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吴澄易学的理气论思想

吴澄在理气问题上提出"理"与"气"不可分,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的观点,认为理气不可以先后言.亦不可以有无言,这既跟他的治<易>思想密切相关,也是对当时主流思潮以"有"、"无"、"先"、"后"言理气的一个反动.吴澄易学理气论思想的提出,在学术史上有三个方面的启示意义其一是在本体问题上,发展了<易·系辞>中的元气生机观,使儒学基本上摆脱了以"空寂"、"虚无"为特征的佛、道本体论的影响.其次,理气不可分,理在气中为儒家追求在现实中超越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吴澄区分理与气,区分功能与实体,比张载仅立"清虚一大"为万物源有更多的合理性,为儒家的成圣成贤的修养论奠定了基础.     

论《西铭说》对“理一分殊”思想的创新

陈亮在历史观上同朱熹的论战,为时贤所重。但对其思想“过渡阶段”的著作《西铭说》,却少有研究。陈亮一方面汲取了道学以“理一分殊”诠释《西铭》义理的理路,另一方面又持守经验论立场,拒斥道学所构建的道德进路的本体论,向道学以即超越即内在路向诠释“理一分殊”的思想提出挑战。《西铭说》由“以身体之”的角度,视“理一分殊”为整体部分关系,以“定分”思想创造性诠释了“理一分殊”。     

简析山鹿素行对朱子心性论的批判

山鹿素行是日本江戸时代初期的儒学者,兵法家,古学派的先驱,山鹿派兵法的开祖。早年即接触朱子学,青年时代潜心研究,并节选、抄录、出版朱子著作,中年开始怀疑并著书批判朱子学,主张古学。因此罹笔祸而被幕府流放。流放期间重新审视日本历史,认为本国文化优于他国,尚武的传统万世一系,主张日本中朝主义。本文的焦点将集中于山鹿素行与朱子学的渊源及其朱子批判始末,浅析其批判理由,并探寻山鹿学与朱子学思维方式的不同。     

论胡炳文易学的时中观CSSCI

胡炳文认为:时不仅指时间和时机,而且包括事物当下所处一切具体情况的总和。《周易》的主旨是要让人"知时达变"。能正确认识"时",便可以自然行权而得中。"权"不能滥用,必须以"立"为前提。时—权—中在逻辑上有先后关系,在实践中则是一体的,统称为"时中"。"未发之中"只能通过"时中之中"来显现。"理一"与"分殊"血脉相通,"理一"就在"分殊"之中。     

佛法与众生法的协和:从佛教中国化论人间佛教及其价值取向

本文从三个维度来对"人间佛教"进行观照,试图由此而切入关于"人间佛教"之概念及其意义与价值的理解。(1)从历史维度来看,"人间佛教"是对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根本精神的继承,是针对中国佛教之衰落形态的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改革运动,体现为中国化佛教发展的一个新阶段;(2)从现实维度来看,"人间佛教"是在现代生活场域之中,以"契机"为方便而实现的关于佛陀教义的化仪更新,体现为佛教的一种新实践;(3)从理论维度来看,"人间佛教"是对佛教之根本义理及其价值的重新拣择,基于化仪更新而实现了佛教价值之实现境域的转移,而体现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一种新形态。     

论朱熹哲学在王夫之哲学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清朝经学家唐鉴在谈到王夫之的学术思想时曾说过:“其为学也,由关而洛而闽,力诋殊途、归宿正轨、……先生之学宗程、朱于是可见矣。”(《清学案小识》)此语虽并不全面,但却从一个方面道出了王夫之哲学与张载哲学及朱熹哲学的学术渊源关系。这就是:王夫之哲学虽是在继承、发展张载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然王夫之所以能继承、发展张载的哲学思想,把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推向最高峰,则与朱熹哲学在其中所起的中间环节的历史作用是分不开的。     

从“理同气异”到“一本万殊”——论朱熹与黄宗羲对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回应

在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思想的影响下,对于人物之性,朱子提出了"理同气异"和"气异理异"的说法,一方面来回应佛教,另一方面则维护孟子的"人禽之辨"。但"理同气异"与孟子的人性论有着本质区别,从而使儒家的性善论走向泛性善论。黄宗羲则根本否定了朱子的说法,他从"天人一气"的角度出发,指出人物之性是"一本万殊"的,即人物之性都来源于一气,但人之所禀是"有理之气",而物之所禀则是"无理之气",故惟有人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属性,而草木禽兽只有知觉运动,从而使理学的人性论又回到孟子的性善论中去。     

朱子礼学的形上世界——以理气论为进路的解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理和气是道学中两个最重要的范畴”①,基本上可说是包括朱熹理学在内的整个宋明理学的形上学基础。朱熹对理、气与礼乐在形上与形下两个层面的联系,及其在礼学体系中的意义的认识,则构成了他的礼学形上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并且由之在其礼学和理学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使二者在哲学基础方面具有了同一性。     

"气"在朱子理学美学中的意义

在朱子理学中,"理"这个本体范畴是个存而不有的虚体,表述宇宙实体构成的是"气"这个实体范畴.与此相应,在朱子理学美学审美客体的逻辑结构中,气是表达实体和实存性质的实体范畴.在逻辑本体上决定一切的是理,而在审美客体实存上构成一切的都是气,乃至实际左右一切,形成一切的乃是气、是阴阳的流动变化.因此,气及其阴阳变化在朱子理学美学中具有重要的构成论和形态论意义.     

"六经注我":宋代理学的阐释学——兼谈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历史可谓经学的阐释历史,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则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两个关键期。朱熹就是宋代理学确立的关键人物。文章在叙述宋代理学的兴起及发展过程中,探讨了经学向理学转向过程中的阐释学思想的变迁,通过这一历史梳理,说明朱熹在其中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文章包括五部分内容:一、经典文本的重新确立,二、“理一分殊”与本体阐释,三、“尊德性”与“道问学”,四、“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五、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胡煦与朱熹对"太极""道器"理解之分歧

胡煦是清初一位重要的易学家、理学家,他的思想有很多独到之处,持论酌于汉学、宋学之间,与朱子颇有异同.朱熹认为太极即是理,把理看作是万物的本体.胡煦则认为太极是本体,理只是其用,太极不仅立于形器之先,也在理之先.朱熹以理为形上之道,而以阴阳为形下之器.胡煦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则阴阳应为形上之道,道与阴阳实为一也.胡煦与朱熹对"太极""道器"等概念理解的差异反映了清初学术界思想的转向.     

朱熹"禀气"说与人的道德先在性

朱熹强调后天的努力对个体人道德修养提高的重要性,故而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但是不可否认朱熹在探讨个体人的道德水平高低时,认为“其气质有清浊偏正之殊,物欲有浅深厚薄之异”,认为人的道德和出生时的“禀气”有关,具有先在性,具有先天的因素。他从“禀五行之气”与“五常”、“禀气与人的善恶的先在性、用“禀气”论证人道德根性上的差异的先在性三个方面,用“禀气”说明了人的道德先在性。     

论李朝后期从朱子学到“实学”的嬗变

实学思想能够在以朱子学为主流思想的李氏朝鲜后期兴起,不仅有社会政治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朱子学内在反思和转变的结果。当然,李朝后期的实学思想中确实有对朱子学的批判和否定的内容,但其主体还是朱子学。如果过分强调实学"反朱子学"之性质,把其与朱子学放在对立层面的话,就会忽视实学思想对朱子学的承继关系,从而不能真实地还原历史的实际面貌。所以,李朝后期的"实学者"所追求的并不是对朱子学的否定,而是朱子学的展开。     

《齐物论》与竹林玄学

《庄子》作为“三玄”之一,在魏晋玄学中大行其道。阮籍和嵇康是两位在任自然的旗帜下发挥庄子思想的名士。分析发现,阮籍对庄子的理解,大致来自《齐物论》。然《齐物论》对他的意义是双重的：既排遣其对现实的不满,又给因对现实的无能为力而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提供掩饰。嵇康学理上的表现在于,其“声无哀乐”的见解,以乐论的形式,对《齐物论》中齐是非的观点作独特的补充,同时,却又在讨论人格的公（诚）私（伪）之分时,把它同是非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显露自己无法掩饰的价值立场。阮、嵇无论是言还是行的矛盾,都与庄子齐是非的悖论有关。     

齐文化与齐人性格的形成

作为一种异彩独放的地域文化,齐文化之所以具有重实效、崇功利、尚法治、重变革、扬兵学、倡开放等特点,与创造这一文化的齐人性格有莫大关系。齐人性格是先秦人群中最活跃、最具多样化的性格之一,其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拟就在齐人性格特点、形成原因及演变方面作一浅显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