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圣经观是神学思想建设的任务之一

1、圣经观与释经学 圣经观是指一个基督徒对圣经抱有的整体看法和对圣经所持有的根本态度。基督徒的圣经观是建立在我们如何理解和解释圣经话语的基础上的。—个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圣经观,就有什么样的信仰表达。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实践,取决于他(她)有什么样的圣经观,取决于她(他)如何解释和理解圣经。 当前中国基督教会正在开展的神学思想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要调整、更新我们的圣经     

诠释圣经离不开现实处境

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对于基督徒来说是行事为人的衡量标准,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标准。基于圣经在基督徒心目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对于圣经的解释就尤为必要了。基督教会两千多年的释经史,使我们明白圣经是需要解释的一本书;并且对同一段经文有不同的解释,也是促使教会不断追求更确切经文意义的动力。对于圣经中某段经文     

从中国经学传统出发诠释《圣经》:吴雷川解读《圣经》的立场和方法

中国和西方都有着各自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与理解的传统,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代表,其正统的学问就是经学,而构成西方主流文化的基督宗教,其正统的学术是《圣经》诠释.当基督教传入中国,它面临的是一个“多元宗教经典”的世界,一方面要处理和其它宗教典籍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发展出合乎本土处境的圣经解释,这决定了汉语语境的《圣经》诠释要对其他的经文诠释传统做出回应.本文选取吴雷川(1870-1944),民国时期较具影响力、但还没有被充分研究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家,通过对其作品的深入解读,发现其创造性之处在于自发地引入儒家的诠释传统解释《圣经》,概括而言,他运用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法以及“人格会通”、“设身处地”等经学方法,在儒经和基督教经“广引经文,串联互通”,试图解决两大经典相遇所产生的释义学冲突.本文将详细分析儒家经典解释的思想旨趣、致思路向和诠释意图等,是如何影响其对《圣经》文本的理解,并形成一种中国本土化的诠释策略——粗糙的“跨文化”、甚至是“跨文本”的圣经解释学.     

从圣经释义学看经学

儒家经学是围绕着"六经"或"四书五经"展开训释所形成的一整套学问,它的核心内容关乎人与人自身的关系,从国家社会群体到个人身心性命,均离不开人的活动的实践性和日常生活的处境化,这就决定了其本质是人学而非神学。同为解释经典,圣经释义学是以宗教信仰作为其重要基础的,在神圣向世俗过渡的进程中,《圣经》释义所积累的经验和问题线索成为现代诠释学产生的先导。儒家经典的解释史及其现代掘发,虽然与圣经释义学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境遇很不相同,但同样作为解经学,在其迈向现代学术体系的过程中,一定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通过对比与分析二者的异同,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经学的解释学特征,以便更好地理解和促进其当代的转化。     

“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研修本《圣经·新约》推介

正圣经是上帝启示的真理之道,是生命的灵粮,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参诗119:105)。因此,读经成了基督徒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中国基督徒热爱圣经,勤于读经,却难在对圣经的解释和应用上。研修本《圣经·新约》(下文作"研修本")是一本专门为中国基督徒"量身定制"的圣经解读本,它不仅注重圣经原文及经文背景的解释,也非常强调中国教会的处境与中国基督徒的阅读习     

“经”与圣经

正对圣经的解释离不开对圣经本质的理解。圣经是文本,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本;圣经是"经",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圣经"一词是对Scriptures、the Bible、the Holy Bible的中文翻译,包括旧约(Old Testament)和新约(New Testament)。当基督教的正典(Scriptures或the Bible)被翻译为中文的时候,翻译者用中文的"经"加以翻译,并加上一个修饰语"圣"字,以突出其神圣性。这是一个     

树立正确的释经观

释经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它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研读圣经和解释圣经。本文从中国教会的实际出发着重阐述了树立正确的释经观必须坚持的几个原则,这对正在进行神学思想建设的中国教会是大有裨益的。     

用中国思维解读圣经——重读汪维藩《圣言的诠释》

正对圣经如何解释、如何研究,这是一门学问,可以称之为释经学,也可以称之为圣经诠释学。基督教是普世宗教,圣经是世界性经典。西方人读圣经、研究圣经,有西方人的思维,有西方人的方法;东方人读圣经,自有东方人的方法,而基督教从地缘上说,是出自东方的,而不是西方的。所以用东方人的思维来解释圣经,是有一定优势的,我们中国人对圣经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和一种特别的领悟能力。作为东方人的我们,大可使用中国思维来解释圣经,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对圣经的丰富性有一些独     

“文本/共处”的诠释方法:从希伯来传统及中国经典解读耶稣

本文论及如何在中国特殊文化语境下建立一种有意义的解读圣经之方法。笔者提出"文本/共处"这一新的释经概念,以及圣经经文形成过程中的"四个书写策略",分析圣经群体如何面对处境中的文本。圣经是一个移动的文本,游走于不同的文化之间,在翻译与诠释过程中吸收了不同的文化与文本,才被带到亚洲及中国。读者文化语境中的文本在阅读的过程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依据"文本/共处"的诠释方法探讨两个层面的问题:1.圣经作者如何运用希伯来智慧文学的文本资源书写耶稣;2.作为读者,我们如何从中国宗教之传统文本的跨越中了解耶稣的形象与角色。     

解经亦须“即此即彼”思维

一般情况下,我们常用的思维习惯是"非此即彼",总认为事理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圣经不少的经文是可以用这个思维来理解的,比如要圣洁就不要沾染各样的污秽,要知足就不要贪心,要爱人就不要恨人,更不要加害于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等等。可是深入细致地研读圣经,让整本圣经说话,你会看到不少的经文是要用"即此即彼"的思维来理解与运用的,这也充分说明圣经启示的丰富性。     

圣经观与“龙”的问题

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代表着积极向上,吉祥喜庆,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但有些基督徒盲目地认为龙就是魔鬼。如何正确地理解《圣经》中"龙"的问题?本文从树立正确的圣经观出发,详细阐述了使用文本考证、原文字义、历史背景的方法解释《圣经》的重要性,以消除中国基督徒对龙的误解。     

旧约中“世界”原文词义研究

正"世界"(■)一词在圣经中经常出现。圣经中既有许多经文肯定"世界"的美善(参创1:3 1;诗19:1,24:1,89:11;罗14:14;林前10:25-26;提前4:4-5);也有一些经文,特别是新约圣经中的一些经文对"世界"持否定的态度(参约15:19;罗12:2;加6:14;雅4:4;约壹2:15-     

《道德经》“和”论疏解

《道德经》传世的文本形态复杂多样。如何正确解读经文的文本成为研究《道德经》不可绕过的一道坎。《道德经》文本中出现过八次"和"字。通过对这些"和"字的集中疏解,可以发现在《道德经》解释史中,存在某种多元层累的解释学。分析这一解释路径,可以为进一步解读《道德经》经文提供某种有益的参考。     

圣经是神学的灵魂

圣经常常被基督徒视作教会及信徒的生命之源,是不可缺少的精神粮食,是我们灵性起步的根基。这就使我们要熟悉圣经、尊重圣经。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在三个“唯独”中,提出了“唯独圣经”的口号,号召信徒们要回到根源中去。由此,路德的神学著作都是以圣经的权威及教会传统遗传的权威为先决条件的,这种试图解释圣经的解经学形式的神学值得我们借鉴。“与经院主义的神学著作相比,路德的神学著作显得更新、更有特色,这种特色贯穿路德的神学研究方法。作为解经学家和讲道人,路德不断地与圣经对话,这是没有先例的。他在神学领域里取得的每一进展,都以圣经作为基础和指导。”(1)路德从不怀疑圣经权威的可信性,“他的目的是让圣经和教义里那些朦     

《牧灵圣经》的呼唤

《牧灵圣经》与大家见面已逾半载,感谢 教友们对它的厚。《牧灵圣经》是一本新的、通 过了天主教教会审核的圣经译著。它的全部 经文与其他的天主教圣经经文相同,所不同 的是《牧灵圣经》拥有大量的关于阅读及理解 圣经背景、词汇、人物和神学的注释及前言。 这些注释将帮助读者以喜悦和虔诚的心情走 近圣经,并能使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有机会 从多重侧面认识天主的奥秘,了解伟大而慷 慨的爱情救赎工程,认识我们的救主和最亲 密的心灵朋友─—耶稣。就经文的翻译方面, 《牧灵圣经》编译小组在翻译圣经经文过程 中,尝试了有利于当代读者…     

浅谈创造神学

中国教会正在进行的“神学思想建设”既需要圣经的支持,也需要神学的思考。鉴于教会多从“救赎神学”思考问题,故本文特从圣经出发,对“创造神学”源流作一点探索。希望能从创造神学角度理解神学思想建设,积极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本文所观察和分析的有关“创造”的经文材料,是犹太宗教思想史的宝贵材料,更是基督徒释经和进行神学思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文本”。而基督宗教思想史上对“创造神学”的反思,则为中国基督徒今日从“创造神学”角度探索“神学思想建设”之路提供助益。本文提供“创造神学”思想“文本”的另一重要目的,是试图从创造神学层面理解“文化”,为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相融会提供一点神学理论根据。     

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易学解释

王氏父子的易学承接清初顾炎武易学之端绪,以易学文本为旨归,通过理解和解释《周易》经传文本的字词句,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经典解释学。他倡导因声求义的方法,发现《周易》二十四个通假字,提出了"诸说并列则求其是"、"以己意逆经义"、"证以成训"的易学和经学原则。反对增字解经,排斥脱离文本的象数解经,更反对为解经随意改变文本等,有别于惠栋、张惠言、焦循等人的易学而独具特色,对于《周易》疑难卦爻辞文字解释具有独特的意义,成为清代乾嘉时期以文字学方法解《易》的巅峰,为后世解释易学文本意义提供了典范。然而,王氏父子对于易学乃至经学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文字训诂的层面上,未能由此开显出义理,是其缺憾。他们反对远离文本的汉代象数,却以汉人卦气说反对其纳甲、爻辰、旁通等说,同样令人难以置信。     

乌陵与土明

<正>关于乌陵和土明的记载,全本圣经一共出现了七次。由于所有相关的经文并不是专题性的论述,使得对乌陵和土明的解释增加了不少的猜测性,历代解经家对此莫衷一是的解释也就不足为怪了。     

小事不小——再读《约翰福音》13章1节至17节,31节至35节

引言 在山东省神学思想建设宣讲团举办的线上学习中,我学习了《让讲道活力再现——从困境到恩典的四页讲道法》这本书,"四页讲道法"引导我们重新理解经文的方式,第一页是看清经文书写或描绘的当时,人们所经历的问题(圣经中的困境);第二页是让我们回到现实生活中,帮助我们发现这些问题跟我们所经验的问题一样,也会陷在困境中(今日社会中的困境);第三页是回到圣经中,看到当时上帝为人做了哪些事(上帝的恩典作为);第四页是经文帮助我们了解今日上帝正在做什么(今日上帝的恩典作为)1.借着这种形式的讲道,促使我们体会到经文中人们的经历,使我们感同身受,经历上帝的恩典.     

“忠臣尽心”:《鹿鸣》传笺歧解与经义建构

《鹿鸣》作为《诗经》"四始"之一,在经学中有着重要地位。毛传、郑笺虽然都以小序"忠臣尽心"解诗,但对"忠臣"的理解有着儒法之异。毛传之解基本贴切经文,其最大的败笔是以"至道"解"周行",违背了经文用语的语言学意义。而其所释全诗主旨在于君以宾之位待群臣,群臣方以臣之分报君。这就意味着君不以一己之智治国,而是尊重群臣、倚仗群臣治国,由此必然导向虚君。郑玄则竭力将赴宴者区分为嘉宾与群臣,由群臣招呼贤者成为嘉宾,并置之周之列位。于是在郑玄的经义中,只允许存在君臣之分,绝不容有非臣之宾师,乃是一绝对的君尊臣卑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