传播之说得以确立乃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于明天启三年(1623年)在陕西出土,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沿着丝绸之路来到长安,唐太宗下诏准许景教在中国传播,于贞观十二年(638年)命人在长安城义宁坊修建寺院(教堂),用于安顿景教教士。起初该寺被称为'波斯寺',到了天宝四年(745年)     

少林寺的历史传承及在当代的复兴

正嵩山少林寺创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为北魏孝文帝安置印度高僧跋陀而敕建,并供给衣食。跋陀在少林寺开创了律和禅两大传承。约公元527年,印度高僧菩提达摩"一苇渡江",至少林寺后山面壁九年,于中国首倡禅宗,后被尊为中国禅宗初祖,以此因缘,少林寺被尊为"天下第一祖庭"。唐初,十三棍僧助唐有功,受到李世民的封赏;唐高宗李治、武则天多次驾临少林寺,少林寺皇家寺院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元蒙时期,少林     

唐太宗慧眼识马周

正唐太宗不仅是一位贤德的明君,而且还是一个求贤若渴的皇帝。在位期间,麾下有秦琼、程咬金等英才战将,殿前更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名流贤士。即便如此,他依旧多方查找英雄侠士。贞观三年,唐太宗发布诏令,要文武百官都上书直言,分析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给今后的发展提出建议。一时间,满朝文武百官纷纷送来了各自的奏章。唐太宗便打开这些奏     

《众经法式》与《道僧格》孰为中国第一部宗教法典考证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沙门玄琬在临终前上遗表请求僧尼犯罪依僧律处罚,不与百姓同科,唐太宗"嘉纳焉",于贞观十年(636)命人"依附内律,参以金科",始创《条制》。《广弘明集》卷二十八的《度僧天下诏》详细记述了此事:……多有僧徒,溺于流俗。或假托神通,妄传妖怪;或谬称医茧,左道求财;或造诣官曹,嘱致赃贿;或钻肤焚指,骇俗惊愚;     

叩开法源寺历史之门

北京城南教子胡同走不多远便是法源寺。因慕其名,笔者三次走进法源寺,看建筑、抄古碑、翻阅文献,以一个现代人的温情与敬意,去叩开法源寺那厚重的历史之门。 法源寺始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原名悯忠寺。那时北京称为幽州,悯忠寺处在幽州城东南隅。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辽东高丽前,曾在此誓师。但三次东征未能取得胜利,反而因伤亡惨重不得不班师回朝。唐太宗为祭奠阵亡将     

双重身份的画家——郎世宁

正明清以来神秘而古老的中国吸引着西方传教士,许多人渴望前往中国,在当时的欧洲掀起了"中国热"。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仅26岁的郎世宁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远渡重洋前往中国传教,因绘画特长被康熙召入宫中,做了宫廷画师。从此,这个具有双重身份的洋人艺术家成为中国"西画东渐"艺术的传播者和开拓者,开创了中西绘画交流与融合的新纪元,谱写了中华美术史的新篇章。     

天堂法像——洛阳天堂大佛与唐代弥勒大佛样新识

武周时期流行起来的善跏趺坐弥勒大像,其肇始当为垂拱四年(688)于洛阳天堂营建的夹纻大像。天堂由武则天的宠臣薛怀义督造,天堂内供奉的大佛,从武则天"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的尊号以及洛阳龙门石窟及周边同期流行的造像题材推断,当为倚坐弥勒大像。天堂大像造成之后,有力推动了洛阳、长安乃至各州郡雕造弥勒大像的风气。唐朝朝野雕造弥勒大佛的背后,是武则天以谶纬符应为特点的治世理念和皇权意志,弥勒造像遗存的分布表明,洛阳是弥勒法像样式的发布地,弥勒大佛样体现了武周时期独特的政治、宗教景观。     

有气度，才能有风度

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可以说是风度翩翩,魅力四射。别说朝野上下、诸国藩王,就连亚洲、欧洲等地的国君也成为唐太宗的“粉丝”,对其寿听计从。然而唐太宗之所以有风度,这是因为他具有一种非凡的气度。     

试论龙门石窟弥勒佛的造像特征及其信仰根源——以武则天时期弥勒造像为例

在龙门石窟造像中,弥勒的形象经常出现,特别是在武则天执政时期,龙门的弥勒造像出现空前绝后的盛况。武则天时期的弥勒造像是以《弥勒下生经》的内容为依据的,这就直白地表现出希望新主降临的思想。武则天宣扬自己是弥勒转世,为登基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宗教外衣,而此时的弥勒信仰较武氏前期出现了顿然上升的势头,不能不说是武则天绝好地利用宗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的结果。     

论司马承祯的道教思想——养气存形与坐忘合道

司马承祯(公元647—735年),字子微,号道隐。洛州温人,生于官宦世族。司马承祯独弃功名,薄于为吏而崇尚道法,幼而好学,多才艺。年二十一,服巾褐入道籍,往嵩山师事潘师正,居嵩山,传其符箓及辟谷之术。嗣后,遍历名山,乃止天台。武则天闻其高名,遂诏至京,并降手诏赞美之。及归还山,又使李岙饯于洛桥之东。景云二年,唐睿宗遣司马承祯之兄承祎就天台山迎之京师。入宫中,睿宗首问以阴阳术数之事,对曰:“《道德经》言‘为道日损,损之又损,至于无为’。且心目所知见者,每损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增其智虑哉?”视阴阳术数为异端,司马承祯的思想情趣于此可窥其一。睿宗求术不能,乃随机问曰:“理身无为,则清高矣;治国无为,如何?”答:“国犹身也。《老子》曰:‘游心于澹,合     

唐太宗的德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唐太宗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形成了他的德治思想,并采取了一系列为政以德的施政举措,从而形成了为后世所推崇羡慕的贞观之治。唐太宗的德治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儒家的治世之道。唐太宗的这种德治思想及治世之道,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唐武宗应为李炎

《天风》第10期,发表了“踏着历史的足迹”一文,报道了伊拉克东方教会主教斯里瓦的访问,拜读后觉得有一处值得商榷的地方。作者把唐武宗和武则天搞混了。武则天是唐高宗帝后,690—705年在位,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她对景教虽无好感,亦无迫害。唐武宗,名李炎,     

泉州开元寺“天竺讲僧”天锡并非天竺籍

泉州开元寺创建于唐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寺址原为黄守恭的桑园,相传黄因梦感桑树生莲,遂舍园建寺,名莲花寺,由匡护大师住持。长寿元年(692)改称兴教寺,神龙元年(705)更名龙兴寺,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改称开元寺至今。开元寺建筑宏伟,闻名中外,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西塔是开元寺的重要文物。东塔名镇     

“壬辰之运”考释

晋南北朝道教特别是上清派中广为流行一种“壬辰之运”的说法,直到唐初尚有流风余韵。对此,一些研究者作了种种猜测,并结合史实推考“壬辰”所指的具体年代。如日本吉冈义丰先生据《太平经复文序》所讲的“壬辰之运”认为是唐太宗贞观壬辰年以前所制作,台湾李丰懋先生也认为此段文字极具影射的用意,预示唐太宗当为太平天子。李又说:陶弘景所撰《胡笳曲》中的“甲辰君”具有现实意义,即指梁武帝,因为梁武帝普通五年(524)恰逢甲辰年;配合上清经中一再强调的太平愿望,梁武帝天监     

建文帝披着袈裟出逃的心理剖析

建文帝(1399—1402在位)是明太祖孙,名允(火攵),生于洪武十年(1377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九月,因其父懿文太子死,立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太祖崩,即皇帝位,时年21岁。 当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玫陷金川门时,“宫中起火,帝不知所终。”(《明史·恭闵帝纪》)有“死于大火”和“由地道出亡”之说。本文据《明史纪事本末》的     

试论唐太宗的君德

一个富裕、强大、统一的隋朝,只经过短短三十八年就灭亡了;而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隋炀帝,只做了十多年皇帝,便被大臣缢死于江都离宫。这是什么原因?唐太宗认为,这主要是炀帝居安忘危,志在骄奢,德义不修。因此,他一登上皇位,就探讨君道,讲究君德,注意修养,对侍臣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政要》《君道》,下引此书只注篇名)他认为,“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其实,“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虚事,不足在怀。”(《慎言语》)唐太宗并不把自己看作天生的明君圣主,没有错误和不需要修养,相反,他认为自己是有缺点和需要受臣民帮助     

试论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

一前人论及唐太宗与佛教之关系,历来有二说:一谓太宗弘赞佛教,如欧阳修曾责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一谓太宗实不以信佛见称。对唐太宗和佛教之关系的看法,何以大相径庭?盖因有关史料往往有相互矛盾之处,于是就见仁见智,各持一说了。其实,这些史料之间的矛盾,并不在于对同一事实记载上的出入,而是客观地反映了唐太宗对待佛教的态度本身存在的种种矛盾。概而言之,一为太宗对佛教的政策在他一生中前后有矛盾,二为太宗对佛教的信仰和政策有时又有矛盾。因此,只有全面深入地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才能得出比较确切的结论。有唐一代奉行儒、佛、道三教并存的政策,唐太宗正是这一政策的奠基人。但三教并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