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与人性——休谟与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一种比较

休谟和罗尔斯拒斥形而上学,都认为可以从正义的主客观环境导引出正义原则。他们对人性的看法基本相同,这种相同成为理解他们的正义论的重要线索。休谟认为自利是建立正义的原初动机,以同情为基础的道德情感构成人们遵从正义的道德约束力;罗尔斯设想无知之幕中的代表者以追求最大基本善为动力寻求最合理的正义原则,以理性化的道德情感解释正义原则的稳定性。虽然这两种正义论对人性的具体解释存在不一致,但都采用了类似的自利-道德情感的思维框架。实际上,他们都是通过既定客观条件下的人性分析得出规范性的正义原则,简单化地处理影响人性和正义的客观因素,导致了两种正义论的共同的局限性。     

架构正义实现的桥梁——休谟正义论思想发微

在休谟之前,传统正义论表现为德性正义论、神学正义论和自然正义论三种历史形态.休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为传统正义理论已经失去了整合社会行为的能力.他在批判继承以往学说的基础上,立足于人们的利益需求来诠释正义等观念,主张通过法律来实现正义,进而提出了以人们的共同利益感为基础,以财产权为核心和以法律规则为中介的正义理论,把正义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并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正义的两重性:互利与同情——休谟正义论难题之解读

休谟的正义理论一方面坚持"互利原则",把功利视为正义的动机;另一方面,又主张"同情原则",认为同情是正义感的来源,正义来自人们对公益的关心.休谟正义理论中的这个矛盾,表明正义本身所包含的两层要素:正义既具有有利于当事双方的互利性,又要求当事双方有着互相认同的能力.     

罗尔斯式的正义观念与休谟式正义的环境

罗尔斯式的正义观念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指责:激进主义者指责他对正义的应用范围和作用强度施加了不必要的限制;社群主义者指责他不恰当地将正义置于核心位置。事实上,这两类指责都指向罗尔斯实质性正义观念背后的框架性预设,即休谟式正义的环境:激进主义者认为这一环境有如紧身衣,而社群主义者认为它遮蔽了其它的同等重要的社会生活的环境。为了对罗尔斯的正义观念进行替换,首先要替换这一框架性预设。努斯鲍姆所提出的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式正义的环境便体现了这样的努力。然而,这些指责忽视了正义的环境对于正义的规范性原则的内生性构成作用。规范性的正义原则可以对社会生活的环境做出一定的要求,但这些要求必须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正义能否从“幸福”出发

正义理论通常被认为不应该涉及"至善"领域,"正义问题"与"幸福问题"应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所以伦理学家很少用"幸福"论证正义制度和说明个体的正义行为,而多是从"利益"和"尊严"出发论证正义理论的合理性。但在理论结构上,从"利益"出发的"财产中心正义观"存在着不可自洽的缺陷,从"尊严"出发的"主体中心正义观"通过扩充前者的信息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弥补,但"尊严"概念本身对社会合作和正义动机的解释力都稍显不足。赵汀阳教授用"可能生活"重新诠释了"幸福"概念,认为"幸福"的实现在于"可能生活"的多寡,借用这一概念,进一步扩充"主体中心正义观"的信息基础,一方面可以使得正义理论的结构更为自洽,另一方面也在社会"正义"和人们"幸福"之间搭建了可能性桥梁。     

理性慎思与正义的建构——基于休谟的分析

休谟主张从人性内在的情感欲望出发来解释人们的道德行为,但这种解释走向了一种道德相对主义,无法为人们的道德生活提供普遍的价值规范。正义不同于道德,正义作为一种公共性规范对所有愿意合作的人应具有普遍约束力。休谟在解释正义问题上特别强调理性慎思的作用,当然休谟的解释并不是重回理性主义的老路,不再是强调理性主导并支配情感,而是把情感作为行动的动机,凸显理性慎思对情感欲望的调整和引导作用。本文最终试图证明,休谟不是单纯靠情感来解释正义,而是基于情感与理性慎思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人类实践中正义原则的建构。正义的建构是人们综合情感和理性因素反思平衡的结果。     

“欲望”视角下《理想国》中的正义

在《理想国》第一卷至第四卷中,苏格拉底及其对话者们先后提出了四个正义定义,而这些定义从欲望的角度分析又可以分为对立的两类。苏格拉底的对话者们预设了人的欲望是无限制的,从而假定正义必然屈从于欲望。这样的正义论强调正义是一种行为并以人自愿为恶的前提。苏格拉底则坚持人的欲望需要由理性来引导,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基于无人自愿为恶的观点,苏格拉底的正义观论证了正义就是做适合本性的事情,在他的眼中正义是一种状态。     

论正义产生的条件——从休谟到罗尔斯

休谟认为,正义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中等匮乏,自私的人性和大致相等的力量)下才会产生,在缺乏这些条件的地方,正义既不会产生也不会发挥任何作用.本文通过对休谟提出的三个条件的分析,认为休谟对正义条件的探讨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巨大的缺陷.     

多维视角下的生态正义

生态正义是当今理论界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生态正义问题的凸显,拓展了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视野,促进了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转向,改变了环境伦理学的思维旨趣,也深化了人们对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机制和条件的认识.     

休谟“同情”理论与心理治疗

休谟的经验主义哲学观点与现代心理学中的实证主义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他认为理性的作用必须通过情感这一中介,“理性和判断由于推动或指导一种情感的确成为一种德性的间接原因。”休谟的同情为理解人际交往中的情感变化提供了参照,本文试图用这种“情感传导”来说明心理治疗中的人格变化的实质,并发掘其对现存心理治疗缺陷的矫正指导价值。     

“伦理正义”的解释力 ——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

"伦理正义"是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所谓"伦理正义",是肇始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一种正义理解。与"法权正义"基于个体权利追问平等优先还是自由优先的理论争执不同,"伦理正义"以个体德行与公共善的一致为前提,主张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自由的实践统一。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思辨把握,揭示了"法权正义"的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二元结构及其困境,探索了以"伦理正义"超越"法权正义"的国家哲学路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认了"法权正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耦合关系,阐释了从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复归的人类解放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法权正义"的根本批判,回答了在现代社会重构"伦理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     

从“二元对立”到融合经营——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城乡关系研究

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中外皆然。文章在回顾二者对立所产生的副作用的基础上,从乡村振兴的视角出发,重新探讨乡村和城市如何相互确认彼此的价值,并提出城乡融合经营的理念,以期实现城乡融合、持续发展。从人类的起源看,无论是早期的采集狩猎还是洞穴群居,还是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种植、驯养、游牧甚至因人群聚居而形成的小镇,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绝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乡村。农业文明是所有已知文明的起源,乡村就是这一文明的起源地。     

权威与认同——简论休谟“趣味标准”美学思想

趣味标准是休谟美学思想的核心论题。休谟指出,只有在身心和文化方面皆处于合适的位置时,人才能充分享受审美带来的愉悦,同时保证判断的客观性。个人的趣味并非简单的生理快感和功利满足,更来自于对审美形式的洞察,以及与他人交流和达成共识的渴望。因此,良好的趣味需要文化精英的引导。趣味既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官能力,又是受文化熏陶的优雅风习,而具有健全趣味的批评家们则肩负着引导和改善整个社会文化风尚的责任。     

人为德性与文明社会的秩序构建——对休谟正义理论的辩护性阐释

休谟的正义理论是克服现代个体自爱与社会性之间系统张力的重要理论努力,但这一理论一直面临一项质疑:正义作为人为德性,其"德性"面相与"人为"面相存在内在矛盾.针对道德心理机制和人为秩序构建过程的细致分析表明,一方面,休谟的德性理论重视行动后果,主张对行动后果的同情是道德评价的出发点,能够为服务于功利后果的人为制作赋予道德尊严;另一方面,休谟的人为秩序构建理论强调动态过程,在小型社会到大型文明社会的演化中,开明自利的自然动机和正义感的道德动机相互配合发挥作用."德性论"与"人为论"彼此支持,共同奠定了大型文明社会的正义秩序.     

罗尔斯“正义论”视野下的财产权

罗尔斯的"正义论"区别了公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和私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前者属于基本自由,系第一个正义原则调节的范畴;后者则归属第二个正义原则调节。与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不同,罗尔斯将私法上的财产权与政治自由相分离,否定了其自然权利性质,使其回归分配制度建构的本来面目。罗尔斯的财产权理论不仅为"所有权社会化"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且为私法提示了一种全新的财产权伦理观。     

幸福科学与自然主义的“幸福学”

幸福的科学研究在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同时,也遭遇到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问题。从心灵哲学角度所做的诊断表明,幸福科学研究中的错误在于:一是它把幸福这样一个典型的民间心理学概念原封不动地引入到科学研究当中;二是它背后隐含着一个错误的自然主义原则,即科学自然主义。这些错误为幸福科学的困难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然而,幸福科学提供了从心和脑这两个层面认识幸福的全新维度,为自然主义幸福学的建立提供了助力。自然主义的幸福学从描述性和规范性两个维度理解幸福,并以前者作为后者的经验基础,由此决定研究幸福的最好方法是神经现象学。     

别一种“正义论”——伊万·伊里因的正义思想研究

与西方哲学家由于要限制社会中的贫富差距、改善处境较差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状况而讨论正义问题的初衷不同,俄罗斯思想家却是鉴于平均主义民族心理在俄罗斯的根深蒂固和平均主义社会思想在俄罗斯的广泛传播而讨论正义问题的,因此,俄罗斯思想家的正义观总是透露着对人的个性和独特性的凸显与强调。作为20世纪俄罗斯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伊万·伊里因(1883-1954)对正义思想的表达鲜明地体现了俄罗斯正义思想这一独特性。伊里因的正义观以其精神哲学为基础,着重于强调人的独特性,提出作为差别化艺术的正义思想,由此表达出一种批判平均主义、强调要尊重人的个性和独特性的社会建设方向。相较于西方的正义理论,伊里因的正义观不失为讨论正义问题的另一个面相,同时,对于我们远离平均主义的误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启发性。     

休谟是一个因果实在论者吗?——对“新休谟争论”的一个评论

休谟的因果性理论历来是休谟研究的焦点之一.近些年,英美学界在研究这一理论时,出现了“新休谟争论”.争论一方认为,休谟是一个因果实在论者;另一方则对这种实在论观点提出了反驳.分析和研究“新休谟争论”,不仅使我们了解国际学界休谟研究的最新动向,也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休谟的因果性理论.     

规则与标准——重析休谟“趣味标准”的双重内涵

休谟"趣味标准"理论中蕴含的"规则"与"标准"的双重内涵,体现了这位思想家对于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洞察,同时这两重内涵之间的理论张力也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休谟既敏锐地看到个人趣味中偶然而主观性的一面,同时又乐观地相信自然健全的人性与社会历史的进步会逐渐改善人们的趣味。后世对于这一问题的种种争鸣,一方面丰富了休谟的思想,另一方面折射出了时代文化的不同发展、弊端与诉求,对于我们现今的社会文化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