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尔斯的公民观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所提出的公民概念专注于公共理性所偏好的公共身份(政治 身份),却抹平了公共身份(政治身份)与非公共身份(道德身份)在个体心灵中可能存在的 冲突。尽管 桑德尔对罗尔斯的自我观念的批判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但是他正确地指出了罗尔斯公民概 念的内在紧张。罗尔斯为调和这种紧张做出了一定修正,这种修正还可以通过引入一种内在 批评的方法来加以扩展。     

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发展的历史与逻辑

"公民"和"公民道德"在当代中国有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公民身份变迁的历程以及由此而来的公民道德发展的生成历史和发展逻辑构成了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现实起点。在社会不断变革的过程中,中国公民道德建设正呈现出某种回归自身的基本态势,并面临着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众多挑战。如何正确看待这种回归,如何积极应对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挑战,已成为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发展过程中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到全球正义:一个错误的跨越

把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扩展至全球范围,这是一种富有道德吸引力的理论尝试。全球正义理论强调富国及其公民们对于全球平等分配的道德责任,但作为一种个人主义的学说,它没有对国家代表公民们去行动的道德资格提供说明,从而没能证明富国的公民们为自己国家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的条件。这种理论的内在逻辑要求我们回到国家权力正当化的主题上来,而由于国家权力的双重强制性特征,将其正当化的方式就只能是找到公民们能够同意的原则。从平等的公民身份出发将国家权力正当化,这恰恰是罗尔斯式分配正义的真正理由。当国家权力以这种方式被正当化之后,我们就没有理由将国家边界继续视为一种道德上任意的因素,从而也就无法迈向全球平等分配了。     

Citizenship的内涵检视及其在汉语界的表述语境

Citizemhip在1990年代之后复兴为西方学术界的关键概念,在新世纪之后逐渐进入汉语语境,但中国学者对该概念的译介存在严重混乱.Citizensllip是指一套涉及到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价值体系及其制度规范,在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大致分为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范畴,而当代英语世界中的内涵界定主要有现代国家、观念史和多元主义这三种范畴.本文主张从个体-公民-共同体的关系框架来理解,并主要以"公民身份"和"公民资格"两个汉语词汇来对应,但在具体语境中要考虑二者在汉语言中的差异.     

伦理·身份·认同——中国当代基督教徒的伦理生活

本文以“基督教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功能”之课题为基础,侧重研究当今中国基督徒的伦理生活及其认同方式,以探索中国基督教的社会定义。因为,身份认同作为宗教体系的“行动单位”,是对付特殊环境,以从地位和功能层面上解决问题的工具,是执行宗教伦理的角色。所以,对于基督教徒社会身份及其认同方式的研究,对于认识其作为信教公民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十分重要,同时也是认识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定位和功能的最基本路径。本文从社会定义和身份认同的角度出发,论述了中国基督教徒的认同策略、秩序认同、双重资格认定等现象。文章认为,在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可以基于中国宗教的实际经验,把对宗教制度、政教关系、宗教的社会功能及其定义等层面的研究,直接转向为信教公民作为宗教信仰者的身份认同、个人权责、精神权利、宗教组织等方面的认同研究。     

伦理·身份·认同——中国当代基督教徒的伦理生活

本文以“基督教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功能”之课题为基础,侧重研究当今中国基督徒的伦理生活及其认同方式,以探索中国基督教的社会定义。因为,身份认同作为宗教体系的“行动单位”,是对付特殊环境,以从地位和功能层面上解决问题的工具,是执行宗教伦理的角色。所以,对于基督教徒社会身份及其认同方式的研究,对于认识其作为信教公民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十分重要,同时也是认识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定位和功能的最基本路径。本文从社会定义和身份认同的角度出发,论述了中国基督教徒的认同策略、秩序认同。双重资格认定等现象。文章认为,在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可以基于中国宗教的实际经验,把对宗教制度,政教关系,宗教的社会功能及其定义等层面的研究,直接转向为信教公民作为宗教信仰者的身份认同、个人权责,精神权利,宗教组织等方面的认同研究。     

公民身份的研究范式——理论把握与本土化解释

公民身份日益成为我国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如何将西方公民身份的研究范式与本国公民身份的发展特点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我国学者在研究本国公民身份时必须考虑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归纳了T.H.马歇尔、迈克尔‘曼和布赖恩·特纳提出的三种研究范式,分析了这些范式在研究中国公民身份问题时的局限和不足,并且在借鉴西方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公民身份的发展特点,从发展动力、发展轨迹、层级结构和发展取向的角度提出了研究中国公民身份的四种思路.     

论“君子公民”的权利基础与道德边界

“君子公民”理论作为一种儒家现代化的“身份转型”方案,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之一便是需要厘清其权利基础和道德边界,亦即正确处理权利与道德的关系。一种可能的辩护是：君子公民是道德主体与权利主体的双向互补,借鉴罗尔斯所刻画的两种道德能力,可以化解其双主体的内在冲突。一方面,君子公民的行动逻辑仍然基于权利主体,其基本行为规范与公民道德体系是相容的;另一方面,君子公民又是一个道德主体,他不局限于以权利为核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还追求个人的美德与群体的共同善,通过道德自律寻求内在超越,从而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     

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几个问题

公民道德建设的前提是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公民身份的确认。公民道德主要涉及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内容就是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自律。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最深层依据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如果不从这个高度来分析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客观依据,就有可能把公民道德建设混同于传统道德说教,或者把当代的公民道德建设混同于已往的道德批判。     

社会个体身份演化与公民意识的成长

公民精神是公民素质的重要反映,其发展程度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研究我国社会个体身份从臣民到人民、从人民到公民的演进路向,以及公民精神的发展轨迹,有助于准确认识中国的公民精神。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依附性"臣民"长期存在,公民身份和公民精神无从显现;改革开放前"人民"的政治权利被有目的地放大,忽视了本质性的公民精神;改革开放后个体的发展,为公民精神的成长提供了条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确立,对公民精神的发展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中国公民精神的成长,呈现出短期性、渐进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